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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友宴集，常常白眼踞坐，指古谪今，虽然使闻者折服，但也常常取憎于时。
洪昇的出身、教育、才情、擅长、性格与《红楼梦》中的主人公贾宝玉大致相同，《红楼梦》中对贾宝玉一出场时通过两首《西江月》的描写，应是洪昇著书时愧悔心情的夫子自道：“无故寻愁觅恨，有时似傻如狂，纵然生得好皮囊，腹中原来草莽。潦倒不通世务，愚顽怕读文章，行为偏僻性乖张，那管世人诽谤！富贵不知乐业，贫穷难耐凄凉，可怜辜负好韶光，于国于家无望。天下无能第一，古今不肖无双，寄言纨绔与膏粱，莫效此儿形状”！
具有狂狷性格的知识分子，在我国封建社会并不少见，但兼具狂狷和“情种”双重性格的知识分子，则屈指可数；具有这种双重人格又同时具备很高的诗词、音乐、绘画、戏剧、文学修养的知识分子，更是凤毛麟角了。从目前红学界所能搜集到的有关曹雪芹的全部史料来看，曹雪芹不具备这些特征。曹雪芹有愤世嫉俗的狂狷性格，但无法证明他有“情种”的特质，未经历过“风月繁华”生活的人，也很难养成这种性格。从曹雪芹仅存世的一句诗作“白傅诗灵应甚喜，定教蛮素鬼排场”来看，曹雪芹的诗风流于怪诞，且水平一般。史载曹雪芹的诗多数此类，可见与《红楼梦》诗词的风格并不相类。除诗词外，红学界迄今无法证明曹雪芹有其他方面的文学艺术天赋和才能。兼具这种特定性格和特殊才能的人，查遍康、雍、乾三代史料，洪昇一人而已！
还应注意的一点是，《红楼梦》中主人公贾宝玉那个“爱红”的奇怪毛病：为自己的居所命名为“绛云轩”、“怡红院”，为自己取号“绛洞花主”（一说“绛洞花王”）、“怡红公子”，为“怡红院”题匾额为“红香绿玉”，被元春改为“怡红快绿”，等等，这里面既暗含了主人公的“情种”性格，大概也暗含了主人公原型姓洪昇这个哑谜，不外隐说自己是洪家的风流荡子罢了。
２。迭遭“家难”，坎檩缠身，满腹委曲，无处倾诉。洪昇一生遭遇了三次“家难”。可谓倒霉透顶。第一次“家难”是惨痛的“天伦之变”。康熙八年（1669），洪昇落榜后，从京师返回钱塘，由于别人的挑拨离间，不容于继母，结果被父母逐出了家庭，不得不远走他乡。洪昇在《客中秋望》诗中说：“非关游子澹忘归，南望乡园意总违；三载无家抛骨肉，一身多难远庭帏”。正表达出与父母关系不谐，有家难回，满腔思亲而又不得见谅的悲怆情怀。
洪昇对自己被逐出家庭的原因讳莫如深，史籍上也缺乏记载，但从《红楼梦》所描写的内容看，大致有以下几个方面：其一，自居“情种”，不务正业。洪昇是中国文学史上铁证如山的天字第一号“情种”，年轻时便以“情种”自居，“客燕台”前便已着手《长生殿》创作，为创作《长生殿》这样的言情作品，洪昇必然广泛涉猎古今言情小说戏剧，无心去读四书五经。这在《红楼梦》的主人公贾宝玉身上，可以看得很清楚。而红学界考证出的曹雪芹形象，不过是个“魏晋风度”的人物，与“情种”形象根本不搭界。
其二，无志功名，继业无望。洪昇曾参加过一次科考，但名落孙山；落第后又在京师得罪了许多名公巨卿，虽赢得了少年诗名，但在当时却不是“仕途经济”的正业；书中的贾宝玉大言“除‘明明德’外无书”，把四书以外的书都烧了，并痛斥科举进身的人为“禄蠹”、“国贼”，这些为世人侧目的叛逆性格，与史有明载的洪昇年轻时的举动是如出一辙的，在曹雪芹身上，没有任何史料证明这一点。
其三，交结优伶，终日游荡。从“情种”性格和写作《长生殿》的需要看，洪昇年轻时都必然广泛交结“优伶”，终日在外游荡，这在记载洪昇生活的典籍中有案可查，在《红楼梦》描写贾宝玉同蒋玉函、柳湘莲等“名伶”的频繁而又亲密的交往中亦可见端倪；但在曹雪芹身上，却没有与“优伶”过从甚密的史料支持。
