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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时大批人把十字街口围得密不通风，有爱看热闹的小商小贩，过路行人，也有成群的逃荒难民涌来。这群难民中有好些是杞县人，还有人曾经见过李信。人场中马上传开了，都知道他就是一连两年来每年冬、春设粥厂和开仓放赈的李公子。
听说有人要施舍，要救济，难民老的、少的、男的、女的，都挤到前边，人数愈来愈多，把他团团围住。有的叫着：“李公子你老积积福，救救我们！”有的人干脆伸出手等他打发。
刹那之间，在他的面前围了一大片。李信身上只带了二三两散碎银子，掏出来交给一个仆人，叫他买蒸馍烧饼，每人打发两个，对年老的和有病的就另外给几个黄钱，让他们能买碗热汤。
吩咐一毕，他就分开众人，准备上马离开。面对这么多的难民，李信也是有心无力。当他刚从马夫手中接过马缰时，忽然听见人群中有谁小声问道：“这是哪位李公子？”
另一个声音答道：“是杞县的李信。他老子李精白曾做过山东巡抚，首先替魏忠贤建生祠，十分无耻，后来又挂了几天什么尚书衔。今上登极，魏阉伏诛，李精白以又次等定罪，不久也病死了。此人因系阉党之子，不为士林所重，故专喜赈济饥民，打抱不平，做些沽名钓誉的事，笼络人心。”
李信听毕，猛地转过头去，恨不得三拳两脚将这两个谈论他的人打死。这时看热闹的人正在散开，不少人边离开边回头看他。人群中有两个方巾儒生背着手缓步向吊桥而去，并不回顾。他猜想必是这两个人中间的一个对他恶意讥评，但是他想起来《留侯论》中的几句话忍了一口气，跳上马，抽了一鞭，向南扬长而去。
《留侯论》是苏轼的一篇散文，李信想到的，乃是下边几句：“古之所谓豪杰之士者，必有过人之节。人情有所不能忍者，匹夫见辱，拔剑而起，挺身而斗，此不足为勇也。天下有大勇者，猝然临之而不惊，无故加之而不怒，此其所挟持者甚大，而其志甚远也。”
他本来心中就很不愉快，这个人的话更狠狠地刺伤了他。国事和身世之感交织一起，使他对世事心灰意冷，连往禹王台的兴趣也顿觉索然。当天启三年，东林党人开始弹劾魏忠贤的时候，他父亲李精白在朝中做谏官，也是列名弹劾的一人。然而，后来不知怎么的，李精白一变而同阉党暗中勾结，三四年之内就做到山东巡抚。
天启末年，全国到处为魏忠贤建立生祠。李精白首先与漕运使郭尚友在济宁为魏阉建昭忠祠，随后又在济南建隆喜祠，所上奏疏，对魏忠贤歌功颂德，极尽谄谀之能事，确实无耻得很。当时谄事阉党，不仅地主阶级的读书人都认为无耻，连一般市民也很憎恨。
一年前阉党以天启皇帝名义派锦衣旗校到苏州逮捕人，曾激起数万市民骚动，狠打锦衣旗校，当场打死一人。至于替魏忠贤建立生祠，更被人们认为是“无耻之尤”。
当李精白在山东替魏忠贤建生祠时候，李信住在杞县乡下，得知这事，立刻给父亲写信苦谏，劝父亲以千秋名节为重，赶快弃官归里。但是李精白的大错已经铸成，不能挽回。李信气得哭了几天，避不见客，恨不得决东海之水洗父亲的这个污点。
魏忠贤失败之前，升李精白为兵部尚书衔，以酬谢他首建生祠之功。由于李信苦谏，李精白称病返乡，同时和阉党的关系也稍稍疏远。不久崇祯登极，诛除阉党，因知李精白与阉党交结不深，将他从轻议罪，判为徒刑三年，“输赎为民”了事。
李信在二十岁那年，中了天启七年丁卯科举人，由于家庭关系，绝意仕途，不赴会试。明末士大夫间的门户成见和派系倾轧，十分激烈。李信尽管有文武全才，却因为他父亲名列阉党，深受地方上缙绅歧视和排挤。
特别是杞县离商丘只有一百多里，本县缙绅大户不少与商丘侯家沾亲带故，互通声气。侯家以曾经名列东林，高自标榜。这个侯家，就是户部尚书侯恂的家族，明末四公子的侯方域也是出身商丘。凡是与侯家通声气的人，更加歧视李信。李信愈受当权缙绅歧视，愈喜欢打抱不平，周济穷人，结交江湖朋友和有才能的“布衣之士”。
