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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方周末 2004…11…18 14：56：53
□王春瑜（北京）
自从黄仁宇在美国纽约一家电影院看电影时突然倒下，与世长辞，我常常想起这位美籍华人著名历史学家。他去世后，中国大陆掀起一股黄仁宇热，差不多把他的所有著作都出版了，三联书店更是不遗余力。黄仁宇的著作，在史学界、更多的是文化界，掀起巨大的冲击波。年轻学人、文化人，为之深深吸引，甚至视为高山仰止。近年来，报刊记者来采访我，问我对黄仁宇的史学著作、特别是《万历十五年》的评价，对黄仁宇的印象，我都如实说了。学术著作从来是见仁见智。老实说，我不太喜欢黄仁宇的史学著作，《万历十五年》亦不过如此而已。他比我年长多了，是前辈；但他研究生毕业、拿到博士学位，比我还晚一年。因此，在学术上，我与他倒是平辈人。说真的，作为一个活生生的人，黄仁宇留给我的印象，比他的著作，要生动多了。
1987年夏，我的工作单位（社科院历史所）明史研究室着手筹备定于次年秋在哈尔滨召开的国际明史研讨会，由我负责。我与王毓铨前辈商量后，他说应当邀请黄仁宇来参加。我说，我与此公没有往来，听说他似乎学问大，架子也大，香港大学召开的第一届国际明清史研讨会，我去参加了，会上听说，港大曾向黄仁宇发出邀请，但他没有到会。王老说，我曾在美国生活过很多年，与黄仁宇很熟，他对我很客气，能摆什么架子？我请王老亲自写封信去邀请，王老答应了。过了个把月，王老来明史研究室，说黄仁宇来信了，你看看吧。我一看，开头寒暄几句，感谢邀请之类，但笔锋一转，说：“‘天生我才必有用’，可惜做不到‘千金散尽还复来’，现在我已失去纽约大学的教席，吃饭都成了问题。”因此，他提出，我们能给他提供开会时的来回飞机票，及住宾馆的食宿费。我对王老说，来回飞机票恐怕难以办到。王老说：“你不要相信他的，他没穷到这个份上。再说美国有很多学术基金组织，他可以去申请。”尽管如此，我还是与室里的同事及历史所科研处商量过黄仁宇来华事，后来又与室学术秘书廖心一一起去哈尔滨筹备会议，跟主办单位之一黑龙江大学历史系主任段景轩教授商量此事。我们达成共识：鉴于黄仁宇已失业，可以减免他的赴会“门票”———如报名费、资料费、交通费之类，也可少收他的住宿费，他来回飞机票，只能由他自理。后来，黄仁宇让他在桂林教中学的妹妹，来信与我们联系，说几十年未见面了，希望能在哈尔滨见面，同意她参加会议，并减免她的住宿费。内战使黄家兄妹骨肉分离，天各一方。我们同情其遭遇，邀请她赴会。事实上，后来不仅免去她在会议期间的食宿费，连黄仁宇的也免了。应当说，中国明史学界对黄仁宇是友好的。附带说一下，这位黄姐眉清目秀，体态丰腴，温文尔雅，与瘦小老头一个、举止不脱某些国民党军官粗俗习气的黄仁宇，适成鲜明对比。倘不说破，外人很难设想这两人居然是兄妹。
临近会期越来越近，有一天，田汉的公子田海男来电，说有事要面商，我说是不是为了黄仁宇的事？他说是。我知道，他和黄仁宇是挚友。黄仁宇在回忆文章中，曾经提到抗战时他和田海男曾在名将阙汉骞（时任十四师师长）麾下当过少尉排长，黄仁宇对田汉很尊敬，一直称他田伯伯。黄仁宇在文章中，多次述及与田汉的交往，笔下一往情深。田海男与我见面后，强调黄仁宇是蒋纬国的好友，我们应当热情接待；黄仁宇拟先来北京小住，食、宿、行都由历史所负责。我如实向主管科研、外事的一位副所长汇报此事，这位老兄一听就很反感，说：“黄仁宇既然有这么大的来头，田海男何不找民革中央，或者统战部接待，找历史所干什么？”此人是研究元史的，与黄仁宇显然是隔行如隔山，对他的学问，与行事做派，看来都不感兴趣。中国的事，从来是长官说了算，区区明史研究室，无钱无势，于是我只好在电话中对田海男敬谢不敏，他也只好另想办法。