其四，淫辱母婢，有同性恋倾向。天下“灵气”钟情于女子而不钟情于须眉的观点，不是《红楼梦》首创的，而是冯梦龙的始作俑之言。洪昇受冯梦龙的影响是毫无疑问的，因此也必然有许多贾宝玉那种“爱红”的“情不情”的举止，被父母判定为“箕裘颓坠”、不可救药。《红楼梦》中由于宝玉的轻佻举止，导致金钏投井，很可能是洪昇亲历亲为的丑事，结果成为被人攻击的口实。宝玉爱吃丫鬟嘴上的胭脂，对这一点过去红学界都感到奇怪，似乎不可理解。其实，宝玉不是谁嘴上的胭脂都吃，他自己亲姐妹的不吃，宝钗、黛玉、湘云等心爱的人不吃，就连他自己身边的丫鬟袭人、晴雯、麝月等人的也不吃，而是专吃鸳鸯、金钏二人嘴上的胭脂。这两个人，一个是祖母之“大丫头”，一个是母亲的“贴身丫头”。如此描写，不能没有深意，正是贾政以“淫辱母婢”为由对宝玉痛加笞挞的口实。
凡此种种，使父母对洪昇失望之心日趋严重，终因“手足眈眈”的导火线，父母盛怒之下，一痛决绝，把洪昇逐出了家庭。一般说来，作为“严父”，在激怒的情况下，把儿子撵出家庭，甚或宣布断绝父子关系，都是可能的；但作为“慈母”，如无极特殊理由，却很难想象会有此举动。洪昇被逐出家庭，确实是父母意见一致而发生的“家难”，洪昇自己的诗词中对此有明确记载。史学界有人推测洪昇的母亲是“侧室”，逐洪昇的是“大母”，这种推测是站不住脚的。洪昇的母亲作为当朝“大学士”黄几的女儿，为人作“侧室”是不可想象的。真实的原因是在洪昇婚前，他的亲生母亲就病逝了，发生家难时的母亲是继母钱氏，也就是钱凤纶的姑母。这在洪昇父母“四十初度”时，朋友们的贺诗中有明证。继母与前妻子女的关系，是一个古老的传统问题，洪家百年望族也不能免俗。
洪昇的种种“不肖”行为与《红楼梦》中贾宝玉的怪诞举止如出一辙，不会是简单的巧合，《红楼梦》一书只能是洪昇自己“编述”生平，“告罪”天下的作品。书中宝玉虽然未见被逐，但却“出家”了，“出家”和“被逐”都是离开了家庭。这样写法，真真假假，即为自己遮羞，又为父母顾及体面，是可以理解的。
挑拨洪昇与家庭关系的人是谁，今已无考。但从《红楼梦》中宝玉同贾环“手足眈眈”以及赵姨娘、邢夫人等“伯母”、“庶母”对宝玉的态度看，挑拨者的身份就很清楚了。值得注意的是，《红楼梦》对贾环和他的母亲赵姨娘，写得从生理上到心理上都十分丑陋不堪；对主人公贾宝玉的伯父贾赦广蓄姬妾、欺压良善的种种丑行，以及在这些事件中刑夫人的所作所为，亦写得极为可憎。作者笔墨本属忠厚，写王熙凤劣迹斑斑，但又聪明能干，嘴皮子乖巧，自有其可爱之处；写“呆霸王”薛蟠低俗陋劣，身负命案，但他又讲义气，不奸猾，也自有其忠厚的一面。惟独对赵姨娘母子和贾赦夫妇，作者充满了情感上乃至生理上的厌恶，把他们写得一无是处。这应该是遭遇“天伦惨变”后，洪昇对挑拨者耿耿于怀、终生不能释然的表达方式吧。
洪昇父母是否规劝甚至“笞挞”过洪昇，于史无考，但从逐出家庭这种最高惩罚来看，洪昇在离家前，必然遭受过父母的严厉惩罚，惩罚后仍然无效，才会断然采取逐出家庭这一最后手段，这是不言而喻的，这一点在《红楼梦》中亦可见端倪。“钱塘洪家”的家庭矛盾，史有明载；而“江宁织造”曹家，未见可证明家庭有过严重纠纷的史料。
洪昇不仅在违反封建礼教的歧途上越走越远，而且恶劝，可以说屡教不改。洪昇的老师规劝过洪昇，史籍上有明证：毛先舒曾作过一首《水调歌头 与洪昇》，词中写道：“君子慎微细，虚薄是浮名。子家素号学海，书籍拥专城。不在风云月露，耽搁花笺彩笔，且问十三经。屋漏本幽暗，笃敬乃生明。百年事，千古业，几宵灯。莫愁风迅雨急，鸡唱是前程。心欲小之又小，气欲敛之又敛，到候薄青冥。勿谓常谈耳，斯语可箴铭”。从这里不难看出，洪昇青春年少时，没有“留意于孔孟之间，委身于经济之道”，而是性格“虚薄”，心高气盛，醉心“风云月露”，热中“花笺彩笔”，完全有理由被父母判定为继业无望的“不肖”子。所以，洪昇在著书时，方有痛悔自己“背父母教育之恩，负师兄规训之德”的话。
