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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尔逊清醒地看到，美国生活已不是二十年前，甚至和十年前也不一样了。他说；“旧秩序变了，我们亲眼目睹这一变化，它不是悄悄地平等地进行，而是急风骤雨的重建，伴随着声响和热量。”新的经济制度已经出现，前所未有，一切都变了。美国人历来的自由丧失了，中产阶级被挤压，个人被淹没。原先的个体劳动者现在成了天天只和机器打交道的雇员，他们连自己的雇主也不认识，因为雇主是庞大的组织，是控制着一切的托拉斯。在新情况下，过去的旧规则已经不再适用，不再解决问题，必须改革，必须进行一场大动作的重建。一百三十多年前，美国的开国诸贤关注和改革的是政府的权力结构，要使之有利于全体国民，防止政治极权。但当时的社会简单，政府只要保证人民不彼此伤害就可以了，所以管得最少就是最好。现在生活变得复杂得多，政府仅仅无为已经不够，必须阻止强者挤垮弱者，所以需要重建经济结构，立法保护正在创业的人，而不是让已经创业成功的人独霸天下，这就是“新自由”，因为正在创业的人才是美国活力所在，生命所在。而在重建经济的过程中，政治结构也会得到相应的调整。进步运动的改革幅度之大，可以说是美国建国后的首次大调整。
与罗斯福一样，威尔逊也绝对反对诉诸武力。他说，只有改革才能防止流血的革命，而改革本身就是一场静悄悄的革命，它镇静而清醒，靠的是理性而非激情。改革的目的是恢复以前的理想，重建一个为全体国民而非特殊利益服务的政府。
威尔逊同时反对大企业和大政府，但是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在他任内政府明显扩大了，美国参战后企业也扩大了。历史似乎向来有它独立于人类意志的走向，政治理想和政治现实始终保持着神秘的距离，非人类所能预测。
《美国自由主义的历史变迁》 新政：自由主义由古典向现代的转折进步主义：20世纪初的自由主义
回过头来看历史真是很值得玩味，因为过程已经完成，谜底已经揭晓，所以到底什么是真正的不可抵挡的时代潮流也就一清二楚了，曾经辩论不清的问题也已成了常识。就进步运动而言，它是美国人在试图纠正工业革命后产生的社会问题和弊端，解决历史摆到他们面前不得不解决的问题，它当然是历史的进步。
顾名思义，进步主义和进步运动是相信社会的进步并推动之，但全是这样吗？事隔一个世纪，我们也不能不看到，进步运动的某些要求掺杂着相当复杂的怀旧情绪，故而“恢复”是进步运动中常用的一个词。罗斯福看到了这一点，他指出进步运动分成两派，并且正在危及运动的成功，是有其道理的。他说；“一半人乃是真正的农村托利党人，试图完成那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将经济状态退回到六十年前去。另一半人想沿着正确的道路往前走，承认企业联合的不可避免和必要，并以相应的扩大政府权力来控制大企业。但与此同时，这些真正的进步主义者行动受阻，因为他们不得不时时对他们的同伴表达忠诚，而这些同伴从本质上讲不是进步主义者，而是退步主义者。”他还攻击威尔逊的新自由是农业反动，要回到19世纪去。
在社会发生剧变的时候，人们往往头一个反应就是回到过去，美化过去。他们只念着过去的好处，却未想到他们早已离不开现在的好处。很多人对当时出现的一些新事物很难接受，因为他们的眼光还是19世纪的。他们有的将金融家，甚至整个银行业，等同于不生产、不制造、不劳而获的高利贷者，有的则一概否定企业的联合。他们不理解工业革命在改变生产的品种、速度和方式的同时，也必然带来生产组织形式上的巨大变化。工业化的联合体替代了个人可以决定自己命运的自耕农、小手工业、小作坊和小工厂的个体化社会，这是人力难以挽回的，美国早年那种独特的个人自由随着环境的一去不复返而无法恢复了。实际上，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人们才从心理上适应了大企业的事实。
