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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围。入侵者或者战死在海滩上，或者被赶进海里淹死。
莱姆尼策原本还有一次机会帮助中央情报局悬崖勒马。1961年4 月4 日，肯尼
迪召集他的主要顾问在国务院开会，就入侵古巴一事最后一次征求他们的意见。莱
姆尼策已经看到灾难即将临头，因此在会议开始前硬要同助理国务卿托马斯。C。曼
进行谈话。他强调选择猪湾作为登陆地点是一个糟糕的决定，参谋长联席会议不希
望入侵地点过于靠近哈瓦那。托马斯。C。曼对莱姆尼策突然改变立场感到惊讶，但
他没有采纳莱姆尼策的意见，而是强调肯尼迪已经做出了决定。
在肯尼迪主持会议期间，莱姆尼策始终沉默不语。这个人手中掌握着地球上最
强大的军事力量和足以摧毁整个人类文明的核武器，但他却不敢直言不讳地同他的
上司谈话。这是他说出事实真相的时候，然而他却宁可合上眼睛，闭住嘴巴。他知
道——他从一开始就知道——这一行动将演变成一场灾难，许多人将痛苦而无望地
死去，但他仍然选择沉默。他想必已经意识到总统并未授权五角大楼负责这一行动。
会议结束时，肯尼迪问谁仍旧赞成实施入侵行动，莱姆尼策的手缓缓伸向天花板。
很久之后，他在总结中承认，他没有直言不讳地提出意见，但他并没有为此表示歉
意。
在肯尼迪宣誓就职时，国家安全局在提供古巴内部情报方面的作用显著加强了。
在此之前，中央情报局驻哈瓦那情报站及其设在圣地亚哥的基地是间谍的老窝。但
艾森豪威尔在离任之前准备入侵古巴时突然断绝了同古巴的外交关系。随着美国驻
哈瓦那使馆及驻圣地亚哥领馆的关闭，中央情报局人员变得无家可归，不得不回到
美国。中央情报局驻古巴的特工人员早就料到了这种情况，因此他们发展了一些
“潜伏人员”，这些人隐姓埋名留在了古巴。这个间谍网由27人组成，其中15人是
谍报人员，其余的是无线电报务员和信使。但重要的谍报人员和一名报务员是美国
公民，因此他们难以接触关键性的信息，特别是无法搞到最为需要的军事情报。如
果搞情报的中央情报局驻古巴情报站不复存在，白宫、中央情报局和其他情报单位
必将更多地依赖国家安全局的窃听行动。
迈阿密基地收到了国家安全局有关古巴电讯情报报告的复本，但没有国家安全
局联络官在那里帮助他们分析电文。这是一个严重的错误。如果没有国家安全局对
这些情报进行客观冷静和独立的分析，中央情报局官员就得独自做出判断，而这些
判断往往会因他们渴望实施行动计划而蒙上主观的色彩。这是他们过高估计古巴国
内反卡斯特罗力量的主要原因之一。正如中央情报局事后所写的一份报告所言：
“这一推论反过来成为决定实施行动的基本原因。”
另一个问题是，如果没有国家安全局的参与，一旦入侵遇到麻烦，迈阿密基地
既收不到也发不出紧急电报。当时在米德堡负责古巴问题的一位国家安全局官员说
：“国家安全局的作用非常小。”国家安全局获得电讯情报的主要来源是一艘被秘
密改装为海上监听平台的军舰。从2 月份起，配备了特殊天线和无线电接受装置的
美国海军“佩里”号驱逐舰一直在古巴海岸附近游上，监听它能截收到的所有信号。
国家安全局一边全力为入侵工作做准备，一边继续将注意力集中在苏联船运上。
3 月份，国家安全局驻土耳其监听站的一名监听人员发现一艘苏联货船回到了尼古
拉耶夫港，并装载了满满一船新式武器。这艘5840吨重的货船于3 月21日离开了尼
古拉耶夫。监听人员通过监听这艘货船每日的来往电报密切注视着这艘货船的动向。
国家安全局的一份监听报告显示这艘苏联货船“很可能于4 月7 日深夜或8 日
凌晨抵达一个古巴港口，船上装载着数量不明的一批武器……这是目前已察出的第
四起苏联船只向古巴运送武器的事件”。白宫内部要求采取行动的压力骤然增大。
当这艘吃水很深的苏联货船驶人哈瓦那港时，U2侦察机在14英里的高空正成十
字状来回在古巴岛上侦察飞行。从4 月6 日开始，从得克萨斯起飞的UM飞机共在古
巴上空执行了15次任务，为中央情报局入侵古巴做最后的准备。
1961年4 月17日清晨，入侵行动正式开始，但很快就陷入困境。当古巴空军和
其他部队向入侵地区集结时，国家安全局监听人员收听到流亡者们近乎绝望的求救
声。“如果数小时内还得不到空中援助，我们就会被米格飞机和重型坦克消灭。”
入侵部队指挥官佩佩。圣罗曼恳求道。海军主动提出将这位指挥官和他的部队接出
来，但遭到拒绝。他们愿意战斗到底。
由于没有规定国家安全局必须将电讯情报提供给入侵部队，因此该局监听到的
