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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中断。不过，如果戴维·伍德利·帕卡德想推动学校代金券或者翻译古代伊斯兰手稿，那么没有人能够阻止他。
对于很多了解不透的外人来说，戴维·伍德利·帕卡德仍然是帕卡德家族下一代的顶梁柱。他是惟一的儿子，也是最大的孩子——惟一经常公开露面的子女。80年代末的时候，他曾在帕洛阿尔托的市中心购买了一家老电影院，花费了500多万美元进行了精心的复原工作。周末的时候，戴维·伍德利·帕卡德可能会出现在斯坦福大学剧院的舞台上，在播放加里·格兰特的经典电影前讲讲这部电影的意义，或者甚至讲讲“我爸爸的公司”的最新情况。他既博学又感性，他的一些俏皮话可以和他播放的电影一样绝。他曾经告诉一个记者说，过去几十年他一直没有注意电影，认为电影是“一种堕落的流行文化”。但是当他在70年代中期在朱迪·加兰电影节上看过《圣路易斯的会面》之后他彻底改变了看法。作为一个狂热的电影迷，他认为一千年后的学者会认为二十世纪30和40年代的电影是美国对古希腊经典著作的回答。
走进戴维·伍德利·帕卡德剧场，在这里停留几个小时，这将是一件有意思的事情，但这里不是帕卡德家族的神经中枢。财富和权力仍然高度集中在帕卡德基金会里。在那里，他的妹妹和顾问们控制着比戴维的帕卡德人类学研究所多八倍的资产。多亏克林顿政府后期的高科技股票的暴涨，帕卡德基金会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富有和强大。1999年年初，基金会所有的惠普公司股票总价值高到100亿美元。每当惠普的股票慢慢涨一个美元，基金会的资产就能增加1。09亿美元。到2000年年中，基金会的资产达到了180亿美元的顶峰。点石成金的迈达斯国王来到了洛斯阿尔托斯。
所有高涨的热情都是基于一个基本的假设：即惠普公司的股价会保持强劲的势头。如果帕卡德基金会想每年发放5％的资产，那么准确的数字要取决于投资者对惠普公司的态度——通过某一时刻的股价来得到反映。新经济的狂热给惠普公司的股票带来了很多利益，但是新经济持续的时间非常短暂。随着2000年年底这种狂热慢慢消退，迪克·施洛斯博格发现自己应该踩的是刹车而不是油门。随着惠普公司的股票价格下跌，施洛斯博格收回了2001年和2002年的预算，稍稍收紧了。当惠普公司的股票进一步下跌，他第二次修改了预算。局势还没到严峻的时候，还有很多钱可以花。但是现在大家有理由担心惠普公司抵挡经济气候发生变化的能力。
和帕卡德基金会的领导人一样，休利特基金会的领导人也很担心惠普公司股价的升降，他们认为他们可以采取一个更为超然的态度。早在80年代的时候，比尔·休利特曾告诫基金会负责投资的官员说，资产的多样化是非常有用的。实际上，他也积极推进资产的多样化进程，并得到了基金会的董事阿杰·米勒的支持。休利特家族制定了长远的目标：惠普公司的股票只占基金会资产的15％到20％。他们认为这能保持与公司的联系，但同时也能降低股票的风险。他们也许错过了惠普公司最发达的岁月，但他们在高科技行业定期的衰退过程中可以不用饱受那么大的损失。
事情的发展过程正如休利特基金会所估计的——2001年1月比尔·休利特溘然长逝。突然之间，资产数额增加了一倍。新的股票资产几乎完全是惠普公司和安杰伦公司的股票。结果，休利特基金会因为持有惠普公司的股票而拥有了一大笔红利。基金会的每个人——从沃尔特·休利特开始——必须要更加关心惠普公司的前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