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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身妓女的才女们，命运往往更加悲惨，她们从良后多为人做妾，在吃人的封建大家庭中，她们的命运是注定不得善终的，董小宛、柳如是便是她们的突出代表。柳如是嫁两朝名士钱谦益为妾，当时钱已是高龄，钱死后，受家庭中子侄排挤，不得已自经身亡。《红楼梦》中在黛玉身上寄托的冯小青的影子，也是一代名妓为人做妾，被大妇虐待，年轻轻抑郁而死的。
不止《红楼梦》，明末清初的文学作品普遍反映类似的女性观。《红楼梦》中在第一回和第五十四回中，借石头和贾母口吻，批评了“近日”的才子佳人小说，“千部一套”、“涉于淫乱”、“非文即理”、“不近情理”。才子佳人小说滥觞于顺康年间，乾隆时代已禁绝殆尽。所以，《红楼梦》批评的这些现象，必然是明末清初的事情。
其实，《红楼梦》自身就不是什么凭空出世的奇葩，她的作者虽然不满当时艳情小说的滥觞，但作品还是明末清初艳情小说和世情小说的延续，还有同类传奇作品的影响，在《红楼梦》中，能明显看出因袭《金瓶梅》、《牡丹亭》、《长生殿》等同时期稍早的文学作品的痕迹。反过来说，乾隆朝的道学风气下，是不可能产生此类表现独特女性观的文学作品的。我们可以从明末清初的文学作品中，找出大量的与《红楼梦》女性观相同或近似的作品。
其一，描写女性崇拜的作品。明末清初以前的文学作品，描写男女情事，多表现一见钟情、始乱终弃的负心故事，男女之间的地位并不平等，如《西厢记》、《白蛇传》等。但到了明末清初创作的才子佳人小说或传奇，男女地位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作品中不但表现女子同样有才华和能力，而且胜过男子，男子往往受女子的摆布，成为女性的附庸。这是既往的文学作品中不敢想象的。
这一时期的作品，如《平山冷燕》、《玉娇梨》、《定情人》、《飞花咏》等，表现的女子都远胜于男子，尤其是才华，男子绝不能望其项背。她们不仅能与男子相抗衡，多数情况下似乎更优越，使男人成为女子的陪衬。作品创作的目的，似乎根本不是赞扬才子，而是更多地赞美佳人，表现出了一种毫不含糊的女性崇拜倾向。此时期最著名的《聊斋志异》，描写的虽然是鬼狐故事，但作品吹捧揄扬的，都是化为女性的鬼狐。在这些女性鬼狐面前，男人都是陪衬，都是受到怜悯照顾的可怜虫！
其二，描写“情痴”、“情种”的作品。明末清初的文学作品，有着极为浓郁的女性化倾向，作品中的“情痴”、“情种”，不再是男性的专利，女子的钟情则更胜于男子。杜丽娘、杨玉环、冯小青、林四娘、林黛玉以及《聊斋志异》中的众多女狐女鬼，都表现出这种前人绝不敢形诸笔下的品格。无须讳言，这些钟情女子，往往表现出一种对淫荡生活向往的纵欲倾向，《红楼梦》对钗、黛、湘、晴、袭等人的描写，不过隐晦一些罢了。
这一时期的艳情作品，有明显的言情化倾向，对女性的认识，不仅要有貌，更要有才，除此之外，还必须有“情”，并特殊强调“情”的碰撞和沟通。《玉娇梨》中的才子这样表达自己的佳人观：“有才无色，算不得佳人；有色无才，算不得佳人；即有才有色，而与我苏有白无一段脉脉相关之情，亦算不得我苏有白的佳人！”这同《红楼梦》的女性观是完全一致的。宝钗可谓才貌双全，但与宝玉之间缺乏的，就是这样一段“脉脉相关之情”，因而，在宝玉心中，她的位置始终不及黛玉。
其三，描写男女感情梦幻经历的作品。明末清初，用梦幻手法描写男女感情生活的作品蔚然成风。其始作俑者，当是汤显祖，他的《牡丹亭》描写柳、杜二人的感情，由生到死，再由死复生，可谓历尽波折、九死不悔。吴伟业刻画的徐适和黄展娘的爱情，在一个玉杯中，如梦如幻，亟尽缠绵悱恻。洪昇的《长生殿》，描写的李杨爱情，由天上到地下，由地下再回到天上，梦魂牵挂，生死相依，这同《红楼梦》中的宝黛爱情，如出一辙。
