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迁入八河流域初期，土尔扈特人民仍然过着逐水草而居的游牧生活。随着牧地的固定，他们开始在固定的草场区域放牧，以春夏秋冬四季转场的方式定牧（张德辉《塞北纪行》（藩属舆地丛书本）。由游牧转变为定牧是土尔扈特人民畜牧业经济生产的一大进步，使畜牧业得到了较快的发展。有计划地使用草场，使草场得到恢复，固定草场放牧使牧民不致于过着颠沛流离的生活，使牧民的生活得到了改善。畜群由于四季牧草充足，减少了疫病和疲累，得到提纯复壮。
土尔扈特人到八河流域定牧之后，主要放牧的畜群有牛、马、羊、驼、驴、鹿等六畜。驴和鹿是他们迁入八河流域后，狩猎活捉驯养的野驴和马鹿。六畜以羊数量为最多，较多是马，牛、驼、驴为第三位，鹿最少。羊是专供食用，其皮制革，其毛擀毡用。马是供乘骑的交通工具，其乳为饮用之佳品，牛为拉挽车，食肉挤奶之用。驼主要供转场时妇女、老人、小孩乘骑之用。驴主要由新疆小野毛驴驯服而成的，虽个小但力大，能驮耐耕亦粗饲，很受当地维吾尔农民欢迎，大多卖给新疆和内地的商人。鹿是作为食物结构调剂的佳肴。
元朝政府对畜牧业采取了扶植政策，因此牧场的质量不断提高，季节牧场增多。土尔扈特的牧民们已在八河流域打井引渠，筑圈搭棚来保护牲畜。由于和维吾尔、东干、乌兹别克人、俄罗斯人地处较近，出现了农牧结合，便利了牧民用畜产品换取农副产品、手工业品和生活日常用品，从而刺激了牧业的勃兴。由于畜牧技术的改进，生产关系的变更，畜群增加，牧民生活大为改善，牧场出现专门从事放牧的牧工、牛倌、马倌、羊倌。他们为主人放牧，年底得到一定羊只的收入，以后逐渐变为有牲畜的牧民。元朝曾在八河流域设官马道、皮子局、鞍子局、毛子局，八河流域的草原走上畜牧业良性发展的道路。
土尔扈特人这时已经向维吾尔人民学会了用红囟沙揉皮，揉出的皮革既柔软又美观，无论手感和观感都极精致。土尔扈特自创了一种用玉米面、麸皮、米糠揉皮的方法，揉出的皮子无味无臭，剩余的揉料（玉米面、麦麸、米糠等）又是喂马的上等饲料。此项技术逐步流行于其它民族，土尔扈特人至今还用此法揉皮做酒囊。在部落同时兴起了家庭手工业，如剪毛、制毡、畜产品加工、日常生活用品加工、简单牧业生产工具的制造，这对土尔扈特畜牧经济的发展起了促进的作用。
驿站在八河流域普遍的建立，为土尔扈特人民提供了生产和生活的方便，同时促进商人来八河流域进行商业贸易。中国内地和外国的商人带了丝绸、瓷器、编织品和金属用具，广大牧民可以用自己畜产品换取生活商品。随着商品交换的开展，商业集市的固定刺激了市镇的必然出现，“这时在土尔扈特居住地周围出现了镇州、防州等重要市镇（卫拉特蒙古简史编写组编《卫拉特蒙古简史》上册，第１５页，新疆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２年版。）”市镇的出现是各族人民劳动的结果，对于繁荣土尔扈特部落的文化、吸收各兄弟民族的文化起了促进作用，成为各族人民相互联系的纽带。
狩猎业、捕鱼业、森林采集业是土尔扈特人重要的生产副业，不仅是调剂生活的手段，而且还是开展军事演习，辅助救灾的一项民间娱乐活动。猎获物大都为虎、狼、豹、貂、鹿、野驴、狐狸、黄羊、猞獾、熊、松鼠、旱獭等。打猎工具主要是火铳、石槌、弓箭、兽夹等，采取挖陷井、置围网、犬捕鹰获等方式进行。土尔扈特猎鹿方法是趁母鹿生下小鹿几十分钟内迅速飞上前去，拾取小鹿加以驯养（因小鹿生下一小时后，再去捡拾，小鹿飞奔而去，马难追上），拾幼鹿驯养既保护鹿的发展（使之不易被其它动物捕食），又是牧民一项重要的经济来源。由于鹿茸的珍贵，拾鹿驯养的收入占土尔扈特牧民狩猎收入的大半。土尔扈特人狩猎一般分个人狩猎和合伙狩猎。个人狩猎一般采取挖陷井、拾小鹿的方式；“合伙狩猎以合围、网捕的方式，数十人、数百人、数千人不等（薛宗正等主编《中国新疆古代社会生活史》第４２２页，新疆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８年版。））。”一般猎人傍 晚集合，将猎物集中，也就是比赛谁的猎技高，获取的猎物多，取得猎物由总指挥给大家平分后（无论有无猎物人人有份），然后回蒙古包给亲人们品尝。捕鱼也是土尔扈特人一项集生产与娱乐为一体的活动，春夏进行几个人拉大网网捕，网捕时往往在鱼群易逃散的地方呐喊或敲击乐器，使鱼群入网。冬季往往采取凿冰捕鱼，举起松子火把，鱼看见火光，全部来到冰洞口，或用罩捕，或用叉扎，捕鱼数量极为可观。因八河流域鱼多类杂，使土尔扈特人捕鱼业在元代极为兴旺。
森林采集业是土尔扈特妇女和少年在元代特别喜爱的一项活动。每当秋末，子实果香之时，土尔扈特妇女和少年骑着马驼，成群结队向原始森林奔去，她们在森林里拾榛子，采野果，每每都满载而归，不少野果晒成干果，以备春冬改善生活和救灾之用。
在元朝统一的局面下，土尔扈特部落随着封建制代替奴隶制的进程，使其经济得到很大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