真没想到，在哈尔滨的会上见到黄仁宇，交谈后，他热情地说：“我看你的长相与言谈，很像台湾政治大学也是搞明史的张哲郎。你认识他吗？”我说：“知道他，也见过照片，但没见过面。”后来，张哲郎教授来大陆开会，我俩多次见过面，我去台湾开会时，也见过面，他很健谈。我曾把黄仁宇的这席话，转告张哲郎，他听后很感兴趣。
但是，总的看来，黄仁宇在会上留给与会者的印象，是不佳的。在分组讨论时，他跟我一组，由明清史专家李文治前辈主持会议。黄仁宇发言介绍美国明史研究情况时，东扯西拉，而且草草讲完后，就退出会场，扬长而去。素以忠厚长者著称的李文治老人，忍不住说：“美国明史学界的情况，并不是像他介绍的这样。黄先生的发言有片面性。”我认为，黄仁宇未免小看我们了，在座与会者，都是专门研究明史的，岂能不了解美国的明史研究状况？而且他发完言就甩手而去，这是对与会者的不尊重，特别是对李文治老前辈的不恭。
在另一次讨论会上，黄仁宇发言时，说着，说着，竟跳起来，蹲在沙发上，侃侃而谈。他大概是忘了，这是在国际明史研讨会上，而不是在当年国民党的下级军官会上，或训斥国民党大兵的场所。他这样的举动，理所当然地引起与会者的反感。更让人不快的是，他在发言中，不谈明史，却大谈所谓“五百年大循环”的“大历史观”，令我辈听之无味。还让人倒胃口的是，他大谈解放战争时，他时任国民党军队少校，是如何在东北战场与解放军打仗，并失败的。他的结论匪夷所思：“国民党为什么失败？因为国民党军队的士兵都是土匪。早晨起来操练，排长挨个儿挥拳向每一个士兵胸脯打去。这些土匪能打胜仗吗？”我的学长、曾任志愿军炮兵排长、对国民党军队相当了解的复旦大学历史系汤纲教授，忍不住站起来，驳斥了黄仁宇的这种奇谈怪论。黄仁宇又发言辩解，只能是越辩越被动。中午吃饭时，为了一件小事，黄仁宇大发脾气，怒气冲冲地大步走出饭厅。这又让我们大吃一惊。我与段景轩等赶忙追上去，劝他老人家息怒。我在国内、海外，曾多次参加国际学术研讨会，但像黄仁宇这样的言谈举止，还是头一次碰到，真让我开了眼界。不少与会者散会后，说“黄仁宇简直是个兵痞”。这有失温柔敦厚之旨。
不过，黄仁宇对我本人，以及这次会议，还是有帮助的。我曾私下拜访他。为了拉近距离，我告诉他，我是西雅图陈学霖教授的好友。他与陈学霖稔熟，听后果然对我亲切多了。我说：“这是在中国开会，最好只谈学术，谈明史，免得遭人非议。不能像在美国，您想说什么就说什么。”他诚恳地说：“看来你对美国还不了解，在那里，也不是想说什么就能说什么的。”我承认我对美国的自由、民主，认识是很肤浅的。王毓铨老人对学术论文的要求，一向非常严格。他看了与会者提交的论文后，认为多数都一般化，因此他不参加小组讨论。我们对这位前辈，不便说什么。多亏黄仁宇在吃饭时，直言不讳地对王老说：“毓老，您怎么老是呆在房间里？和我们一起参加小组讨论多好。”王老为了给他面子，参加了几次小组讨论会，这对年轻的与会学人，无疑是个鼓励。
哈尔滨会议一别，与黄仁宇竟成永诀。人是复杂的。在我的片断印象中，黄仁宇是一个保留着旧军人不良习气的性情中人———尽管他在史学上有不少建树。
创建时间：2005…3…17 上一页 目录页 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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