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肯特、辛西娅和我面面相觑，好像是在忖度着彼此的心理。这样的时刻能够触动人的灵魂，从而在人们脑海里打上深刻的烙印。我从来不会忘记一个人死了的情景，也不想忘记。
我们回到路上，在安·坎贝尔那辆吉普车周围转了转，看到驾驶室的窗子还开着。许多军队里用的车都没有点火开关钥匙，只有一个启动开关，安·坎贝尔的车就是这样，现在启动开关处在“停”的位置上。前排的乘客座上有一个非军用的黑皮包，辛西娅对我说：“我本想看看包里的东西，可没经过你的同意，就没敢擅自行动。”
“看来我们的合作一开始就很不错嘛。去把手提包拿出来吧。”
她转到另一边乘客座的车门处，垫着一条手绢将车门打开，又垫着同一条手绢拿出皮包，然后在看台的一条小凳上坐下，开始一排排往外拿包里的东西。
我钻到车底下查看了一下，没发现任何异常。我又摸了摸排气装置，发现有的地方还有点余热。
我站了起来。肯特上校问我：“有什么看法吗？”
“已经有了几个大概的推测，但还得等法医鉴定后才能确定。我想你一定通知过法医了。”
“当然通知了。他们已经从吉勒姆出发了，估计现在已经在半路上了。”
“很好。”我对肯特说，“法医来了，一定让他们仔细查看一下她右脚上的那个黑点，我想知道那究竟是什么东西。”
肯特若有所思地点了点头，好像觉得我的要求纯属无稽之谈。也许他是对的。
“另外，请你派人在尸体周围200米的各个方向进行一次仔细搜查，50米以内的地方就不用搜了。”我知道这样做会破坏地上的脚印，但是反正这个射击场上已经有好几百种脚印了，而我感兴趣的只是50米以内的那些。我对肯特说：“请你让手下人将一切非地上生长的东西都搜集起来，比如烟头、扣子、破纸、瓶子之类，然后报告这些东西是在哪个位置发现的。好吗？”
“没问题。但我觉得罪犯可能来去都没留下什么痕迹。他可能和被害人一样，是开车来的。”
“我想你是对的。但我们必须这样做，因为我们需要建立档案。”我对肯特说，“我希望密封好的坎贝尔个人档案和病历中午前能到你的办公室里。”
“好吧。”
“另外请你在宪兵司令部大楼里给我安排一间办公室，再找一个书记员。派两人到安·坎贝尔的办公室，把桌子、家具等所有东西都搬到证据室里锁起来。我没到之前不要放走圣·约翰中士和一等兵罗宾斯。他们没见我之前，不许向任何人透露任何消息。另外，上校您本人也得接受一项很不愉快的任务，去给坎贝尔将军夫妇家里打个电话。去他们家的时候不要声张，带上牧师和一个军官，以防有不测之事发生。别让他们到现场来看尸体。这样好吗？”
肯特点了点头，长出了一口气，说：“天哪……”
“阿门。还有，不要让你的手下人透露我们这儿发现的任何情况。要把一等兵凯西的指纹及在场所有人的鞋印提供给法医，当然包括你自己的。”
“好的。”
“把那厕所棚围起来，不要让任何人使用厕所。在我没彻底检查之前，不要让法医进去。”
“好吧！”
我走到辛西娅身边，见她正在用刚才用过的那条手绢把拿出的东西一件件放回皮包里。我问她：“有什么令人感兴趣的东西吗？”
“没有。都是些很普通的东西，像钱包、现金、钥匙之类的。都没被人动过。有一张军官俱乐部的发票。她昨晚在那儿吃过晚饭，吃的是色拉、鸡，喝的是白葡萄酒和咖啡。”她补充说：“我们在那儿喝酒的时候，她可能正在餐厅吃饭。”
肯特插了一句：“你们俩在一起喝过酒？这么说你们以前就认识？”
我回答说：“我们是各喝各的酒，点头之交而已。”我问辛西娅：“你知道坎贝尔的住址吗？”
“知道，她住在基地外面，在米德兰维多利街的维多利花园45号。”她又补充道：“我想我知道那个地方，那些房子都是些常住在乡下的人在市内的住所。”
