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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所闻见，照先密折奏闻。”
王鸿绪受到皇帝委托，保证绝对不敢泄漏。他在密折中说：
“臣一介竖儒，历蒙圣恩简擢，毫无尺寸报效，愧悚无地。
兹于十三日卯刻入直内廷，恭接御批并封内密谕，其时蔡查二臣未曾到。臣虔开默诵，不胜感激惶悚之至。伏念臣至愚昧，何足此数，乃仰荷天恩，破格密加委任，惟有竭尽犬马，力矢忠诚，以仰报圣恩于万一。至蒙恩谕谆诲，虑臣稍露风声，关系甚大，臣益感而欲泣，永永时刻凛遵，三缄其口，虽亲如父子兄弟，亦决不相告，自当慎之又慎，以仰副天心委任之至意也。自后京中可闻之事，臣随时于恭请圣安帖内缮写小折，密达御览。缘系特奉密旨事宜，理合奏复。谨奉。”
（康熙批：是。）
王鸿绪所密奏的，大都是关于钱粮、马政、铸钱、盐政等等财政经济事务。他对财经事务特别感兴趣，所以后来长期做工部尚书和户部尚书。本来这些财经事务可以由正式奏本奏告皇帝，但密折中所奏的大都是弊端，侵犯到既得者的利益，似乎密奏较为妥善。
除财经弊端外，王鸿绪的密奏性质十分广泛。
有几个密折与“陈汝弼案”有关。这案子起因于陈汝弼纳贿三千两银子，后来发展为大案，由“议政大臣、九卿詹事科道等赴刑部衙门会审”。王鸿绪参与会审，将审案经过详细密奏康熙，其中说到满官汉官之间的争辩：
“……定陈汝弼‘情真立斩’，满大人皆已依允。李振裕与臣说：定罪未有口供，大人们应斟酌，且陈汝弼昨日所首字纸及书札是什么东西。臣又云：不是隐藏得的。满大人因令司官取来，念与众大人听……满大人说，没有关系，不必入在口供内。汉大人说：‘假装身死’四字该去，昨日原是昏晕去了。因删四字。屠粹忠说：藏匿案卷及犯赃，得无‘立斩’之条。议政大人说：改了罢。舒辂因改‘立绞’。科道说：
仍照三法司监候绞罢。满班大人未有应者。又陈汝弼令家人递亲笔口供，满大人不收。李录予说：以前三法司不曾取陈汝弼亲笔口供，今日伊家人来递，又不收，如何使得呢？……
今本内所定口供，寥寥数语，乃舒辂所做也……从来问官改供及捏供，拟罪处分，条例甚重……满大人皆怕惹怨，有话不肯发出。议政大臣亦唯听舒辂作主裁定而已……”
康熙批语：“此奏帖甚好，深得大臣体，朕已明白了。”
奏帖的主要内容，是说“满大人”有冤枉犯人的情况。
“汉大人”则力为开脱。这案子后来如何结案不明，相信康熙会有较宽大的裁定。值得注意的是，满洲官员传统上虽较有权势，但康熙并未偏袒满官。同时又可看到，当时处人死刑十分郑重，不能由有权势的大臣一言而决。
王鸿绪的密奏中偶然也有若干无关紧要的小事，今日读来，颇有兴味：
有一个奏折是长篇奏告马政的，最后一段却说：“……李秀、殷德布二人，不知何人传信与他，说皇上在外说他是大光棍，李秀、殷德布甚是惊慌等语。此后臣所陈密折，伏乞皇上仍于密封套上，御批一‘封’字，以防人偷看泄漏之弊……”（康熙批：知道了。）
有一个长篇密折奏告主考官、副主考是否有弊，最后一段说：“又宋荦幼子宋筠系举人，于十一月廿一日到京会试，向人言：其父向年有晕病，隔久方一发，惟今年武场中晕一次，及到扬州，复发一次，比以前紧些，然幸而晕醒，仍可办事，今奏新恩，将来交印之后即可来京等语……”（康熙批：
知道了。）宋荦本为江宁巡抚，新升吏部尚书，办事能干，康熙关心他的健康。
有一个密折奏告一个官员有罪充军，解差向他讨赏，每人要银子十两，那官员不给，反加辱骂。一天晚上，那官员忽被人绑缚，所有银两尽被取去。这是一件无关紧要的小事，王鸿绪一样的密折奏闻。
李煦的奏折