进步运动的这类向后看的思想使它赢得另一个自相矛盾的称号——“除去草籽的平民主义”。（Populism with the hayseed removed）像威·杰·布莱恩这样一个拥有众多追随者的平民主义领袖为什么屡屡失败？就是因为他风云政坛几十年，却始终未能对症下药，总是想用农业社会的办法来解决工业社会的问题，纵然他占有道德优势也无济于事。他那不能与时俱进的思想最终在1925年田纳西的猴子案上成为笑柄。
进步运动虽然被一次大战的炮火打断，但这场波澜壮阔的全国性改革运动还是取得很大成就的。在经济改革上，反托拉斯诉讼的成功导致数以百计的非法兼并被勒令解散，克莱顿法又进一步完善了谢尔曼反托拉斯法。1912年，政府开始实行美国历史上第一个高收入累进所得税，由政府对财产进行再分配。必须注意，美国宪法规定，联邦政府只能管理州际贸易，现在介入私人企业，已经是迈了一大步。在劳资冲突中，政府也改变了19世纪末一味支持资方的做法，通过劳工法，支持劳工有组织地与资方协商的权利，还通过了八小时工作制和废除童工等有利于劳工的法律。
在政治改革上，威尔逊任内通过了四个宪法修正案，如此集中地修宪是内战后未曾有过的。它们包括国会课征一切所得税的权力，公民直选参议员，禁酒和妇女选举权。其他政治改革还有文官制度改革，直接初选，公民创制权、公民表决和罢免权等，这些改革从根本上动摇了此前党魁说了算的政党机器政治。在党魁政治中，由州议会提名参议员的做法使美国的参议院成了百万富翁俱乐部，直选就是为了打破这种钱权交易。即使在所谓保守的塔夫脱的四年任内，他制裁的托拉斯比罗斯福任内还多一倍，这也说明大势所趋。遗憾的是塔夫脱不像罗斯福能既赢得改革名声，又得到企业支持，他无法保持共和党内两派的平衡。
霍夫施塔特对罗斯福的评价是“充当进步派的保守派”，威尔逊则是“作为自由主义者的保守派”，两个原本保守的人被时势造就成了改革派。尽管党派不同，他们领导的进步运动有着基本的共同点，也就是都在自由主义的框架之内改革。首先是只反对不公平竞争和不合法经济行为，而不反对资本主义本身，他们恐惧的是经济特权。在代表资本反对特权这一点上，进步主义和自由主义是完全一致的。
二是两人都很注意有限地使用政府权力来管制经济，不采取任何极端措施。他们意在通过法律，而不是通过扩大政府的规模来管制经济。在有限政府和对政府权力的警惕上，他们也基本上维持了自由主义的原则。
三是两人改革的目的都是为了避免革命，避免社会主义。他们都不赞成城市劳工组织和农村平民党的过激做法，而要在寡头统治和社会主义两个极端间走一条中间道路，这仍然还是坚持自由主义。所以，进步运动是一次真正意义上的改革而非革命，它和美国革命一样保守，它只是旨在纠正工业化冲击所带来的社会弊病，纠正自由主义的内在缺陷，为自由资本主义的发展创造更健康的环境。
但是进步运动毕竟走出了自觉依靠政府权力来遏制资本垄断的第一步，也就是走出了古典自由主义向现代自由主义过渡的第一步。它也许动作不大，但全社会毕竟形成了新的共识，其核心就是联邦政府的作用。美国人改变了以前消极的国家观，普遍接受政府有责任规范经济使财富为公众利益服务的看法。在美国早期的政治标签中，通常使用的是“民主派”和“共和派”，很少用“自由派”。在1912年大选中，罗斯福一派的共和党人在对抗塔夫脱时曾自称“造反派”或“反对派”，但罗斯福马上纠正了这一称号，坚持要用“进步派”。威尔逊也始终以进步主义或自由主义自称。李普曼认为，正是在1912年大选中，罗斯福的进步党开始将“自由派”这个词引入美国的大众政治，随后威尔逊在1918年也用它来表示自己的政治立场。而“自由派”一出现，它代表的就是区别于右派和左派的中间派；“自由主义”这个概念从这时起也就与自由放任划清了界线，美国人不再称一个主张自由放任的人为自由主义者，而将他归为右派或保守主义者。