在封建社会，被逐出家门是不肖逆子，子女又不能与父母争论是非曲直，所以洪昇终身不言被逐出家庭的原因，但内心之痛苦郁闷可想而知，通过小说的形式，以曲笔道出这一过程，不正符合《红楼梦》中所说：把自己“之罪，编述一记，以普告天下人”的用意么！考证曹雪芹的身世，从未见辜负亲人和师友教育规训之事，当然也没有为此而著书“告罪”的理由。
洪昇经历的第二次“家难”是“破家之难”。洪昇离家七年之后，也就是康熙十五年（1676），洪昇的父亲洪起鲛遭人诬陷，被朝廷“发配”到“宁古塔充军”。这期间洪昇四处奔走，拜托权贵，营救父亲，但遭了不少白眼。又急于赶回家去，侍父北上充军，除夕泊舟杭城，正月初一解缆北上。这些在洪昇诗作中均有记载。其后洪父中途遇赦，侥幸得以返家，但此时家已破了。洪家是否被查抄，史无记载，但在清代，仕宦之人一旦犯下了充军重罪，其家鲜有不被抄没的，“树倒猢狲散”的结局，可想而知。《红楼梦》中所写荣府的结局，应是洪昇亲自经历的事情。
洪昇被逐出家庭后，于康熙十三年（1674）再次入京，开始了他漫长的国子监生生活。长期生活在北京，这是洪昇熟悉“假语村言”的根本保证；出生在杭州，又是他不忘江南土语的基础。没有这种特殊的生活经历，是不可能用独特的“假语村言”写出《红楼梦》的。这期间，洪昇确实是“一技无成，半生潦倒”。不曾做过一官半职，生活十分清贫艰难，体遍世态炎凉、人情冷暖。他的友人陈缯描述他的生活是“卖文供贳酒，旅食转依人”。洪昇自己也透露：“八口总为衣食累，半生空囿利名场”。“依人空老大，乞食愧英雄”。诗中透露他此时过的是寄人篱下的生活。寄住谁家呢？只能是他的外祖父、也是妻子的爷爷黄几家。黄几此时身居大学士兼吏部尚书的高位，生活应极为豪富。《红楼梦》中描写林如海捎书托贾政，为贾雨村“轻轻地”谋了一个“应天府尹”的高官肥缺。“应天府尹”可是南京市长，只有黄几这样的手握干部调配大权的重臣，方可“轻轻谋得”。此时洪昇的岳父黄彦博已去世，黄蕙母亲也孤苦无告，洪昇此时携家带口前来投奔，其不受欢迎就可想而知了。再加上洪昇本人“亦知贫贱世看丑，耻以劲柏随蓬科”，“平生畏向朱门谒，麋鹿深山访旧交”的倨傲性格，寄住期间屡屡遭人白眼，受尽挪谕讥诮，也是不言而喻的必然结果。
康熙二十一年（1682），黄几因年老“致仕”，举家返回原籍杭州。洪昇此时在京更失去了生活依靠，困难程度进一步加剧。直至康熙三十年（1691）春返家故里，这几近十年的时间，洪昇经常穷到揭不开锅的程度，“有时烟火寒朝昏”，就是洪昇此时生活困苦的形象写照。他的爱女，就是此时在贫病交加中夭亡的。《红楼梦》中幼年被拐的香菱的悲惨命运，很有可能是洪昇在痛悼爱女的心情下创作出来的。
在此期间，洪昇广泛结交中下层文人、优伶、僧道，当时著名文人如朱彝尊、毛奇龄、吴仪一、查慎行、李式玉、吴雯、赵执信等，都与洪昇终生交好。另外，洪昇与“南党”领袖徐乾学、高士奇等亦有往来，尤其与高士奇亲善。洪昇不仅生活上得到这些朋友的一些接济，也在朋友的鼓励下，得以继续其代表作《长生殿》传奇的创作。前后历经十年，三易其稿，终于完成。一搬上舞台便备受欢迎，到处传抄搬演，轰动整个剧坛，从康熙皇帝到王公贵族，从朱门富户到平民百姓，“家家‘收拾起’”，“户户‘不提防’”，可见红极一时。《红楼梦》中，对贾宝玉与三教九流及上层社会的交往，特别是与优伶的过从甚密的描写，对众多剧本、唱词的描写，应来源于洪昇此段生活。
第三次“家难”是“聚演”《长生殿》罹祸，终生功名无望，遗恨无穷。康熙二十八年（1689），洪昇遭遇了人生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