歧视他的人们因他立身正派，抓不到什么把柄，又因他毕竟是个举人，且是富家公子，更有些有力量的亲戚朋友，对他莫可如何。因为这些缘故，李信的日子，倒也过得潇洒。
李信见天下大乱，很爱读“经世致用”的书。他对国家治乱的根本问题看得愈清，愈讥笑那班只知征歌逐酒、互相标榜的缙绅士大夫，包括候公子方域在内，不过是“燕雀处于堂上”罢了。
如今他因为周济了一群逃荒难民，被人恶言讥评，揭出他父亲是阉党这个臭根子，使他十分痛苦和愤怒，但也无可奈何。父亲的污点，是李信这辈子最大的痛。但是，父亲毕竟是父亲，割不断的血水浓情。何况，经过他的教育，他的父亲已经幡然醒悟了。
从宋门去禹王台要从大校场的东辕门前边过，这条路也就是通往陈留、杞县、睢州、太康和陈州等地的官马大道。现在有成群结队的难民在这条路上走着，也有倒卧路旁的。李信触目惊心，不愿多看，不断策马，一直跑到禹王台下停住。一个仆人已经在这里张望多时了，看到李信过来，立刻上来牵马引路。
禹王台这个地方，相传春秋时晋国的音乐家师旷曾在此审音，所以自古称做古吹台。到了明朝，因将台后的碧霞元君庙改为禹王宫，所以这地方也叫做禹王台。
禹王台的西边有一高阁，上塑八仙和东王公，名为九仙堂。这九仙堂背后有座小塔，塔后有井一眼，水极甘洁，名叫玉泉。围绕玉泉有不少房子，形成一座院落，称为玉泉书院。实际上并无人在此讲学，倒成了大梁文人诗酒雅集的地方。
这时重阳已过去十天了，西风萧瑟，树叶摇落，禹王台游人稀少。道士们因为今日是杞县李公子和陈留陈举人在此约朋友饮酒作诗，一清早就把玉泉书院打扫得一干二净，不让闲人进去。
李信因宋献策才从江南回来，原想今日同他在后乐堂中畅谈天下大事。后因晚上陈子山同几位社友去找他，一定要在今天来禹王台补行登高，他不好拒绝，只好同意。这几个社友除陈子山是个举人外，还有两个秀才和三个没有功名的人。
这班朋友有一个共同之点，就是深感到国事不可收拾但又无计可施，在一起谈到国事时徒然慷慨悲歌，甚至常有人在酒后痛哭流涕。李信喜欢同他们亲近，加入他们的诗社。但有时心中也厌烦这班人的空谈无用。当李信随着仆人走进玉泉书院时，社友们已经等候不耐，停止高谈阔论，开始作诗填词。
陈子山一见他就抱怨说道：“伯言，汤府里什么事把你拖住了？你看，已经快近中午，我们等不着你，已经点上香，开始作诗。今日不命题，不限韵，不愿作诗的填词也行，可必须有所寄托，有兼济天下之怀，不可空赋登高，徒吟黄花，寄情闲适。目今天下溃决，沧海横流，岂悠然见南山之时耶？……快坐下作诗什么事竟使你姗姗来迟？”
李信赔笑说道：“汤母偶感不适，弟前去问安。谁知她老人家因官军两月前在罗猴山给张献忠打得大败，总兵张任学已经问罪。左良玉削职任事，戴罪图功。熊文灿也受了严旨切责，怕迟早会逮京治罪。舍内弟在襄阳总理衙门做官，也算是熊文灿的一个亲信。”
“汤母很担心他也会牵连获罪，十分忧虑，所以弟不能不在汤府多留一时，设法劝慰。来的时候，在宋门外又被一群逃荒的饥民围住，其中有不少是咱们陈留、杞县同乡，少不得又耽搁一刻。劳诸兄久候，恕罪恕罪！”
陈子山不以为然的说道：“以你我之力，如何能拯救得了这么多的灾民？你快坐下来作诗吧，一炷香三停已经灼去一停了。”
李信苦笑着说道：“子山别催我急着作诗，先让我同宋先生谈几句话。怎么，宋先生何在？”
陈子山说道：“宋先生同我们谈了些江南情形，令人感慨万端。他过于谦虚，不肯作诗，找老道士闲谈去了。”
李信立刻去禹王台找到来宋献策。两人相交，已经有四五年的时间，相互倒也十分的熟稔了。两人携手登九仙堂，凭栏眺望一阵，李信意味深长的说道：“献策兄，我本来想同足下畅谈天下大事，恭聆高见，可惜请社友诗兴正浓，且此间亦非议论国事地方，只好下午请移驾寒斋赐教。昨日兄云有一事须弟帮忙，可否趁此言明，以便效劳？”