李煦是康熙的亲信，任苏州织造达三十年之久。李煦的妹夫曹寅任江宁织造二十余年，曹寅就是《红楼梦》作者曹雪芹的祖父。李煦、曹寅，以及杭州织造孙文成三人，都不断向康熙呈递密折，奏报江南地方上的情形。其中极大部分是关于雨水、收成、米价、疫病、民情、官吏的名声等等。当时没有报纸，康熙主要从这些奏折中得知各地实情。
康熙三十二年夏，淮徐及江南地区天旱，六月中降雨，李煦奏报收成及米价。康熙批：“五月间闻得淮徐以南时旸舛候，夏泽愆期，民心慌慌，两浙尤甚。朕夙夜焦思，寝食不安，但有南来者，必问详细，闻尔所奏，少解宵旰之劳。秋收之后，还写奏帖奏来。”
四十七年正月十九日，李煦有这样一个奏折：“恭请万岁万安。窃臣于去年十二月初七日，风闻太仓盗案，一面遣人细访，一面即缮折，并同无节竹子，差家人王可成赍捧进呈。
今正月十七日，王可成回扬，据称：‘无节竹子同奏折俱已进了，折子不曾发出。臣煦闻言惊惧。伏思凡有折子，皆蒙御批发下，即有未奉批示，而原折必蒙赐发。今称不曾发出，臣心甚为惊疑。再四严刑拷讯，方云：‘折子藏在袋内，黑夜赶路，拴缚不紧，连袋遗失德州路上，无处寻觅。又因竹子紧要，不敢迟误，小的到京，朦胧将竹子送收，混说没有折子，这是实情。’等语。臣煦随将王可成严行锁拷，候旨发落。但臣用人不当，以致遗误，惊恐惶惧，罪实无辞，求万岁即赐处分。兹谨将原折再缮写补奏，伏乞圣鉴。臣煦临奏不胜战栗待罪之至。”
康熙朱批：“凡尔所奏，不过密折奏闻之事，比不得地方官。今将尔家人一并宽免了罢。外人听见，亦不甚好。”
值得注意的，还不在康熙的宽大，而是他的基本心态：皇帝认为派人暗访密奏，是一件不光采、不名誉的事；不是堂堂正正的办事，就非光明正大的作风，无论如何不能让旁人知道。康熙批复密折，从来不假别人之手，一度右手有病，不能书写，勉强用左手批复。但在政治黑暗的时代，统治者派遣探子私访密奏，却众所公认是理所当然。这种对“特务工作”的价值观念，是政治清明或腐败的一种明显分野。
康熙四十八年七月初六，李煦在请安折子之中，又附奏江南提督张云翼病故的讯息。向皇帝请安，是“恭祝万岁爷万福金安”，该当大吉大利才是，死亡的消息必须另折奏报，决不可混在一起，否则有咒诅皇帝死亡的含义。李煦这个奏折犯了基本的忌讳，十分胡涂。奏折中说：“恭请万岁万安。
窃提督江南全省军务臣张云翼，于康熙四十八年六月十八日，病患腰痈，医治不痊，于七月初三日巳时身故，年五十八岁，理合奏闻。苏州六月晴雨册进呈，伏乞圣鉴。”
康熙见了这大不吉利的奏折，自然很不高兴，但申斥的语气中还是带了几分幽默。朱批：“请安折子，不该与此事一起混写，甚属不敬。尔之识几个臭字，不知哪去了？”
李煦见到御批，自然吓得魂飞魄散，急忙上奏谢罪，痛自忏悔。康熙批：“知道了。”
康熙五十一年七月，江宁织造曹寅（曹雪芹的祖父）奉命到扬州办理刻印《佩文韵府》事宜，染上疟疾，病势甚重。
李煦前往探病，曹寅请他上奏，向康熙讨药。
康熙得奏之后，立即朱批：“尔奏得好，今欲赐治疟疾的药，恐迟延，所以赚驿马星夜赶去。但疟疾若未转泄痢，还无妨。若转了病，此药用不得。南方庸医，每每用补济（剂），而伤人者不计其数，须要小心。曹寅元肯吃人参，今得此病，亦是人参中来的。金鸡拿（即奎宁，原文用满文）专治疟疾。用二钱，末。酒调服。若轻了些，再吃一服，必要住的。住后或一钱，或八分。连吃二服，可以出根。若不是疟疾，此药用不得，须要认真。万嘱，万嘱，万嘱，万嘱！”
康熙连写四次“万嘱”，又差驿马赶急将药送去扬州，限九日赶到，可见对曹寅十分爱护关心。奎宁原是治疟疾的对症药物，但曹寅可能有其他并发症，终于不治逝世。康熙甚为悼惜，命李煦妥为照顾曹寅的遗属。
