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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佃户们吐的痰擤的鼻涕，整个人变成了路边扔着的大痰桶。他的家产也被分得一干二净。镇反的时候他又被定性为历史反革命，判了无期徒刑，在监狱里待了二十多年，一直到国庆二十周年的时候才获得大赦。出狱后安排到县文史馆当编辑，成了我的下级，表现还挺好。我摸不透他是真的改造好了，还是装的。
我们伙里的伙计提前结束了整编，年轻力壮自己又愿意的参加了解放军，年纪大的回到狗娃山下种地，土改的时候跟所有贫下中农一样分到了自己的土地，安安稳稳地过起了十来亩地一头牛，老婆孩子热炕头的幸福生活。伙计们都说还是共产党好，打土豪分田地，耕者有其田，农民有了地，谁还会当土匪呢？我在学习班待的时间比较长，主要是等上级对我们狗娃山伙里的定性，看我们到底属于什么性质，然后才能根据上级的定性对我的未来作出决定。过了几个月之后，洪主任通知我，上级根据我们的情况，确定我们为进步的农民武装；由于我在革命困难时期支援过红军一百石麦子，又打过日本人，还跟国民党保安团、正规军打过仗，所以给我的定性是对革命有贡献的民主进步人士。洪主任跟我商量：“你有文化，领导上想安排你到县文史资料室工作，征求你的意见，如果你不愿意去，组织上还可以再考虑。”
我说：“没啥考虑的，只要领导觉得我成我就干。”
我于是到了县文史资料室上班，放下枪杆子，拿起了笔杆子。洪主任说，这就是新中国跟旧中国的根本不同，旧中国把人变成匪，新中国把匪变成人。过了半年我还当了文史资料室的副主任，负责主持编写本地土匪和地方武装史。又过了一年，县政协改选，我又被选上了县政协副主席。花花识字，在那个时代识字的女人就像天上掉下来的白屎壳郎一样珍稀，她的家庭成分又定了贫农，洪主任动员她参加工作，她就当了县妇联的副主任，后来竟然还入了党，当了副县长，官做得比我大。
狗娃山的堡子荒了，再没有人到那里占山为王了。奶奶跟我们一家住在县城，我跟花花都要上班，她就成了我们家的总管。她彻底变了性子，成了一个安分守己安详和善的老太太。如果你在县城的街道上看到她领着孙子孙女们遛弯，跟小商贩们为买一把炒蚕豆、一捆菠菜一分钱两分钱地讨价还价，你绝对不会想到她就是当年横枪立马飞檐走壁叱咤风云的女飞贼。看着她夏日坐在院子里的小凳上享受傍晚的凉风，冬天正午坐在院门口享受温暖的阳光，连我有时候都觉得过去那烽火铁血的日子只是一场梦。我问她过这种日子习惯不习惯，会不会感到闷气，奶奶说现在天下太平，不能再胡作非为了，胡作非为就是逆天行事，绝没有好下场。又说，现在财东都打倒了，穷汉有吃有穿有营生干，太平盛世，她能安安稳稳不愁吃不愁穿地过日子，就是天大的福气。每年清明节奶奶都要回狗娃山一趟，大掌柜跟二娘葬在那里，她要给他们烧纸。她去世以后，我们就把她跟大掌柜葬到了一起，每逢清明节，我都跟花花带着孩子们去给他们上坟。
2005。7。6。厦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