肯特说：“我去和米德兰警察局长亚德利联系，给你们弄一份法庭命令，然后我们去米德兰见他。”
“不行，比尔。这件事不能让外人插手。”
“没有地方搜查令，你是不能搜查她的住宅的。”
辛西娅把从坎贝尔包里取出的钥匙递给我，说：“我来开车。”
肯特反对说：“没有地方政府的许可，你们不能在基地之外擅自行动。”
我从那串钥匙中取下安·坎贝尔的汽车钥匙，连同那个手提包递给了肯特，并对他说：“扣押她的车。”
在上车之前，我对肯特说：“你就留下来指挥这里的工作吧。写报告时可以写上我去了米德兰警察局。如果说我临时改了主意，我将对自己的行为负完全责任。”
“亚德利是个粗暴无礼的家伙。”肯特告诫我说，“你会领教他的厉害的，保罗。”
“不管他是怎样的一个人，也得耐心等着轮到他才行。”为了支开肯特，不让他再做出什么傻事，我对他说：“是这样的，比尔。我得先去安·坎贝尔的住所看看，把一些该拿走的东西拿走。因为那些东西可能会玷辱她和她的家庭，甚至会影响到军队以及她在军队里的同事和朋友，对吗？这件事办完后，才能让亚德利去拍照。这样行吗？”
他似乎觉得我说的有道理，然后点了点头。
辛西娅上了车，坐在司机座上，我坐在乘客座上。我对肯特说：
“我可能会从那儿给你打个电话。要往好处想。”
辛西娅把车挂上了头挡，转了个U型的弯，沿着步枪射击场路向前疾驰而去。
“保罗。她为什么被杀？”辛西娅问。
“哦，这个嘛……杀人的动机有好多种呢。”我回答说，“有的人为了私利，有的人为了复仇，有的人因为妒忌，有的人为了杀人灭口，有的人为了保全面子，还有的是杀人狂。犯罪手册上是这么说的。”
“可是你自己的看法是什么呢？”
“照我看，如果是先奸后杀，一般可以认为是复仇或者妒忌，也可能是想杀人灭口。被害人也许认识凶手。如果凶手不带面罩或不化装，事后很可能会被认出来。”我接着说：“这个案子看起来像是一个色情狂干的，凶手也许没有奸污被害人，因为他在杀人过程中已经得到了性欲的满足。我说的这些都是表面现象，至于到底是怎么回事，现在还很难说。”
辛西娅点了点头，但什么也没说。
我问她：“你是怎么想的？”
她停一会儿，说：“这显然是谋杀。因为罪犯准备了一整套作案工具──桩子、绳子，肯定还有一种把桩子钉进地里的工具。而且罪犯肯定带有武器，否则无法缴下被害人的武器。”
“说下去。”
“罪犯用枪顶着她，命令她扔掉武器，然后命令她脱光衣服走到射击场上。”
“推理得不错。不过，我不明白他是怎样在监视她的同时又完全控制了她，因为被害人不是顺从型的女人。”
辛西娅回答说：“我也不明白。也许不是一个人干的。等实验室的检验结果出来就知道是一个人还是两个人干的了。”
“噢。”我又问，“为什么被害人身上没有搏斗的痕迹？也没有罪犯施暴的痕迹？”
她摇了摇头，说：“我也搞不懂。一般来说是该有些施暴的痕迹的……但把被害人捆起来总不能说是友好的吧？”
“当然不是。”我回答，“可那个男人并不恨她。”
“也不很喜欢她。”
“也许曾经喜欢过。辛西娅，你的本行就是调查强奸案。以前遇到或听说过类似的案子吗？”
她想了想，说：“本案有些地方跟我办过的预谋强奸案很相象，作案步骤是罪犯一手策划的。但我不能肯定，也许罪犯认识被害人，也许不认识，或者是他在寻找取乐对象时正好遇上了被害人。”
“罪犯很可能也穿着军装。”我提出了我的想法，“所以才没引起她的警惕。”
“可能。”
我透过车窗向外看去，闻到清晨的露珠和松树林的潮气混合而成的一种淡淡的气息。冉冉升起的太阳把阳光投在我的脸上，我插上车窗，靠在座位上，脑子里像倒录像带一样浮现出我设想的一系列情景：先是安·坎贝尔被捆绑在地上，接着是她光着身子站在那儿，然后是她从吉普车旁一步步向射击场走去……许多事都还说不清。
