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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跟那个尼姑咋勾搭上的？”
我看到他的表情，忽然想到了那天我们到老牛头山上去的时候他的异常表现，特别是来回的路上他吼了一路骚曲曲，这可是从来没有过的事情。还有，那天我恍惚间觉得那个尼姑头儿倒茶的时候给他使媚眼儿，他出去了一趟背去的包袱就不见了。当时事情太多我没顾上追问，于是我断定，他跟这个尼姑绝对不是一见钟情。
“嘿嘿嘿，尕司令，你说话咋恁难听呢，咋叫个勾搭么。”
“对，不叫勾搭，叫相好总成了吧？啥时候好上的？咋把我蒙在鼓里头呢。”
“嘿嘿嘿，也说不上啥好不好，就是那一回咱打老牛头的时候，奶奶不是问她们愿不愿意嫁伙计么？她回话的时候盯了我两眼，我也盯了她两眼，当时也没多想啥。过后她抽空子问我愿不愿意娶她，我当她跟我说笑呢，就说愿意么，她说那我就跟上你走。后来临走的时候她又不走了，说是要等把那几个婆娘安顿好了才能跟上我走。再后来我就没见她了，一直到我们上老牛头山跟那个团长县长见面的时候才又见了面。喝酒的时候她问我还要不要她，我说要呢，她说这一回我就跟上你走，我说走就走怕锤子呢，走的时候她就跟上来了。”
我问：“你那天背的包袱里是不是给她带啥礼物了？”
胡小个子嘿嘿一笑：“称不上礼物，天冷了，我想着她们山上冷得很，就给她带了一张狼皮褥子。”
我说：“人家跟我说了，要正式跟你呢，你看咋办呢？”
胡小个子说：“尕司令，这事情你还得给我帮个忙，你就当个媒人，要是奶奶在就不麻烦你了。”
我说这还要啥媒人呢，住到一个窑洞里就成了么。胡小个子说：“那咋成呢，人家既然跟了我，我就得明媒正娶才行，不明不白地把人家弄到窑洞里算啥么。”
我觉得他这好像是在骂我，我跟二娘不就是不明不白地睡到了一个窑洞里。可是如果真的让我跟二娘像他们这样明媒正娶，好像又不合适，因为我已经跟花花定了婚，只有跟花花才能洞房花烛。可是，如果我跟花花洞房花烛了，二娘又怎么办呢？我没想过，这也不是我那个年龄能够应付得了的事情。
我的脸烧烧的，我怕他看出我的尴尬，扔下一句：“那成呢，你们啥时候办？我从伙里拨些钱好好热闹一下。”就匆匆撤退了。对了胡小个子这个正人君子，我有些惭愧。像他这种人当土匪真可惜了，好在现在我们也不是土匪了，起码名义上不是土匪了，我们是政府的靖边剿匪第一军。
他的婚事是春节前办的，跟他伙住的伙计搬了出来，给他自己腾了一孔窑洞。我们在他的窑洞门上贴了一个大大的双喜。二娘陪着假尼姑跑了一趟县城，买了一些布料给他们做衣裳。这时候我才知道尼姑叫夏妹子，原来是山西的一个草台班子的龙套，是被老牛头抢到山上的。她跟二娘倒是挺说得来，一个是唱山西梆子的，一个是唱秦腔的，二娘跟她都是没出息的三流戏子，有时间居然还对着哼哼两句戏词儿。可惜一个是山西味儿，一个是陕西味儿，分开唱还能听，合到一起就像西凤酒掺了老陈醋，让人难以下咽，钻到耳朵里比同时杀三只鸡还难听。
胡小个子喜欢传统，成婚之前坚持跟夏妹子分居，夏妹子就住在原来二娘的窑里。结婚的时候我们就给他来了个彻底的传统，二娘给胡小个子做了一身长袍马褂瓜皮帽，相帮着夏妹子做了一身大红的衣裙，成亲那天，我们还特意从山下找了一顶轿子，雇了几个吹鼓手，把夏妹子抬了在山前山后转了一圈，唢呐吹得震天价响，不知道的人听了荒山野岭上的鼓乐声大概很难想到这是在娶媳妇，肯定会以为是哪家人在出殡。
