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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即使是最保守、最严肃的学者面对以上一大堆扑朔迷离的资料，也不得不承认：也许我们以往的科学研究把人类早期文明的程度估计低了。这种实事求是的态度固然比以前的夜郎自大前进了一大步，但依然没有跳出已有理论的圈子。
现在，我们必须重新认识人类的历史，尤其是史前文明史。
历史是过去发生的事情。虽然我们在努力追寻每一个历史事件的真相，但结果却不尽如人意，甚至可以不客气地说，我们所知道的历史，是我们想知道的历史，或许说是古人想告诉我们的历史，即我们所知道的历史，并非是原原本本的历史真相。为什么这么说呢？历史研究必须凭借丰富的资料，但恰恰就是在资料上出了麻烦。所有出土的实物资料，本来是最可信的资料，但它却偏偏不能直接告诉我们任何东西，一块出土的人类骨骼化石并不能直接告诉我们他是谁、多大年纪、怎么死去等具体的问题，这就需要考古学家的工作。实物资料如此，文献资料也好不了多少。大部分文献资料只是前人想告诉你的东西，他们不想告诉你，或者认为没必要告诉你的东西远比想告诉你的东西多得多，而且有许多是把错误的东西告诉了你。所以，历史说穿了，它需要用我们的经验去猜测，在猜测中，有的猜对了，但也有的猜错了。比如说，我们自认为对唐朝社会的历史比较了解，但1988年陕西法门寺出土了大批唐代文物，绝妙的是还有一本文物清单，是唐人留下的账本，从中我们才知道，以前我们一直把唐朝许多物品的名称搞错了，有的张冠李戴，有的纯粹不着边际。
那么，历史是什么呢？不客气地说，我们所知道的历史假设的成份很大，尤其是对有文字记载以前的历史，现有的历史学理论大厦实际就是建立在假设的基础之上的。
首先，让我们来看一看历史学家是怎样假设的。
一般科学界将文字的出现作为界定文明的重要标志，通常人们把文字出现以后的历史称之为人类文明史，而把文字出现以前的历史算为史前史。从上一个世纪，世界各国开始对上古文化进行大规模的考古挖掘，集一个世纪以来的考古成果，人们发现文字出现的时间并不长，最多不超过6000年。按照文明发展的程度，学术界将中国、印度、埃及、巴比伦四国排在首位，号称“四大文明古国”。
迄今为止，在埃及发现的最早文字大约起源于公元前4000年，距今6000年；20世纪20年代，人们在古印度人生活的地方，发现了许多保存在石器、陶器、象牙等物件上的奇怪符号，经过研究判断，这些符号是一些发音符号，同时还有一些表意符号，可以看作是古印度的文字，它们的年代大约在公元前2500年左右；20世纪30年代，人们在亚述巴泥拔国王时期的古城市废墟里发现了一个保存比较完整的古代图书馆，大致相当于国家档案馆，里面保存了2万多块泥板，上面刻满了楔形的象形文字，被称为泥版文书，它是古巴比伦文化的代表，年代大约在公元前3500年，距今5500年。
中国最为古老的文字要属甲骨文，它大的产生于商周之际，它记载了公元前3000多年以前我们先民的活动。但由于甲骨文是比较成熟的文字，所以专家推测，中国文字的实际年代可能要更长一些。前几年，考古学家在辽宁牛河梁一带，发现了一座距今6000年的“女神庙”遗址，规模宏大。同时出土了许多精美绝伦的文物，其中女神头像栩栩如生，堪称工艺品中的上乘，可惜未发现文字。但从其工艺程度推测，这是一个文明程度相当高的遗址，完全有出现文字的可能。
因此，单从文字的出现来看，我们这一代文明只有6000年的时间，这是可以确定的人类文明的最上限。今天我们所有的科学成果，是积6000年岁月发展而来，在此之前，根本不可能出现与我们今天相似的文明，这就是历史学的结论。
那么，人类6000年以前是一个什么样子呢？没有任何文字的记载，只有大量出土的实物资料，从这些实物资料出发，加上合理的推测，历史学家给我们描绘了这样一幅史前历史画面：
