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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宪宗之贼非郭氏、穆宗而谁哉。”
前者是李纯结发妻子，也是汾阳王郭子仪的孙女；后者是李纯与她所出之子，在李纯被弑后御极称帝。
生前功名渐趋黯淡后，郭子仪作为历史上一个明亮到眩烂的形象还长久地存在着。人们喜欢用一出名为《满堂笏》的热闹戏来表现他。那是一出以他的儿子郭暧与升平公主夫妻口角为题材的戏剧，所以又叫《打金枝》。它具备诸多迎合平民口味的元素，比如：豪门辛秘、男女纠葛、一波三折的情节和圆满收场。所以脍炙人口，久演不衰。遗憾的是，郭氏和李纯的婚姻却成了这本喜剧的悲剧性补记。郭氏的母亲升平公主系代宗皇帝的女儿，而代宗是李纯的曾祖父。从这一层血缘上讲，郭氏不仅是李纯的妻子，也是他的姑母。皇室重视这桩婚姻笼络勋臣的政治功效，没有计较辈份。可这确实是一门不和谐的亲事。
郭氏之子遂王，日后的穆宗李宥，也不能见宠于父亲。无论体、魄，他都缺乏理想君主应有的强健。有人从优生观念出发将这归因于李纯和郭氏的不伦婚姻。其实，放眼上下三百年，我们不难发现，李宥在他的家族中并非另类。他的孱弱之于李唐皇室，一如血友病之于数个世纪后的欧洲诸王族。我们在李渊身上见过；在李治身上，更为明显；还有李显、李旦……名单几可囊括唐室列帝。体魄上的巨大缺陷在他们的政治生活中千篇一律地外化为摇摆不定的过程和无可奈何的结局。他们留给后人的政治形象大多病态地苍白。划归另类的，倒应该是李纯，是他所极力效仿的太宗、玄宗，是那些和激动人心的岁月联系在一起的名字。他们所展示的刚猛有为，仿佛某种隐性基因的性状，在帝系传承中隔（三或四）代遗传。这是王朝的悲哀。与李纯父子巨大性格反差和尖锐矛盾形成鲜明对比，儿子对母亲倒有着深深的眷恋。郭氏迁居兴庆宫后，李宥“朝夕供御，务华衍侈”，每月望朔坚持行定省之礼。在为父亲服丧时也不放弃声色之乐的人，大概不会对弘扬孝道的表面文章有什么敷衍的兴趣。所以我相信，他对母亲的优待是真挚情感的流露。
恋母仇父，加上即位后，特别是长庆二年卧病后李宥在床闱间对朝廷命妇（应该年纪不轻）的特殊兴趣，都是典型的俄底浦斯情结症状。如果是这样，元和宫变就是索福克勒斯悲剧的中国版本。可惜，弗洛依德的心理分析方法依赖于尽可能丰富、真实并且是晦密的细节，而这正是有着诸多避讳的中国史书无法提供的。文字材料的过分简陋使我们无法运用精神分析工具来解析李宥不醒的恶梦和醒后梦魇般的生活。
没有关系。对弑君动机问题，政治因素似乎远比廋藏在灵魂底层的俄底浦斯情结更具解释力：也许是李宥的无能带累郭氏无法正位中宫——生母成为皇后将赋与他嫡子身份，从而使父亲必须服从古老而权威的“嫡子继承制”，失去选择更好继承者的机会；抑或是郭氏强盛的门第使丈夫心存疑虑，生怕自己身后会重现太阿倒持于外戚的局面，才不愿让无能的李宥承继大统？究竟李纯是出于何种考虑，现在我们说不清了。但是，有一点是清楚的：郭氏母子的命运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元和十五年前后，当他们发觉李纯将要作出对他们不利的抉择，从而将他们的命运引向不测的境地时，妻子背叛了丈夫，儿子背叛了父亲。
这种情形不是第一次发生了——神龙年间，中宗也是被自己的妻女鸩杀的。近卫武装和文职官僚一起对弑君者进行了强有力的反击。韦庶人母女很快就被他们释放出的巨大能量碾为齑粉。随后不到十年，王朝信步踏上了历史之巅去领略“开元盛世”的无限光景。元和宫变却终结了“元和中兴”的短暂辉煌。