李煦的奏折之中，有一大部分是关于实验新种稻米的。康熙很重视稻米品质，经过多方试种，培育出一种优良品种，发交各地官绅试种。李煦详细奏报试种的情况，某官种几亩，亩产几石几斗；某商人种几亩，每亩产几石几斗等等。如康熙五十八年六月二十四日奏：“窃奴才所种御稻一百亩，于六月十五日收割，每亩约得稻子四石二斗三升，谨砻新米一斗进呈。而所种原田，赶紧收拾，乃六月二十三日以前，又种完第二次秧苗。至于苏州乡绅所种御稻，亦皆收割。其所收细数，另开细数，恭呈御览。”可见李煦还负有“种御稻实验田”的任务。
康熙将“御稻”种子普遍发交各地官绅商人试种，每人试种的田亩多数是两亩至三亩。李煦种到一百亩，是最大的实验农场。所产的米当时叫做“御苑胭脂米”，色红味香，煮粥最美。《红楼梦》写庄头乌进孝进给贾府的，就是这种米。
康熙在南巡之时，见到民舟中满载猪毛、鸡毛，问起用途，得知是用作稻田肥料，其后即下旨试验，效果甚好。
比之后世不经实验而大搞卫星田，不注意品种肥料而只虚报瞒骗，康熙的种稻实践是科学化得多了。
李林盛的奏折
康熙颇有幽默感，虽然在严肃的公文批语之中，往往也流露出来。
康熙四十年十月二十四日，陕甘提督李林盛上了一道奏本。这人的正式官衔是：“提督陕西甘肃等处地方总兵官右都督加一级降二级戴罪图功。”奏折中说：
“皇上著问：‘提督好，提督身上好么？各官好么？又在先的提督地方上事宜、雨水情形俱不时启奏，今你到任来，为何不具本启奏？今后可将地方上事宜不时启奏于皇上知道。
又皇上赐你鹿舌、鹿尾、干肉等捌样，你可查收’等因。臣随恭设香案，率同将弁各官，望阙谢恩，领受讫。除臣恭奉纶音，颁赐食品，见在另疏奏谢天恩外，所有奉宣地方事宜，雨水情形，令臣宣奏之上论，臣谨遵旨具复。伏念臣以庸愚，幸生圣世，遭遇尧舜之主，身经太平之年，毫无报称，夙夜兢惕……”
此人不明白康熙的性格，奏折中以大量套语歌功颂德，关于地方事宜和雨水情形，也是报喜不报忧。此人大概是汉军旗的武官，所用的师爷也不明规矩，在奏折上盖了一颗官印。
康熙朱批：“知道了。已后折字写清字，不必用印。”
“清字”即满洲文，康熙的意思是，这种奏折是秘密奏报，并非正式公文，要李林盛自己书写，不会写汉字则写清字好了。
李林盛收到御批后，又上奏折：
“……仰惟我皇上承天御极，神武英文，虽圣躬日理万机，犹无时不以民生为念。曩因河东岁歉，上勤圣怀，既沛赈恤之殊恩，复颁免赋之旷典，诚功高万世，德迈百王，薄海内外，靡不共戴尧天也……再臣应宜遵旨，以清字具折请奏，但臣虽稍识清字，因年衰目昏，不能书写，又兼清字之文理不通，如令人代缮，臣既不谙其中深义，诚恐词句失宜，并恳皇恩，容臣嗣后凡陈奏事宜，仍准以汉字具奏，庶民舛错之愆尤也。”
康熙批示：“知道了。此汉文亦未必尔自能作也。”
他明知这员武将肚子里墨水有限，这封奏折必是叫人代写的，于是小小的讽刺了他一下，以后也不盼望他能自写奏折、密报地方讯息了。
李林盛这封奏折虽是师爷所写，其实还是有不通顺处。例如“但臣虽稍识清字，因年衰目昏，不能书写，又兼清字之文理不通”，其实应当是“又兼不通清字之文理”。原折中那一句话，变成了指摘满洲文“文理不通”。好在康熙宽供大量，不予追究，如果变成了细密深刻的雍正皇帝，或许会下旨斥责，罚他“再降一级，戴罪图功”。
后记
《鹿鼎记》于一九六九年十月廿四日开始在《明报》连载，到一九七二年九月廿三日刊完。一共连载了两年另十一个月。
我撰写连载的习惯向来是每天写一续，次日刊出，所以这部小说也是连续写了两年另十一个月。如果没有特殊意外（生命中永远有特殊的意外），这是我最后的一部武侠小说。
然而《鹿鼎记》已经不太像武侠小说，毋宁说是历史小说。这部小说在报上刊载时，不断有读者写信来问：“《鹿鼎记》是不是别人代写的？”因为他们发觉，这与我过去的作品有很大不同。其实这当然完全是我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