明末清初之所以出现这种描写梦幻般爱情的独特创作方法，与当时特定的时代背景是息息相关的。一方面是商品经济的发展，小市民生活的需要；另一方面是程朱理学的衰落、王陆心学的兴起，文人生活较少拘束的结果。更重要的是，因为改朝换代，男女感情受特定历史动乱拨弄，往往事与愿违，只好借助梦幻在虚拟中表达。《聊斋志异》中的好多人鬼恋，就是这种现实生活的折射。
其四、描写才女和妒妇交织的作品。明末清初的才子佳人小说，有一个十分奇特的现象，就是才女往往和妒妇、悍妇交织描写，造成对女性的赞美和诋毁共存于一部作品的怪现象。《醋葫芦》、《疗妒羹》、《小青传》、《河东狮吼》等，表现的都是这种独特的女性观。就连《聊斋志异》也未能免俗，书中多有丈夫惩治妒妇、悍妇的故事。《红楼梦》中对夏金桂等悍妒妇人的描写，不见得比以上作品高明多少。
文学作品中这种独特现象的出现，自有其深刻的社会根源。明末清初，士大夫阶层的生活都有其虚伪的两面性，道貌岸然的同时又极度浮华，男女之间的关系比以往任何时代都腐朽糜烂。正像《红楼梦》中的贾珍、贾琏、孙绍祖一样，专门“在女人身上下工夫”，家庭中妻妾成群，对丫鬟仆妇也“将次淫遍”。这种家庭关系，才女和妒妇并存，就是社会现实的必然反映了。
四、明末清初的小说评点与女性批书
明末清初，由于波澜壮阔的思想解放运动的影响，不仅文学创作高潮迭起，文学批评也出现了一个黄金时代。当时不仅是古典小说、传奇、诗词、笔记创作出版最多的时代，而且最流行的文学版本，几乎都是评点本，成为十七世纪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其一，评点大家辈出，经典作品评点将遍。这一时期的评点大家，有李贽、叶昼、毛宗岗、张竹坡、汪象旭、吴仪一等。其他如冯梦龙、李渔等，虽然够不上评点大家，但其评点作品的影响，也是不可小觑的。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此时期出现了一批女性评点大家，如吴吴山三妇、洪之则等。她们对《西厢记》等作品的点评，在所有的评点者中，是最受后人称道的。
此时期，不仅本时代创作的文学作品被普遍评点，以前流传下来的文学作品，也几乎被评点殆尽。这些著名的评点家在评点时，不仅“发作者寓意”，而且还大胆改定原稿，《水浒传》就是被金圣叹“腰斩”后定稿的。我们今天所能看到的著名古典文学作品如《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西厢记》等，都是这个时期评点后的定稿。
其二，评点大家评点文字尽情宣泄内心的情绪。如李贽在评点《水浒传》时，认为该书为“发愤之作”，读后“胸中有如许无状可怪之事，其喉间有如许欲吐而不敢吐之物，其口头又时时有许多欲语而莫可所以告语之处，蓄势极久，势不能遏”所以不得不“夺他人之酒杯，浇自己之垒块”。金圣叹更认为，《水浒传》是“一字一哭，一哭一血，至今如闻其声”；“令人大哭，令人大叫”，“如夜潮之一涨一落”。
张竹坡在分析《金瓶梅》作者创作动因时说：“作者不幸，身遭其难，吐之不能，吞之不可，搔抓不得，悲号无益，借此以自泄”，“乃一腔愤懑而作此书，言身已辱矣，惟存此牢骚不平之言，以为后有知心当悲我之辱身屈志，而负才沦落于污泥也”。这些评点大家的话，不仅对于理解《红楼梦》创作缘起，多所启迪，对于理解脂批，也甚有帮助。
其三，评点的基本形式和方法。明末清初小说评点的基本形式，主要有序跋类、眉评类和回评类。序跋类是为作品作序、跋、引言、凡例、品题等；眉评类则是在作品中间撰写批语，其中在每页上方的批语称眉批，在作品行中的小字批语称夹批，在行侧的批语称侧批；回评类又分为回前评与回后评。有回评和眉评的作品称为评本，《红楼梦》脂本即评本，而程高本虽有序跋，但无评语，故不是评点本。