在李纯晏驾后，左神策军中尉吐突承璀死于非命，而右军中尉却率领麾下的神策军控制了宫中的局势。事后神策军卒每人得到了五十缗酬庸。所以，元和宫变也被人看作宦官集团不同派系的一次对决。正因如此，轻飘飘的一纸《河间传》被看成对李纯命运的沉重告诫。我们也获取了元和宫变的第四种解读。前三种是：
对皇帝虐待的个人反抗；
俄底浦斯情结的病态表现；
皇室内讧。
可是，这还不是答案的全部。元和宫变就如朱红的茎从雕栏玉砌的础下悄然托出的一朵，绽放在那些因关注过去而变得深邃的目光里，任你把繁萼复瓣剥了一层又一层，却总也不见意想中的蕊。从那些被前人剥下的落英里，我拈起了很不起眼的一瓣事实。它不比其他的事实来得重要，可也许它真的被忽略了：
在宫变中，比宦官更可研究的是文职官僚们的立场——同神龙宫变比较，两次宫变有着截然不同的结局，也许玄机恰恰就在于此：神龙年间的宫变巩固了皇帝与文职官僚集团的合作关系，而元和宫变恐怕正相反。
文职官僚集团从一开始就介入储位之争。早在元和四年，翰林学士李绛上疏请立皇储。与他们的意愿相悖，李纯选择了邓王李宁而非遂王李宥，选择了一个官僚们很难抗拒的理由：立嫡以长。换言之，他是不承认郭氏能给她儿子带来继承优先权的。可惜，上天似乎并不眷顾“词尚经雅，动皆中礼”的皇长子。册储的仪式初选在孟夏季节进行——那是长安一年中最明媚的时节了：九城沁绿；肥厚的叶掌撑出层层叠叠的生意，将翳然气象掩盖得一点不露；仕女们心情愉快地往来于青鸦鸦的季节里，笑着、闹着、揣摩着盛典的每一个细节，并在若干年后把每一个细节都羼入她们青涩的回忆——不带有灰黑的情景在记忆中已越来越少了……然而，精心的策划在不期而至的缠绵雨水里湿透了。铅灰的雨云在随后数月内封锁着帝京的天空。仪式推迟到孟秋，又因同样的原因推迟到十月才告完成。这时已到颓废的冬天。经过了长逾六个月的宕延，从上到下，包括皇帝本人都是带着应付的心态在如期而至的凛冽寒风中履行完繁琐的程序。那年的雨也许暗示着上苍的旨意。因为仅仅过了两年又两个月，惠昭太子李宁就薨殁了。由于国典中没有太子丧仪，权摄太常博士的国子司业自创了一套繁琐的仪注。那场隆重得异乎寻常的葬礼也意味着李宁的两个弟弟澧王和遂王之间的角逐展开了。
澧王的生母——掖庭宫一个低贱的宫娥能给她儿子的实在太少了。在围绕立储展开的角逐中，遂王李宥是凭借优越的母系背景获得了文职官僚集团压倒性的支持。尽管李纯不愿意承认他继承大位的优越地位，这场较量仍以他胜出告一段落。矛盾没有解决。种种迹象表明，李宥成为太子不过是他的父亲迫于文职官僚集团的压力而采取的过渡性措施：
第一，诏命翰林学士崔群代澧王草拟让表，以显示澧王仁和谦让。让表暗示着上表之人在皇位继承方面具有某种权利。对文字极为敏感的文官当然意识到其中多有不妥，更何况这绝非单纯的文字问题。早年间太平长公主就曾试图利用宋王李成器所谓的优先权兴风作浪。前车之鉴不远，所以崔群直截了当地表示反对。在他看来，嫡子遂王成为太子是天经地义的，不存在澧王让不让的问题。他的话很能代表文职官僚集团的观点，不过理由略嫌牵强：严格说来遂王并非嫡子，因为——
第二，终元和一朝德妃郭氏也没有主馔中宫。尽管建储之后这已成为文职官僚集团急于实现的目标，可李纯始终在犹豫。文职官僚们在册后问题上锲而不舍地向皇帝施加压力。最后，在元和八年十月群臣联名三上奏表。事态发展到这个地步，李纯终于不能用装聋作哑来回应大臣的请求了。固执的他又借口“岁犯甲午”近乎赌气地宕延着册封皇后的时间——迟迟不给太子生母应得的名份，大大抵销了册立太子的政治意义。
第三，支持澧王的宦官吐突承璀回到长安，出任左神策军护军中尉——这个职位居内庭四贵之首。他一直是李纯身边最受信任和最具影响力的人物，并且一度是皇帝与文职官僚对峙较量的重要工具，也就成了后者重点攻击的对象之一。元和六年冬，他因牵涉“羽林大将军孙俦行贿案”谪为淮南监军。当时，距惠昭太子李宁弃世不到三个月。吐突承璀的意外被贬导致立储的天平倾向遂王。现在，他的回归又让东宫之争静水微澜。
