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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的严厉产生不了任何效果,……
在西拿身上试一下仁慈所能起的作用吧。
惩罚他会使骚动着的城市更加动乱,原宥他则会有利于您的声誉;
您的严厉措施只会激怒他们的人,但他们也许会被您的善心所感动……
仁慈是最美的标志,它能使天下辩认出一个真正的君主。
为了“在西拿身上试一下仁慈所能起的作用”,奥古斯都不但没有惩罚他,反而委以重任,这使西拿感恩不尽,表示“作奥古斯都的奴隶是光荣的”。于是,这场阴谋叛乱活动就这样兵不血刃地解决了。对于作者在剧中所宣扬的“仁政”思想,我不想多作评论。我只想说,路易十四统治后期法国国内重新实行宗教迫害的史实足以表明:封建君主的“仁慈”是靠不住的。
从艺术上看 《西拿》具有严重的缺陷。全剧唯理主义味道十足,剧中人不过是不同政治观点的体现者,既无丰满的形象,也无鲜明的性格。剧中虽然也有对爱情和嫉妒之心的描写,但十分平淡与牵强,与主题似乎没有什么内在的联系。另外,对于剧中人思想变化的原因,作者交代得也不清楚,这不但影响了人物性格的一致性,而且还给观众造成了理解上的困难。
继《西拿》之后,高乃依创作了以基督教徒殉教为题材的悲剧《波里厄克特》(1643),故事发生的地点是古罗马帝国统治下的亚美尼亚。波里厄克特是亚美尼亚的一个封建领主,他的妻子波利娜是罗马驻亚美尼亚总督的女儿。波利娜原来与塞维尔相爱,但那时他只是个下级军官,既无财产,又无名望,他们的婚事遭到了波利娜父亲的反对。若干年后,塞维尔成了一名出色的将领,奉罗马皇帝的旨意他来到亚美尼亚惩办基督教徒。波里厄克特这时已改信了国家法律所禁止的基督教,为了表示对新教的笃诚,他还大闹祭祀场所,毁坏了那里的神像,因而被关押起来。当局为了恐吓他,把他的同伙处决了,但这更坚定他殉教的决心。波里厄克待殉教后,他的妻子波利娜也宣布改信基督教,她的父亲、当地总督对于处决波里厄克特一事十分懊悔,于是也随着女儿改信了基督教。塞维尔并没有宣布自己改信新教,但他却主张信仰自由。
我们知道,高乃依的少年时代是在耶稣会主办的中学度过的,从小受天主教影响较深,这一点在《波里厄克特》中有较明显的体现。高乃依通过波里厄克待殉教一事,赞扬了宗教徒为信仰献身的精神。另外,他还设计了波利娜和她的父亲在波里厄克特死后改信基督教的情节,目的是向人们表明,殉教者能产生多大的感召力。但这部剧真正的意义还在于塞维尔最后所说的那几句话:
让每个人去信仰自己的神,让每个人对他所需要的神去膜拜,而不必担心受迫害。
在法国历史上,异教徒从来都是处于受迫害的地位,直到亨利四世于 1598年颁布了“南特敕令”,法国才确立了宗教宽容的政策。可以说,《波里厄克特》反映了这一时代特征。
该剧的不足之处是,作者对于波里厄克特的描述,留下了许多公式化的痕迹,影响了人物形象的丰满。剧中许多场面都表现了他狂热的言行,但并没有多少真正感人之处。作者对于他死前的处理也是不成功的。波里厄克特反复地嘱咐波利娜,在他死后一定要嫁给她以前的恋人塞维尔,好象很有气度,但最后却加上这么一句:“如果你爱我,就和我一起死吧”。这使人觉得,他在临死前并非坦然自若,极大地削弱了殉教者的形象。
高乃依悲剧的特征
一 以史料为选材的主要来源
在唯理主义的影响下,高乃依把“逼真”作为自己最基本的创作原则,因此他常从历史著作中选取悲剧的题材,而很少借用古希腊、古罗马神话故事。他认为,这样做可以保证剧情的真实性。以上面评析过的四部悲剧为例:
《熙德》中的主人公是以中世纪的西班牙英雄罗德里克·狄亚斯(“熙德”是人们对他的尊称)为原型的;《贺拉斯》和《西拿》中的故事,发生在古罗马历史上两个不同的时期;《波里厄克特》的基本情节取自十世纪拜占庭圣徒传记作者西迈昂·迈塔弗拉斯的著作。当然,他是借用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来达到以古喻今的目的。例如,《西拿》向我们展示的虽然是古罗马奥古斯都时代的政治辩论,但实际上反映了作者对十七世纪法国君主政体的拥护。
二 以国王或英雄为作品的主人公
高乃依认为,杰出人物善于独立自由地表达自己的感情,因而能更集中、更全面地反映一般人的特点。他总是把国王或出类拔萃的英雄作为悲剧的主人公,从不描写普通人。他主张使用惊天地而泣鬼神的重大题材,大力表现崇高的爱国激情。他塑造的英雄人物通常被各种道义和信仰所支配,或忠勇无比,或灭亲取义。在他的作品中,即使国王不是主人公,其作用也是举足重轻的。例如,《熙德》中尖锐的剧情冲突,正是在国王的调解下才得以妥善解决。他的这种习惯作法,为布瓦洛总结悲剧创作规则提供了依据。
三 以义务与感情的矛盾为主要的戏剧冲突
在高乃依的重要悲剧作品《熙德》和《贺拉斯》中,义务与感情的冲突占据着中心位置,剧情是随着冲突的激化而步步深入的。所谓“义务”,说到底就是理性,因此必然是冲突中的胜利一方。这种艺术构思,集中体现了笛卡尔唯理论的影响正是由于在他的主要作品中都出现了这种冲突,因此人们不但把它看成高乃依悲剧的主要标志,而且认为这是古典主义悲剧的一个重要特征。当法国古典主义悲剧传到欧洲其他各国后,那里的剧作家也都以高乃依为楷模,在自己的作品中着力表现义务与感情之间的冲突与矛盾。
一代大师播笑语百世流芳传美名
——法国古典主义喜剧的创立者莫里哀
莫里哀的生平
莫里哀(1622—1673)是法国杰出的喜剧作家、古典主义喜剧的创立者,也是十七世纪法国最重要的古典主义作家。他不仅对法国戏剧做出了卓越的贡献,而且也推动了整个欧洲戏剧事业的发展。
莫里哀原名让·巴蒂斯特·波克兰,参加剧团后他改用“莫里哀”这个艺名。莫里哀出生在巴黎的一个资产阶级的家庭中,父亲经营挂毯生意,并买得“宫廷室内陈设商”的职位。在当时的法国,获取这个职位就拥有贵族头衔,而且还兼有“王室侍从”的称号,有机会接近国王。当时,宫廷内共有八名陈设商,每一季度都有两名跟随国王,任务是为他布置行宫。莫里哀是家中的长子,父亲并不打算让他接受什么高深的教育,一心只想把宫中的职位传给他,以使祖上留下的家业后继有人。
莫里哀十岁那年,母亲病故,父亲忙于经商,无暇顾家。在这期间,外祖父经常带小莫里哀去看民间艺人在露天演出的闹剧,这是一种民间传统戏剧,角色不多,情节滑稽。当时巴黎只有一个正式剧场,主要演悲剧和悲喜剧,祖孙俩也经常去那里看戏。这些演出,特别是短小泼辣的闹剧,深深地吸引住了莫里哀,使他从童年时起就对戏剧天地心驰神往。1635年,十三岁的莫里哀进入由耶稣会主办的克雷蒙中学。这是当时巴黎最有名气的一所贵族学校,在那里莫里哀接受了五年的系统教育。
在校期间,他的成绩一直十分优异,对文学和哲学有着浓厚的兴趣。另外,他还熟练地掌握了拉丁语,曾把古罗马唯物主义哲学家卢克莱修的长诗
《物性赋》译成法文,并阅读了古罗马著名喜剧作家普拉图斯和泰伦斯的原著,这对他以后的喜剧创作有很大的影响。十七世纪三十年代,法国的戏剧舞台已较为活跃,1636年高乃依的代表作《熙德》的问世,为古典主义悲剧的发展奠定了基石。莫里哀所在的学校,也经常有一些学生们自己组织的演出活动,这无疑增加了他对于戏剧的热情。早在莫里哀毕业之前,父亲就把“宫廷室内陈设商”这个可以世袭的职位转到了他的名下,希望他学业期满后能立即踏上父辈所走过的生活之路。中学毕业后,父亲又为他买了一张法学硕士的证书。但莫里哀既不愿继承父业做陈设商,也无心当一名律师,他的最终理想是从事戏剧事业。
