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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琅收复了台湾，从此正式将台湾纳入清朝版图。直到甲午战争清朝割让台湾，1945年台湾再次回到祖国怀抱。
郑成功驱逐荷兰殖民者时，盘踞台湾的荷兰人投降后，便乘船离开了台湾，从此再没有返回。从《红楼梦》中描写的“真真国女孩子”形象看，金发碧眼，熟悉汉语，只能是曾经长期居住在台湾的荷兰人。台湾有荷兰人，也只能是郑成功收复台湾前后一段时间的事情，其他时期台湾都不会有西方白人形象的女孩子。曹雪芹所处的乾隆中叶，台湾根本就不会有什么“真真国女孩子”，只有南明时期，才会有对“汉南春历历，焉得不关心”的“真真国女孩子”。从这一点看，《红楼梦》作品的南明背景也是不容置疑的！
第四节 林四娘
《红楼梦》中最能代表时代背景的典型人物，就是那个“危画（均有女旁）将军”林四娘！林四娘的故事，与乾隆朝和曹雪芹可是一点关系也没有，这是个发生在山东青州的真实故事，在明末清初曾广为流传。《红楼梦》书中交代，贾政和他的清客们，得了一个“新题目”，就是林四娘的事迹，然后把宝玉、贾环、贾兰找来作诗。贾兰写了一首七绝，贾环写了一首五律，宝玉独出心裁，写下一首长篇古风《词》，对林四娘赞颂备至。
所谓“新题目”，应该就是刚刚发生的可资歌咏的新故事。既然是新发生的事情，只能是近年发生的、刚刚传到贾政耳朵里的故事，总不能一百多年后传到曹雪芹耳朵里，还是“新题目”吧？事实上，清朝初年的蒲松龄和王士，就分别在《聊斋志异》和《池北偶谈》中，分别记述了林四娘的故事，也确实是按照“新题目”来歌颂的。仅仅根据这一点，我们也完全有理由推断《红楼梦》与《聊斋志异》是同一时期的文学作品。
顺治二年（1645），也就是南明弘光元年，当时清军占领了北京，但势力尚未向南发展；南明政权自顾不暇，也没有北进的愿望，山东一带，成了四不管的地方。进入北京的李自成军队，被吴三桂和清军联合击败后，大队伍向西溃退，其中一支农民军脱离了大部队，退向山东。
山东青州，是明朝衡王的封地。这支农民军占领青州后，衡王落入了农民军手中。农民军此时正处于孤立无依的状态，于是便欲拥戴衡王登基，继续与清军对抗。哪知这个衡王是个扶不上壁的烂泥，究竟是否顺从农民军，已不可考，反正无所作为就是了。后来，清军进入山东，在交战中，衡王不知是被农民军杀死了，还是被清军处决了，反正是不明不白地死了。衡王死后，据说衡府旧址经常发生妃嫔或宫娥冤魂出没的事情。
衡王与林四娘的故事，在当时南明的首都南京流传很广，南明君臣曾经为衡王的遭遇叹息不止。《红楼梦》、《聊斋志异》、《池北偶谈》等作品，都是根据这一传说写成的林四娘故事，由于传闻的差异，所以记载也大同小异。《红楼梦》中写这个衡王，用的是“恒王”二字，这个“恒王”并非另有其人，只是衡王的同音讹转罢了；林四娘三个字，在所有记述中都是一致的，没有异议。
其他典籍中记载的林四娘，都是一个在战乱中死去的柔弱女子，《红楼梦》中却把她写成了驰骋沙场的女英雄，女烈士，这明显是受了南明时期那些战场女英雄事迹的影响。
顺治十一年（1654）钱谦益意外继承了外祖父的一处庄园遗产——常熟城东三十里的“芙蓉庄”。芙蓉庄不仅名字风雅，周围风景也十分秀美。庄内还有一棵百年红豆树，所以又被当地人称为“碧梧红豆庄”。对芙蓉庄略加修葺之后，夫妻二人携带他们的小女儿，搬来这里居住。
钱柳夫妻搬进芙蓉庄后，一件奇迹发生了，庄中那株已经二十多年不开花的老红豆树，忽然之间竟花发满枝，香飘数里！这年九月，在钱谦益华诞前，居然结下了一粒红豆，而且仅仅一粒！柳如是虽然对陈子龙终生怀念，但对苍老的丈夫能够真心悔过，并且在垂暮之年为反清复明大业辛勤奔走，也充满了一腔柔情。在钱谦益的寿礼上，妻子献给他的礼物，就是这颗代表着相思的红豆，令钱谦益老人激动不已，在席上口占十首绝句，歌咏红豆，歌咏爱情！