迹象也许还包括，皇帝褫夺了韦绶所兼任的太子侍读差使，原因是他对李宥过分亲密。这位出身世家的谏议大夫很快就被调离长安，到遥远的虔州任刺史。熟稔宫廷政治的人对这类举措不会陌生——处分东宫属官是皇帝警告太子的通用模式，有时还是更大动作的雨前山风。李纯对韦绶的断然处置很可能包含着对士族和文官过份介入东宫事务的不满与警告。
所有这些都构成一种讯息：太子的地位并不稳固。它在大唐的政治空气里传播着。许多被遏制的势力苏醒了，驿动着，伸出他们的触角品味空气中暧昧的味道，一点都不放过。
但是他们所嗅到的不会太多。宫禁制度是一道篱墙，横亘在他们面前，限制着他们的行动空间。篱墙后面是很多很多美丽聪慧的女孩。她们是姝丽的花草，遍植深宫的每一个角落，希冀着无数寂寞难捱的昼夜终能换来一夕的雨露，却总在落寞中度过她们只有一季的明媚鲜妍。天子可以很随意地放任她们在圈定的园圃里自生自灭，却不允许别人擅自进入他原始欲望的后园。文官们自觉地止步于藩篱之外。他们理解和认同皇帝的独占欲，因为他们在自己的深深庭院里也莳弄着一朵、两朵女孩子的花，也有着类似的禁忌。我没有见过集中论述这道性防线政治意义的专著。但它于中国政治生活和制度演进又的确具有不可低估的独特影响。在历次政变中，这道藩篱在很大程度上左右着事件的进程，改变了事件的结局。这是毋庸多言的。在我看来，它的隔蔽效果与行政机构的沟通需求之间的矛盾，或者说，行政效率和帝王个人的性独占欲之间的矛盾，还是推动中国官制演变的重要因素——当然，这是另外一个话题。
但元和十五年李纯卧病时，那道篱墙可不单单是一个行政效率的问题了。文职官僚总是凭借自身在文化上的巨大优势努力地将社会各个阶层，尤其是高踞于最上一层的帝王的思路纳入自己预先设定的框架。他们牢固地掌控着话语霸权，执行着由他们设计的行政程序，引导大唐的政治进程。现在，文官们惶惶然地发现自己的影响力已然被降低到最低，因为他们无法出入内廷，甚至作为天子近臣的翰林学士也不能涉足中和殿。这使他们连说话的机会都没有了。
更可怖的是，他们的对手宦官吐突承璀可以自如地往来于寝宫与外界。阉人们失去了肢体的健全，却换来了对宫廷政治来说至关紧要的自由。出入宫禁的自由使他们在与文职官僚集团的争斗中稳操胜券。肉体残疾本不应该成为人们对宦官深恶痛绝的理由。那些刑余之人的操守、才智并没有和器官一起被阉割掉。举有唐一代为例证：马存亮、严遵美、西门季玄并称三贤，风骨不让名臣；杨复光在剿灭黄巢时指挥若定，俨然有大将风范。反观外庭文武的素质舛错不齐，猥獕颟顸之辈比比皆是；德宗时期，宦官手中的神策军指挥权失而复得就是因为外庭大臣在突发事件中的表现比宦官还要不堪。但是，我们仍然有理由反对宦官。就是因为他们享有文官们所没有的自由。这一点自由已经足以使他们与文官呈现不对称状态，使宦官们的权力缺乏制约，从一开始就存在恶性扩张的隐患，破坏了维系政治体系所需要的平衡。在南衙北司的日常较量中，宦官们并没有取得某些历史教材所想当然的那种优势。这不奇怪。文官们身后毕竟有着深厚的社会基础；作为知识阶层，文化修养也比多数出身边地、下层的阉人普遍要高；同时他们还得到社会舆论的支持。所以，不管是元和还是长庆，只要帝国政治生活在既有轨道上运行，总体上南衙文官并不会处在很被动的地位，甚至能在皇帝的支持下有力地箝制北司宦官。但是，这种成就高度依赖于一个正常的政治环境。在这里，“正常”的涵义可能只剩下皇帝必须能够御门听政这点可怜的内容了。文官无法进入大内，如果皇帝再不能自由出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