把夏妹子抬到了贴满喜字的窑洞里，两个人就开始拜天地、拜媒人，没有高堂就省了拜高堂这个环节，然后伙计们就开始闹洞房。我们这里的人闹洞房可以随心所欲，俗话叫新婚三天没大小，别把新人闹死就成。伙计们都想趁这个机会全面看看新娘子，就借了闹洞房的机会要帮他们宽衣解带，把胡小个子跟新娘子压到床上扒衣裳，扒胡小个子是假，真正的目的就是想扒开新娘子开开眼。胡小个子哪会不知道大家既险恶又卑劣的用心，便拼了命地保护新娘子，三五个人压不住他。新娘子也紧紧抓住裤腰带，两条腿在空中蹬踏挥舞像是杂技演员表演蹬技，同时嘴里嗷嗷号叫，似乎窑里正在杀猪。我有些不忍，不管怎么说今天是胡小个子的头一晚上，他的老婆他还没扒先让别人扒了，他还没看先让大家看了，将心比心放在谁身上这也不是值得高兴的事儿。可是这是风俗，大喜的日子谁也不能制止闹房，制止闹房就是给火热的婚礼泼冷水，也是给新人即将到来的新生活泼冷水。胡小个子这时候已经有些翻脸了，挣扎的力度更大动作也更猛烈了。狂乱中的伙计们谁也没有注意到他的变化，还在七手八脚地在新娘子跟他的身上放肆……
我怕发生意外，即便不发生意外光是胡小个子翻脸也不值得，大喜的日子新郎官跟朋友因为闹房翻脸可是极为扫兴的事，我便来到外面，掏出枪朝天砰砰砰就是一阵乱放。枪声比什么都灵光，那帮在洞房里忙得昏头涨脑的伙计听到枪声就像一群受惊的兔子，全都从窑洞里蹿了出来。胡小个子已经让人家剥成了半裸，光着膀子一手提着裤子防止变成全裸，一手挥舞着手枪跑出来问我：“尕司令，咋了？”
这家伙脑子就是不灵光。我说：“快，人家又剥你的新娘子去了。”
他转身急三火四跑回去保护他的新娘子去了。我对其他人说：“人家的新娘子你们非要先看一下，看啥呢？都回去睡觉。”
大家这才知道我是护着胡小个子，有一些人就往回走，有一些人还不甘心，聚在胡小个子的窑洞前头想进去接着闹。胡小个子早已经把窑洞门顶得死死的，就有人捅窗户纸、扒门缝，想看胡小个子干吗，窑洞里又把灯灭了。就有人把耳朵贴到门上、窗户上听墙根。我忽然有些讨厌这帮人，硬是害得胡小个子头一晚上连新娘子是白是黑都看不成，也真够可怜的。不过，日子还长着呢，今后慢慢看，有的是时间，只要别看腻了就成。
我胡思乱想着回到了我的窑洞，二娘已经给我把烫脚的水对好了，我奇怪地问她：“你咋没闹房去？”二娘幽幽地说：“没去，我怕那种场面。”
我想问她为什么怕那种场面，话已经到了嘴边上，心里却突然激灵了一下，就好像有一个无形的小榔头击响了我潜意识里的警钟，我就没问。我已经开始学会瞬间判断哪些话该说哪些话不该说，哪些话可以说哪些话不可以说。这是一种技能，一种经历了半生的生活磨砺才能掌握的技能，虽然我还很不纯熟，可是我却已经能在某些时候下意识地运用它了。据说这种技能掌握得越早人的寿命就越短，掌握得越晚人的寿命就越长，按年龄算，我属于掌握得比较早的，可能我的寿命也不会太长。
我们睡下了，我们开始做那种全人类都爱做的事情。这种事情已经成了我们的习惯，就跟吃饭睡觉一样，是我们生活的一部分，既然成了一种习惯，也就没了当初的那种激情和疯狂。今天晚上，当知道有个人，准确地说有一对人正在不远的窑洞里跟我们做着同样事情的时候，我格外亢奋。二娘对我的热情却没有像以往那样给予热烈的回应，她反常地平静，甚至有些冷漠，被动地承受着我的攻击，让我感到自己像一个跟沙袋木桩拼搏的武士。突然我触到了凉水，那凉水是从她的眼睛里流出来的，顺着她的面颊滑到耳根，我惊异地问她：“咋了？心里有事情？”
她摇摇头，猛然间像八爪鱼一样缠紧了我。我却像泥鳅一样从她的怀里滑脱出来，执拗地问她：“咋了？心里有事情？”我现在越来越难以张口叫她二娘了，尤其是在这种状态下，这种时候我一般都跟她白搭话，就是没有任何称呼的对话。
“没啥，就是心里有些难受，过一阵子就好了。”
“没啥你哭啥呢？是不是看见人家结婚你难受呢？”
她没有说话，但却等于告诉我，正是因为看到胡小个子跟那个过去当假尼姑如今叫夏妹子的女人热热闹闹成了亲她才难受的。她的情绪让我的热情像浸到冰水里退火的铁器迅速冷却下来。我翻过身下决心让自己进入梦乡，我也开始学会不费脑筋想那些一时半会儿根本无法解决得了的事情。我跟她会不会成亲呢？我想不会，我从来没有想过跟她成亲的事儿，我也从来没有想过跟别人成亲的事儿，即便根据奶奶的说法我已经跟花花定了亲，我也从来没有想过跟花花成亲的问题。当我跟二娘已经这样了之后，再成不成亲，跟谁成亲都已经没了实际意义。二娘从后面抱住了我，脸偎在我的后背上凉飕飕的，我知道她的眼泪还没有止住。