宋献策笑着说道：“大公子有一乡试同年，姓牛，名金星，字启东，可还记得？”
李信点头说道：“自然记得。只是，自从天启七年乡试之后，十二年来我们没再见面。去年弟来开封，遇到一个卢氏县人，听说他同人打官司，坐了牢，把举人功名也弄丢了。上月听说他怎么投了李自成，下在卢氏狱中，判了死刑，详情却不知道。一个读书人，尽管郁郁不得志，受了贪官豪绅欺压，也不应该去投流贼。足下可知道他犯的是不赦之罪么？”
宋献策说道：“弟知道得很清楚。牛启东从北京回来，绕道西安访友不遇，转回卢氏。李自成对他十分仰慕，且对他的遭遇十分不平，趁他从商州境内经过，出其不意，强邀而去。牛启东费了许多唇舌，才得脱身回家。地方士绅对启东素怀忌恨，知县白楹又想以此案立功，遂将启东下狱，判成死罪，家产充公。可惜启东一肚子真学问，抱经邦济世之志，具良、平、萧、曹之才，落得这样下场！”
李信有些担心的说道：“我也知道他很有才学，抱负不凡，不过我听说他确实投了李自成，回来窃取家小，因而被获。”
宋献策笑一笑，不以为然的说道：“且不论公子所听说的未必可信，即令确实如此，弟也要设法相救。目今四海鼎沸，群雄角逐，安知启东的路子不是走对了？”
李信大吃一惊，急忙说道：“老兄何出此言？”
宋献策冷静地回答说：“公子不必吃惊。弟细观天意人事，本朝的日子不会久了。”
李信急忙问道：“天意云何？”
宋献策高深莫测的说道：“天意本身人心，公子何必下问？”
李岩诚恳的说道：“不，此处并无外人，请兄直言相告。”
宋献策娓娓说道：“弟只知近几年山崩地震、蝗旱风霾，接连不断。加之二日摩荡，赤气经天，白虹入于紫微垣，帝星经常昏暗不明。凡此种种，岂是国运中兴之兆？况百姓水深火热，已乱者不可复止，未乱者人心思乱。大势如此，公子岂不明白？”
李信心思沉重地说：“弟浏览往史，像山崩地震之类灾害，在盛世也是有的，不足为怪。弟从人事上看，也确实处处尽是亡国之象，看不出有一点转机。不过，今上宵衣旰食，似非亡国之君。”
宋献策说道：“这是气运，非一二人之力可以挽回。况今上猜忌多端，刚愎自恃，信任宦官，不用直臣，苛捐重敛，不惜民命。国事日非，他也不能辞其咎。如今国家大势就像一盘残棋，近处有卧槽马，远处有肋车和当头炮，处处受制，走一着错一着。今上头疼医头，脚疼医脚，心中无主，步法已乱。所以败局已定，不过拖延时日耳。”
李信毕竟是世家公子，尽管他不满现实，同地方当权派有深刻矛盾，但是他和他的家族以及亲戚、朋友，同朱明皇朝的关系错综复杂，血肉相连。因此，他每次同朋友谈到国事，谈到一些亡国现象，心中有愤慨，有失望，有痛苦，又抱着一线希望，十分矛盾。现在听了宋献策说出明朝亡国已成定局的话，他的情绪很受震动，默然无言。
过了一阵，他才深深地叹口气，无奈的说道：“天文，星变，五行之理，弟不很懂，也不十分信。古人说天道远，人道迩，弟纵观时事，国势危如累卵。诚如老兄所言，目前朝廷走一着错一着，全盘棋越走越坏。”
“国家本来已民怨沸腾，救死不暇，最近朝廷偏又加征练饷七百三十万两，这不是饮鸩止渴么？目前大势，如同在山坡上放一石磙，只有往下滚，愈滚愈下，势不可遏，直滚至深渊而后已。”
“皇上种种用心，不过想拖住石磙不再往下滚，然而不惟力与愿违，有时还用错了力，将石磙推了一把。石磙之所以愈滚愈下者，势所必然也。以弟看来，所谓气运，也就是一个积渐而成的必然之势，非人力所能抵拒。老兄以为然否？”
宋献策点头说道：“公子说气运即是一个必然之势，此言最为通解。但星变地震，五行灾异，确实关乎国运，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