“也许他并没奸污她，但把她赤身裸体地捆在地上，也许是为了让看到现场的人联想到强奸，也许是故意把她的裸体暴露于众人面前，以此来羞辱她。”我说道。
“为什么？”
“还不知道。”
“也许你知道。”
“再容我想一想。我觉得罪犯认识被害人。”实际上，我早就知道他认识她。我们又在沉默中行驶了一段路程，我对辛西娅说：“我虽然不知道案发的原因，但对案发的过程已经有了大体的了解。你想想会不会是这样：安·坎贝尔离开总部后直接到了射击场，把车停在离一等兵罗宾斯的哨所稍远的地方。她和情人约定在此幽会，他们经常这样干。突然，他用枪顶住她，命令她脱光了衣服，然后就是男女间的那些事了。”我瞥了辛西娅一眼，问她：“你明白我的意思吗？”
“我对性变态一无所知。那是你的研究领域。”
“说得好极了。”
她又说：“你刚才说的纯是男人的想象。我是说，哪有女人愿意躺在冰凉的地上干那个的？那有意思吗？”
我预感到这一天的日程肯定会排得满满的，可我还没吃早饭呢。
我对她说：“你知道罪犯为什么要把她的内裤垫在她脖子上吗？”
“不知道。为什么？”
“你可以查一下凶杀案手册里有关‘性窒息’的那一章。”
“好吧。”
“你注意到了吗？她右脚的趾根部有一个黑点。”
“我没看见。”
“如果那个黑点是她从路上沾来的话，那么她为什么要光着脚站在路上呢？”
“因为罪犯命令她在车里或车旁脱光了衣服。”
“那她的内衣内裤又怎么会在射击场上？”
辛西娅回答道：“可能先是她被迫在车里或车旁脱光了衣服，然后她或者罪犯又把内衣内裤拿到了射击场上。”
“为什么？”
“罪犯手册里有这样的描写，保罗。强奸犯的思维跟常人不一样。他们往往会有许多奇怪的想法，他们自己觉得这些想法很有刺激性，而一般人却不会觉得怎么样。让女人脱光了，再让她自己把衣服拿到他想施暴的地点，这也许就是强奸犯的怪诞想法。”
“有许多可能性。”我沉思了一会儿，说，“只要记着别和这些性变态的人结婚就行了。”
“我们需要让法医验尸，还需要讯问很多人。”
我们？一时间，我俩谁也不说话。我扭头看着窗外，开始努力搜寻对辛西娅的记忆。她来自衣阿华州的乡村，后来在州立大学读书，修学了军队的技术课程，获得了犯罪学硕士学位。因为军队的工资高、声誉好、受教育的机会多、选择职业的范围广，所以像她这种来自乡下的姑娘，还有哪些来自犹太区和落后地区的姑娘都乐意在军队供职。我对她说：“我常常想起你。”
她没有说话。
有过两性关系的男女，只要还正常，还有感觉，还看重那层关系，都会对对方怀着一份特殊的柔情。与此同时，也会有一种难言的尴尬。我们俩人并肩坐在一起，谁也不知该说些什么以及怎么去说。过了一会儿，我又说：“我常常想起你。请你回答我的话。”
她回答说：“我也想过你。”我们又陷入了长时间的沉默，她开着车，我们都盯着前方，谁也不说话。
介绍一下我自己吧。保罗·布伦纳，出生于南波士顿，爱尔兰天主教徒，不认识奶牛，工人家庭，中学毕业。我不是为了离开南波士顿才入伍的，而是军队到南波士顿把我招来的。因为他们知道，像我这种工人家庭的后代是当步兵的好材料。那时他们陷入了亚洲的大规模战争。
我在步兵营呆了一年多，也算得上是个不赖的步兵吧。后来我修了大学课程，学习了军队的礼仪，学习了犯罪学和其他专业课程。我不再留恋南波士顿了，就这样，我和辛西娅从北美同一个州的两头，从两个不同的世界，一起走到了布鲁塞尔，并且坠入了爱河。现在，我和她又在遥远的南方相见了，而见面的原因是要一起查看将军女儿裸露的尸体。爱和友情在这种场合会升华吗？我不敢有什么奢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