60万年以前，刚刚从类人猿进化而来的人类，他们像一群野兽一样过着群婚生活，赤身裸体居住在山洞里或大树上，用简单的自然工具，如石块、木棒等猎取野兽和采撷各种能食用的植物。大约在正万年以前，他们开始懂得制造工具，把自然的石块砍砸成刀、斧等形状，同时他们发明了火，知道了熟食。再慢慢地，他们发明了结绳记事，发明了图画。大约在公元前4000年前，他们有了文字，走出了蒙昧的阴影，迎来了文明的曙光。这就是历史学家们辛辛苦苦构建起来的史前历史体系。
但我们不禁要问：历史果然如此吗？
近100年来，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考古手段日益科学化，人们在以前历史学家没有注意到的地方，发现了大量史前遗址。虽然我们至今无法解读这些遗物、遗址的正确含义，但有一点是确定无疑的，那就是，这些遗物、遗址的含义与现代传统史学观点相去十万八千里。这一个又一个新的发现，像一把把重锤，无情地敲击着以往的理论大厦，发人深思。
历史学体系和新的考古学发现之间巨大的反差就摆在我们面前，它们的冲突是如此的尖锐：人们必须从两者中间选择一个正确的，否定另一个错误的。其间似乎没有中间道路可走。
问题是，现有的历史学理论和哲学思维，对这种冲突几乎毫无办法，前人在构建我们这一代文明的同时，也限制了人们超文明的思维。完全可以说，旧有的理论和思维在这个问题上已经走入了死胡同，不可能期望从已有的理论大厦中走出合情合理的解释。
怎么办？结论是明确的，我们不可能再对此熟视无睹，装成一副无所谓的坦然样子，所有的一切，都必须得到合理的解释。
现在越来越多的人们开始接受新的考古发现，承认在我们已往的历史学体系当中有一个极大的空白点（不可否认，迄今为止我们对6000年以前的历史了解得十分有限）。人们正试图去探索人类6000年以前所发生的一切事情，以解决人类文明早期超常规发展的现象。因此，现在科学界不少人认为，人类早期的历史需要改写，当前亟需建立一门新的学科——史前文明史。
然而，时间的跨度为人们探索史前文明的努力设置了极大的障碍，我们必须越过6000多年的历史长河，回访初民们的生活细节。为此，我们必须对早期人类神话和各种民间传说格外注意，这是地球上最接近我们将要探索的那个时代的资料。
让我们重新认识古老的神话吧！
第三节 第三只眼睛看神话
曾有人说，神话是人类幼年时期的童话。的确，古老的神话没有框框，不受任何限制，古朴自然：盘古一只手就可以举起苍天；共工一头可以碰倒一座大山；夸父两口就能喝干黄河水；刑天竟然被砍去了头颅还能以乳为目，以脐为口，挥动着干戚战斗下去。我们现代人可以这样去思维吗？绝对不能，别人不笑话你，你自己都会觉得不好意思。为什么呢？因为头脑中条条多，框框也多，画地为牢的人哪有自由可言。
神话究竟有多大年纪？这可说不清楚，你说它有6000岁，不为过，你说它有2万岁，也不为过，甚至你说它只有2岁也行，这就是神话的生命力。人类在一代一代延续，我们的祖辈在黄昏的时候，向我们讲述着这些神话。而我们成为祖辈的时候，也会在黄昏时节向我们的后代讲述着同样的神话。只要地球上有新的生命产生，神话就永远与这些新生命同龄。
那么，什么是神话呢？能回答这个问题的人并不多，即使有一些回答，你也要千万小心，因为现代流传着许多对神话的误解，尤其是来自所谓一些专家层的误解更是危害不轻，稍不留神，就会上当受骗。现在让我们不带任何偏见走进神话当中，你自然会得出什么是神话的结论。