钱柳夫妻之所以搬来这里，除掉风光怡人的原因之外，最主要的还是为了同江南义军联络方便。这一时期，钱谦益同他的学生郑成功来往频繁，正策划着郑氏水师由长江口溯江而上，力争夺取南京，占领江南半壁，再图恢复全国。
顺治十一年（1654）正月，郑成功的水师，在张名振、张煌言的统帅下，攻入长江口，停泊在金山江面。柳如是随丈夫亲自来到水师大营箪食壶浆犒劳义军。在这支威武的军队里，她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竟有一支身着戎装、腰佩刀剑、英姿飒爽的娘子军！
柳如是一生侠肝义胆，年轻时经常扮作男装，或儒生，或武生，自比宋朝擂鼓战金山的梁红玉。为了装备起义的五百“罗汉军”，她在自己生活窘困的情况下，把一生积攒的价值万金的首饰，连同“百宝箱”，慷慨地捐给了义军，为世人交口称奇，赞叹不已。
这次也是在与梁红玉战斗地点同名的金山，见到真正的女兵，柳如是内心之激动，可想而知。她同娘子军的首领阮姑娘立刻成了好朋友。张名振看到此情景，笑着说，将来战事结束，让阮姑娘在你个女将军左右侍奉，让你终日和“危画（女旁）将军”在一起。可惜的是，郑成功水师战败后，阮姑娘在舟山战死，永远没有侍奉左右的机缘了！这支娘子军的残部，在“邓小脚”的率领下，后来转战闽南山区，给清兵以惨重打击。最后，终因力量悬殊、粮草断绝，全军覆没，所有女兵全部壮烈牺牲！
《红楼梦》中的林四娘，应该是混合着青州林四娘与江南阮姑娘形象创作出来的。我们知道，《红楼梦》创作初期，洪昇曾以南明时期作为背景，以柳如是为原型进行创作。义军水师女兵的故事，与柳如是紧密相连，难怪洪昇要如此描写。
第五节 曹雪芹书箱
一、“曹雪芹书箱”风波
上世纪80年代初，发生了一项轰动红学界的重大事件：在北京一个张姓的家庭中，发现了“一对儿”所谓的“曹雪芹书箱”。收藏者自称其祖先是曹雪芹的好朋友张宜泉，张宜泉著有《春柳堂诗稿》，内有关于曹雪芹的诗，是新红学理论的重要文献基础。据红学大师冯其庸推断，该书箱确实是乾隆年代的旧物，是曹雪芹或其续弦夫人逝世后，由张宜泉保存下来的。
准确地说，这是一对木制的书箧，左右宽70。5厘米，上下高51厘米，前后深23厘米。两个书箧的正面，左右相对刻有兰花。右边的兰花下有一拳石，兰花上端有行书题刻：
题芹溪处士句：
并蒂花呈瑞，
同心友谊真。
一拳顽石下，
时得露华新。
左边一幅兰花上端题刻：
乾隆二十五年岁在庚辰上巳。
左边一幅兰花的右下角题刻：
拙笔写兰。
还有两句题刻：
清香沁诗脾，花国第一芳。
左边书箧的箧门背面，用章草书写着箱内所装物品的清单。由此清单可见，此箱的主人是一个名为“芳卿”的女子，箱中物品是她与丈夫所绘的编织一类的草图和歌诀稿本，即所谓“花样子”。清单共五行字，五行字左边，则是用娟秀的行书写的一首七言悼亡诗，括号里的文字，是书写当时被勾掉的：
不怨糟糠怨杜康，乩诼玄羊重克伤。
（丧明子夏又逝伤，地圻天崩人未亡。）
睹物思情理陈箧，停君待殓鬻嫁裳。
（才非班女书难续，义重冒）
织锦意身睥苏女，续书才浅愧班娘。
谁识戏语终成谶，窀穸何处葬刘郎。
此书箧的发现，着实令红学界兴奋了一阵子。吴恩裕、冯其庸等大师断定这对书箧是曹雪芹续娶时，朋友们送给他的贺礼；赵冈先生还为此专门写了一篇洋洋洒洒的文章：《曹雪芹的继室许芳卿》。这件乾隆时期遗物重见天日，红学界几乎异口同声认为，是《红楼梦》问世“二百年来的一次重大发现”！因为它不仅证实了新红学理论的根本所在，即《红楼梦》作者曹雪芹本人的存在，同时也证明了曹雪芹确实有个续弦夫人，就是书箧的主人“许芳卿”！