此时期批点小说的常用方法有：“因文生事”和“以文运事”，这是金圣叹提出的；“十年格物”与“一朝物格”，这也是金圣叹首先使用的；“同而不同处有辨”，这是李贽首创的；“善写妙人者不于有处写”，这是毛宗岗发端的。
这些大家评点小说的常用术语有：金圣叹提出的“草蛇灰线法”，“绵针刺泥法”，“横山断云法”，“特犯不犯法”，“背面铺粉法”，“弄引法”，“獭尾法”，毛宗岗提出的“笙箫夹鼓、琴瑟间钟”法，等等。
我们可以比较一下，《红楼梦》的脂评，与明末清初的评点大家手法基本一致，而与康嘉道咸时代的评点，从形式到方法都有很大的区别，只要比较一下“三家评本”和“脂本”的异同，就会看得很清楚了。
第二节 “意淫”思想
究竟什么是“意淫”，仅凭《红楼梦》书中的某段只言片语去推测，都有盲人摸象之嫌，正确的研究方法，应该是把《红楼梦》中关于“意淫”的表述综合起来，加以归类分析，从总体上对“意淫”加以全景式地把握。
１．“意淫”首先是“淫”，《红楼梦》作品主人公是“天下古今第一大淫人”！作者首先借“警幻仙姑”之口，说明“好色即淫”，“知情更淫”，所谓“好色不淫”、“情而不淫”，都是“轻薄浪子”“掩非饰丑之语”。所谓“天下古今第一大淫人”，也就是在时间和空间上，对所有“淫人”加以比较，《红楼梦》作品的主人公最“好色”，最“知情”。
２．“意淫”不是“皮肤滥淫”，不是生活中男女之间肉体上的结合，不是《红楼梦》书中贾珍、孙绍祖、多姑娘等人的淫荡行为。作者告诉我们，“淫虽一理，意则有别”，“意淫”是精神层面的“淫”，是“天分中生成”的“一段痴情”，同“世之好淫者”有着本质上的差别。对那些“悦容貌，喜歌舞，调笑无厌，云雨无时，恨不能尽天下之美女供我片时之趣性”者，作者统统斥之为“皮肤滥淫之蠢物耳”！
３．“意淫”可意会而不可言传，奥妙所在，存乎一心。由于“意淫”是精神层面的一种生活态度，所以作者告诉我们，“可心会而不可口传，可神通而不可语达”。这里所说的“心会”、“神通”，就是内心对“好色”、“知情”的一种领悟。这种领悟只存留于精神层面，而不可应用到肉体上，一旦付诸肉体实践，则变成了“皮肤滥淫之辈”。
４．持“意淫”生活态度者，是女人的朋友，但又为社会所排斥。作者明确告诉我们，“独得”“意淫”二字之真谛者，在“闺阁中”“可为良友”，可以“独为我闺阁增光”。但一入此道，便“未免迂阔怪诡”，“百口嘲谤，万目睚眦”，为社会（主要是上流社会）所不容，终不免“见弃于世道”。
５．社会上持“意淫”生活态度者，不是“情痴情种”、“逸士高人”，就是“奇娼名优”。他们既非“应运而生”的“大仁”，亦非“应劫而生”的“大恶”，“其聪俊灵秀之气，则在万万人之上；其乖僻不近人情之态，又在万万人之下”。作者通过贾雨村之口，开列了一大堆此类人名单，如陈后主，唐明皇，宋徽宗，柳耆卿，唐伯虎，李龟年，卓文君，薛涛，崔莺等。
从以上五个层面的分析，我们可以作出如下推断：所谓“意淫”，就是文学作品中的“情”，戏剧舞台上的“淫”！这种“情”和“淫”，就是文学生涯中的“情痴”、“情种”，体现的是作者精神层面上的一种境界，而不是作者本人的肉体活动；这种“意淫”作品，当然为市井小民、闺阁红楼所欢迎，但同时又必然与以程朱“理学”、王陆“心学”为正宗封建正统伦理道德发生冲突。
有人可能要问，既然是文学作品，不论小说还是戏剧，都是“口传”、“语达”的，出自作者之手，入于读者（观者）之目，为什么说不可“口传”、“语达”呢？这里说的不是作品本身，而是作者的创作态度。作者把心中的“情”和“淫”，用什么方式表达，表达到什么程度，表达出何种境界，确实是只能“心会”、“神通”的精神活动，无法为外人道的。古今中外所有的名作家，创作时心中激荡的那种“情”，谁说得清楚？
我们知道了“意淫”就是言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