历史学家顾颉刚对神话有一套完整的理论，他认为，神话是“层累叠加的历史说”，什么意思呢？就比如我们从一个地方将砖头搬到另一个地方，等我们搬完了才发现，最早搬的砖总是在最下面，而最后搬的砖肯定会在最上面。顾颌刚在研究中国神话时发现，中国的神话似乎有以上的特点，越是古代的神，实际上出现的年代越晚，比如说，黄帝可谓中国最古、最大的一个神，开天辟地、创造万物、创造人类的都是他。但是，黄帝形成的时间却相当晚，大约在春秋时候才开始形成。因此神话反映的历史，是层累叠加的历史。如此说来，神话就成了原始人编造出来的，一代又一代人不懈地编下去。随着社会的进步，人们编造神话的本领越来越高，以至于新神话代替了老神话，而我们所看到的神话，可以说都是新神话。
顾颉刚的这套理论，曾长时间影响人们对神话的研究，大家不约而同形成了这样一个看法：神话嘛！无非是原始人凭着想象编造出来的，听起来挺好玩的，实际上没什么意思。一句话，在有些专家的眼里，神话就是神话，根本不能当历史来看待。
在表面上，神话是宗教的附属品，那些十分落后的原始人，每当举行重大宗教祭祀活动时，都要由这个部落最年长、最有知识的祭师们向人们讲述从开天辟地以来本部族的神话。现在世界上不少原始部族的神话，都包含在祭神情时的祝辞或颂辞当中，比如说，中国瑶族的神话大部分包含在《密洛陀》中，这些神话每当举行祖先崇拜的“还愿”活动时，就由本民族的师公（巫师）唱叙流传下来。由于神话的这一特点，使它在人们的眼里更加变得像宗教一般的虚幻。
目前，学术界对神话的看法，《中国神话学》可以作为代表，作者说：“现在的神话研究已经不满足对神话作静态的现象的分析，而是将神话作为人的本质实现过程中的精神产品，并结合原始民族的行为方式和心理状况进行剖析，从而把原始人创造神话的思维活动作为突破点，以求得对神话的产生、发展、演变、消亡及其性质有较为接近实际的认识。”先别管这段论述多么拗口，但意思还是可以弄明白的，在现代有些学者的眼里，神话就是原始人的精神幻想，或某种特殊心理活动下产生的东西。
在这一认识下，对神话的研究出现了某种极不正常的现象，例如，自古相传，月亮与赡蛛、白兔有关，《西游记》还把这一传说演义成一个故事，说唐僧师徒在前往西天取经的途中，遇到月宫里的白兔下界为妖，用捣药样大战孙悟空。对于这个神话应该如何来解释呢？
现在的一些学者是这样解释的：月亮只在晚上出来照耀大地，而蟾蜍也一般是在晚上出来活动的，故而古人把蟾蜍和月亮联系在一起；月色是银白的，而兔子也是白色的，故以月比兔；月亮29天圆缺一次，而兔子由交配到产仔的周期也刚好是29天，故月与免有关。凡此种种，不一而足。如果神话像水面上飘浮的一片树叶，那么它也不是神话了，我们似乎低估了原始人的思维能力、这些解释的背后，就是认为神话是原始人幻想作品的念头在作怪。
事实上，神话远非人们想象得那样简单。
神话从本质上讲，它是信息积累和信息传递的手段，在这个意思上，将神话理解成为历史记述的一种形式似乎更加准确。因为我们相信，神话出现的早期并非出自某些人的有意编造，它应该是人类认识和经历的真实再现。恩格斯认为，原始宗教是自发的，而自发的宗教“在它产生的时候，并没有欺骗的成分”（《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十九卷第28页）。恩格斯对原始宗教的论述也一样适用于神话。神话是口述历史的一种形式。
当然在神话的形成与传播过程中，由于认识水平的局限，由于人为编撰的过失，也由于神话自身在发展中也需要融合、消化、兼并其他同类型神话的内容，导致神话一方面走失了原来的模样，另一方面严重扭曲变形。但无论如何演变，它口述历史的本质则不会变。
当西方学者来到古老的非洲大陆的时候，他们很快便意识到，无论怎样强调口述历史的重要性都不为过。他们发现，落后的部族对口述历史的重视程度远远超出现代人的想象之外，他们把口头传说不单单看成是知识的传播，而是把它当成一项神圣伟大的事业来做。部落中掌握口头传说内容与技巧的人一旦年老，部落就要举行隆重的挑选接班人的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