莫里哀在戏剧领域中的辉煌历程,是从清苦的演员生活开始的。1642年,国王路易十三到南方巡察,莫里哀以“宫廷室内陈设商”继承人的身份来到南方的纳尔波内为他布置行宫。就在这次南行的途中,他结识了一个流浪剧团的女演员玛德隆·贝扎尔,这是他决心献身戏剧事业的开端。1643年初,他从南方给父亲写了一封信,表示愿意放弃“宫廷室内陈设商”的继承权,并说自己正在着手筹建一个剧团,这是莫里哀在人生的十字路口上做出的重大抉择。父亲对于儿子的这个决定感到震惊和恼怒,认为这有辱门庭。确实,在当时的法国,演艺圈中的人地位十分低下。教会规定:“戏子”死前必须要做忏悔,否则不得埋入教堂墓地。亲人的反对和斥责并没有阻止莫里哀走自己的路,1643年他与贝扎尔三兄妹以及其他几位热心戏剧的朋友共同建立了“光耀剧团”。1644年6月28日,他第一次用“莫里哀”这个使后人景仰的名字在一份公证文件上签字。由于资金短缺和多数演员演技不高,再加上经营不善,这个剧团不久便负债累累,莫里哀因剧团的债务问题被投入监牢。几天后,父亲做保,把他赎了出来,希望他回心转意,脱离演艺界。1645年,“光耀剧团”被迫解散,多数成员纷纷离去,只有莫里哀和玛德隆不改初衷,加入了由老演员查理·杜弗雷尼率领的流浪剧团。从此,莫里哀这个学生出身的有产者,义无反顾地丢下了产业与荣誉,放弃了现成的社会享受,开始了长期的漂泊生活。
从1645年离开巴黎到1658年重返首都,莫里哀整整在外省巡回演出了十三年,走遍了大半个法国。在剧团中,他主要扮演喜剧角色。长期的流浪生活,使他目睹了各地的社会现状,接触到大量的民间戏剧,这对他的艺术观的形成具有重要影响。在法国,再也找不出一位象他这样长期扎根于民众之中的古典主义作家了。杜弗雷尼去世后,莫里哀凭着他宽厚的人品和出众的演技,被同伴推举为剧团的领班。从此,他更加一心扑在戏剧上,既负责全团的工作,也是演员兼导演。过了不久,他把剧团的名称重新改为“光耀剧团”,并把里昂定为根据地。他在戏剧创作方面的才华,或许是无意中显露的。当时可上演的剧目很少,极大地限制了剧团的发展,为了解决这个问题,莫里哀开始自己动手写剧本。最初,他不过是改编一下流行的法国闹剧和意大利即兴喜剧,但很快就进入了独立创作的阶段,这得益于他丰富的生活经历和长期的舞台实践。
《冒失鬼》(1653)是他创作的第一部诗体喜剧,说的是一个绝顶聪明的仆人帮助自己的主人娶到了称心的妻子。由于剧情生动,格调清新,《冒失鬼》上演后受到观众的热烈欢迎,“光耀剧团”也随之名声大振。1658年,莫里哀率领剧团回到了阔别十几年的巴黎。他们在卢浮宫演出了《多情的医生》,国王路易十四对此十分赞赏,特许剧团留在巴黎。这对莫里哀来说无疑是个新的起点,从此他把主要精力投入到喜剧创作之中。
莫里哀的喜剧创作可分为三个时期,《可笑的女才子》(1659)、《丈夫学堂》 (1661)和《太太学堂》(1662)是他前期的主要作品。《可笑的女才子》是莫里哀返回巴黎后写出的第一个剧本,他以巧妙的艺术构思对以朗布耶公馆为代表的贵族沙龙中盛行的矫饰之风进行了辛辣的嘲讽。该剧遭到巴黎贵族势力的强烈反对,曾一度被禁演,只是由于得到了路易十四的支持,禁令才被解除。但顽固势力并没有因此而罢休,不久又以改建卢浮宫为借口把剧团的演出剧院拆掉了。正当莫里哀和他的同伴们一筹莫展的时候,国王再次帮助,把王宫剧场拨给了他们。此后,莫里哀的全部喜剧——从1661年的《丈夫学堂》到1673年他逝世前所写的《没病找病》——都是在那里演出的。严酷的现实使莫里哀认识到,要想在巴黎站住脚,没有王权的保护是不可能的。因此,他要求恢复他曾放弃的“宫廷室内陈设商”的继承权,以便有更多的机会进入宫廷,争取国王的支持。 《丈夫学堂》涉及到爱情、婚姻、教育以及组建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