然而，正在红学界大师们好梦沉酣的时刻，却冷不防被人浇了一瓢冷水：1983年3月，在《文献》杂志第15辑，刊出了端木蕻良与洪静渊先生《关于新见“芳卿悼亡诗”的通信》。端木先生是曾经创作长篇小说《曹雪芹》的著名作家，洪先生是安徽省著名文人，二人在文坛均可谓德高望重。洪静渊先生称“从友人处获阅《旧雨晨星集》一书残本”，书内记载一个名“许芳卿”的女诗人，在其夫卒后，作悼亡诗云：
不怨糟糠怨杜康，克伤乩诼重玄羊。
思人睹物埋沉箧，待殓停君鬻嫁裳。
织锦意深惭蕙女，续书才浅愧班娘。
谁知戏语终成谶，欲奠刘郎向北邙。
此诗的发现，红学界立即大哗。因为《旧雨晨星集》的作者为程琼，号“转华夫人”，其夫吴震生，号“玉勾词客”，二人均乃生活在康雍两代的安徽籍著名词人。吴震生在乾隆二年为《西青散记》作续时，自称“鳏叟”，其时“转华夫人”下世最起码已经十年以上了。这说明，与“转华夫人”生前为邻居的“许芳卿”，悼念亡夫时，曹雪芹尚未出生。许芳卿根本不可能成为曹雪芹的续弦夫人，所悼的死者也不可能是曹雪芹！据此，高阳先生撰文《许芳卿悼亡，曹雪芹未生》，红学界又交口一声，断定“曹雪芹书箧”乃是“作伪”的产物。
随着吴恩裕大师的逝世和冯其庸大师的缄口，红学界基本无人再提起这对令大师们蒙羞的“书箧”了。只有邓遂夫先生前一段发表了一篇《曹雪芹箱箧公案解密》文章，用自己记录的同洪静渊先生的谈话，判断洪先生提到的《旧雨晨星集》子虚乌有，试图证明是洪静渊先生“作伪”，而书箧是真的有价值文物。邓先生同洪先生的谈话发生在1988年６月，从谈话到邓先生文章发表，历时长达15年之久。谈话当时洪先生已经“八十多岁”了，大概不会再活15年。洪先生在世时，邓先生把自己的“谈话记录”束之高阁，而在洪先生辞世后才加以公开发表，众所周知，死人是不会为自己辩护、打笔墨官司的，邓先生于此时发表自己记录的、洪先生无法辩护的、也没有第三人证实真伪的谈话记录，不是十分耐人寻味么？
红学界的大师们，思维方式似乎出了点问题：此书箱出自现代一个张姓公民家中，由于书箱上有“芹溪处士”字样，他们对书箱原主人是曹雪芹便深信不疑，甚至对臆测“芳卿”是曹雪芹的“续弦妻子”也全盘接受，尽管这中间并没有直接证据支持。但对于曹雪芹拥有此书箱之前甚至出生之前，书箱还有一个初始的主人“许芳卿”，这个“芳卿”并非曹雪芹的“续弦”，甚至与“曹家店”不搭界，尽管这些都有直接证据支持，但大师们还是不能“容忍”，转而全盘否定这对书箱。他们不对箱箧进行考古鉴定，不去研究“悼亡诗”的真实含义，而是采用非此即彼的简单粗暴态度，不是无端判定“许芳卿”是“造假”的人物，就是盲目推断书箱本身是“造假”的产物。总之，在大师们眼中，不是用书箱来判定曹雪芹的著作权，而是用曹雪芹的著作权来判定书箱的真伪；书箱如果有利于曹雪芹就是真的，如果不利于曹雪芹就是假的。本末倒置，因果颠倒，如果说研究《红楼梦》是严肃的学术活动的话，能够容许对同一证据采取如此实用主义的态度么？看来，“两个凡是”在红学界还真有一定市场，难道在红学界还有必要再开展一次“真理标准”的大讨论么？
二、“曹雪芹书箱”外部题款解读
首先可以断定的是，在北京张宜泉后人家中发现的这对儿“曹雪芹书箱”，确实是一对儿装书用的箱子。从尺寸上看，比装杂物的箱子要小。两边带有耳环，出门时便于随身携带；两个一对儿，或肩挑或牲口驮，都十分方便。从书箱内壁上题写的内装物品目录看，此箱原来是女人装“花样子”和编织歌诀用的箱子。从箱子的古旧程度看，判断为清初的古董，是可信的；根据箱面上“题芹溪处士句”，判定该书箱曾经为曹雪芹拥有，大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