“没事了，我这个人就是这个命，你没听所有的人都把我叫二娘么？我就是当二娘的命，嘿嘿嘿。”说到后来她忽然笑了起来，“其实有时候当二娘比当大娘还好呢，就像奶奶，名义上是大娘，有啥用？活守寡呢。”
我想起了奶奶。奶奶已经跑了半年多了，音讯全无，有人说在张家堡子见过她，我想到张家堡子去找找，又怕碰见花花，我想如果我碰见花花可能会挺尴尬。后来又有人说在西安城里见过奶奶，我估计那是谎信儿，她不可能往西安城那种地方跑，适合她的地方是荒山野岭和小村落，别看她强悍，进了西安城那种大城市她肯定得蒙。我睡着以后梦见了奶奶，她骑着那匹大黑马，在西安城墙上飞过来飞过去……我不知道这个梦是吉是凶，第二天一大早我找卫师爷破梦。卫师爷说日有所思，夜有所梦，梦见奶奶说明我想念她了。奶奶现在可能跟大黑马在一起，可能到了西安城或者西安城一类的大城市，不过梦终究是梦，也可能没去什么大城市，仍然在张家堡子待着呢。狗屁话，我在心里骂他，从那以后我就再也不找他破梦了。
漫长的冬天过去了，老天爷眨了一下眼睛春天就溜走了，紧接着夏天就光临了。狗娃山就像暴发户穿金戴银的小老婆，越来越丰满，越来越妖娆。我们开始按时收到各地财东、商户交纳的保护费，刚开始也有抗拒不交的，不过我们很快就让他们知道了交纳保护费的好处，不交纳保护费的坏处。我们不杀人，如果靠杀人来要钱，那样就过于强横，人命关天也容易引起强烈的对抗，不管怎么说，我们现在名义上也是政府的军队，不能再像过去那样动辄杀人。我们坚持不懈地通过努力来让那三百多家财东、商户老老实实地按时按数交纳保护费。我们的办法很简单，也很有效，交了保护费的人家保证他活得安宁，不交保护费的人家肯定不会活得安宁，不是家人被绑架，就是田地的青苗被人毁了，商号的买卖叫人家砸了，反正就是没法活。要想活得安稳，就必须交保护费。当然，我们也不是让人家白交，凡是交了保护费的人家，如果真的遇上啥事情，只要来找我们，我们就有责任、有义务替人家摆平，摆不平我们甚至还要赔偿损失，这就是我们的信誉、我们的招牌。
这样一来我们就忙了起来，山下的队伍忙着种地，既当土匪又当农民还要当剿匪第一军；山上的队伍四处奔波，一边忙着敲诈勒索收取保护费，一边忙着打击违法犯罪，维护本地治安。天道酬勤，一忙就有收获，我们的实力很快膨胀起来。我们开始经营狗娃山，在山上修建了坚固的堡垒，高大的石头墙把狗娃山的脑袋箍了起来，堡子的四周修建了高大坚固的碉堡，碉堡上满是黑洞洞的枪眼，活像一头浑身上下长满眼睛的怪兽。堡子的外墙上用白灰刷上了一人高的大字：靖边剿匪第一军司令部。这个活是卫师爷干的，一上山就能看到这几个字。堡子里头修建了几十间房舍，供伙计跟他们的家眷居住。我还是习惯称呼我的部下为伙计，可能这就是贼性难改吧。
李家寨拒绝交纳保护费。想到我的家底是从他家抢来的，本想按照特殊情况处理，免了他们家的保护费，卫师爷说这种事情应该一视同仁，不然对别人就不公平。为了表现我们做事公平，我就改了主意，加强了对李家寨的攻势，指使西山上的小土匪绑架了李冬青的儿子，一定要让他们也遵守规矩给我们交纳保护费。没想到李家大少爷李冬青居然亲自找上门来兴师问罪。那是一个炎热的下午，下面人报告说有一个人自称是我的老朋友来拜访。我以为是谁呢，见了面才知道是李冬青。好几年没见了，他比我们头一次见面的时候胖了许多，也显得老成了许多。他说我也成熟了许多，我暗想我他妈早就成熟了。
不管怎么说，我们也算是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