进步时代可以说是现代美国的开始，这种政府和经济的关系一直延续至今。罗斯福重申华盛顿的权力，威尔逊则进一步说；“国民政府对人民的服务必须范围更为广泛，不仅要保护人民免受垄断的危害，而且要便利人民的生活。”他还说；“我确信，现在由个人和公司经营的许多事情，将来会不得不由政府办理。……正因为我不是一个社会主义者，我才相信这些。我认为此类措施是防止共产主义的唯一方法。”这些意味深长的话，预示着政府对经济和民生更为积极的干预。从进步运动开始，美国人对经济民主有了新的意识和要求，对政府的作用也有了新的认识和期待。
《美国自由主义的历史变迁》 新政：自由主义由古典向现代的转折罗斯福新政：现代自由主义的开局
1胡佛的美国体制碰壁
胡佛的命运具有强烈的反讽意味。他是美国总统中少有的理财能手，却在美国最严重的一场经济危机中遭遇滑铁卢。他的前半生以人道主义的救济活动蜚声国际，他的名字象征着粮食和繁荣，下半生却成了饥饿和萧条的代名词。他是一个认真对待美国体制、坚守自由主义信仰的人，但美国人民却不认真对待他，最终遗弃和嘲弄了他。大半个世纪过去了，人们发现他对美国体制的阐述十分本质，并无大错。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问题出在哪里？
一次大战结束后，美国迎来了20年代的繁荣。进步运动的成果虽然没有被否定，但一连三个共和党总统采取的都是亲实业的政策，柯立芝总统的表白最为直截了当，他的名言是：“美国的事业就是实业。”1928年，胡佛和民主党候选人艾尔·史密斯竞选总统，大选前夕他在纽约发表了题为“美国个人主义”的演说，集中阐述了他的政治理念。他将经济繁荣和人民生活提高归功于共和党的领导，因为共和党在战后立即恢复了战时中央集权前的状态，在过去七年多的执政中坚持了美国体制和传统，拒绝政府在经济生活中与民争利。
胡佛演说的中心是政府和经济的关系，时至今日，这仍然是美国政治中的一个中心议题。胡佛区分了两种不同的政府理念：个人主义的和集体主义的，美国的和欧洲的，共和党的和民主党的。胡佛作为工程师和国际商人，曾在东西方许多国家管理过企业，他在国外的丰富阅历使他更加欣赏美国个人奋斗的体制，他相信美国的成功源自美国人倔强的个人主义，欧洲的失败在于他们的家长制和国家社会主义。
胡佛着重论证了为什么政府管不好经济、如果政府管理经济的话又会带来什么问题。他说，美国体制的本质是自治，自治必须避免权力集中，各种制衡机制都是为此设计的。它们在分散权力上很是成功，但负面的结果是办事拖沓，这在政治上可以接受，但对经济来说却是致命的，因为经济管理需要集中责任，把握时机，当机立断。如果经济决策进入民主程序，推诿扯皮，还有什么效率可言？所以民主政府决管不好经济。同时，如果政府真的要接管经济，势必建立一整套组织，形成一个庞大的官僚迷宫，促使中央集权，一切竞争也将宣告结束，而没有竞争的经济不可能有活力。更有甚者，经济自由的丧失最终必然危及人民的其他自由和自治权利。
再说，政府管理经济也不可能明智，经济领导的才能来自现实的商界竞争，但政府如何任命领导经济的官员呢？由政府挑选，还是民选？无论哪种方法，都不可能选出真正的经济管理人才。因此，胡佛一再重申，政府在与经济的关系中只能充当裁判，是进行规范和管制，而不是直接参与。他将此视为政治原则，决不含糊，而他的失败也许正孕于这一执著。
胡佛作此演讲是有所指的，在大选中他感到来自左的威胁，也就是民主党的具有社会主义倾向的宣传，所以他自认有责任出来捍卫他所欣赏的美国体制。胡佛信仰的坚定与他本人的经历很有关系，他出身于铁匠家庭，是白宫主人中不多见的劳动人民出身。他全凭个人奋斗进入斯坦福大学深造。由于能力非凡，成绩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