情报大多没派上用场。分析人员能够做的就是坐在椅子上收听在滩头上作战的反叛
士兵及他们在古巴各地的支持者发出的绝望的信息。有人在无线电报话机中喊道：
“弹药紧张。我们做出了承诺。我们履行了诺言。你们没有。如果你们决定抛弃我
们，请直言相告。”另外一架报话机说道：“我们正在让成百上千家农户冒生命的
危险。如果你们不能提供补给，我们将不得不……解散。这一责任应该由你们承担。
我们以为你们是认真的。”还有一部报话机则传出凄凉的辩解声：“所有的部队都
解散了……没有按照承诺运来武器和资金，他们以为自己被人骗了。”监听人员收
到的最后一则通话是：“不可能再打下去了……或者是增加空投物资，或者是我们
死去……我们已经弹尽粮绝。上帝帮助我们。”
国家安全局一位官员说：“就我了解，除了复制你能监听到的一切：通话、他
们请求援助的呼叫之外，这里对一切都无能为力。”
“我不愿撤退，”圣罗曼轻蔑地说，“如果必要我们将血战到底。”在海滩上，
几乎弹尽粮绝的入侵部队对从西边猛冲过来的古巴军队发动了一场毫无意义的反击。
入侵部队指挥官向特遣部队指挥舰发出一份无线电报：“我们已没有弹药。正在海
滩上作战。请提供帮助，我们坚持不住了。”
“在水中，弹药用尽。敌人正在缩小包围圈。必须在几小时内提供援助。”圣
罗曼的嗓音沙哑而绝望。已经无处可去。在入侵部队和渐渐逼近的古巴军队士兵之
间是几十具入侵者同伴的尸体，他们身上流出的鲜血随着海浪的冲刷和海水融为一
体。“你们的援助什么时候到？能送来些什么？”指挥官的声音已经变得很弱，他
已经丧失信心，但仍然抱着幻想，“为什么你们的援助还没有到来？”
海滩上出现了绿色头盔，无数条腿在奔跑。他们手拿着步枪，从四面八方跑来，
子弹溅落在海面上，沙子，人……国家安全局监听人员收听着最后的信息：“我们
在毁坏所有的设备和通讯器材。我们已经没有打仗的武器了。我们不能，重复一遍，
不能等你们了。”
下午3 点20分，在海平面的远端，驶向海滩的撤退船队收到了最后一条消息：
“所有船只按顺序全速撤退。”
这次拙劣的入侵行动给中央情报局罩上了一层难以抹去的阴影，但肯尼迪政府
并未因此而放弃推翻卡斯特罗政权的念头。1961年11月初，一个天气灰蒙蒙的周六
的下午，司法部长罗伯特。肯尼迪在白宫内阁室召开会议。一天之前，总统已经下
达了命令。他要求解决古巴问题，他的弟弟打算检查一下总统命令的执行情况。罗
伯特。肯尼迪向与会人员介绍了腰板直挺挺地坐在黑色皮扶手椅上的空军准将、防
暴专家埃德华心。兰斯代尔。
身材高大、相貌英俊的兰斯代尔是五角大楼特别行动办公室副主任。位于五角
大楼3E114 号房间的特别行动办公室负责国家安全局的行动。肯尼迪说，处理古巴
问题的职责将由中央情报局转交给五角大楼，这项计划的代号为“孟古斯行动”。
肯尼迪问在座的人对这一变动有何疑问，理查德。比斯尔眼睁睁地看着中央情报局
王冠上的一颗明珠就这样从他的手中滑落却连一句反驳的话也说不出来。没有问题，
他说，只要“从事这一工作的人能胜任就行”。
兰斯代尔和莱姆尼策都认为“孟古斯”行动是一个宝贵的机会，军方可以借机
大干一场，在中央情报局败得很惨的地方显示军人的才能。鉴于古巴内部发生动乱
的可能性几乎已不存在，兰斯代尔和莱姆尼策私下早已研究能否按他们的一贯思路
发动一场全面入侵。
自从肯尼迪执政以来，军队内部的极右势力不仅在人数L ，而且在能量上都已
急剧膨胀。1961年4 月，国防部长罗伯特。麦克纳马拉终于对陆军少将埃德温h。沃
克采取了严厉的惩戒措施。沃克因向他指挥的部队灌输约翰。伯奇会的煽动性宣传
而受到指责并被解除了兵权。这一事件使得许多保守分子谴责肯尼迪政府试图压制
反共人士的声音。
沃克辞去军职以示抗议，但作为一名平民他依然不断警告共产主义渗透的危险
性。他一直强调的一个问题就是文职人员控制军队是不可靠的。“文职人员控制军
队的传统已被曲解了，它已扩展成为对军队各级指挥系统进行全面控制的类似政委
制一样的东西。”1961年9 月，沃克去密西西比牛津城抗议招收黑人学生詹姆斯。
梅雷迪思进入州立大学。罗伯特。肯尼迪随即签发了逮捕令，指控沃克犯有密谋煽
动叛乱罪。沃克被判监禁五天。在被囚禁期间，沃克一直声称自己是一名政治犯。
即使在华盛顿国防大学的研讨会上也时不时会出现“极右势力、政治迫害、造
谣污蔑”以及“固执地认为‘我国社会所面临的危险主要来自内部”’等议题，国
防部长麦克纳马拉手下一名工作人员写的一份报告就是这样说的。
参议院对外关系委员会在一份报告中就军方极右势力的问题警告说，根据已掌
握的情况，“军人的教育和宣传活动相当危险”。报告指出：“所有的宣传活动都
在强调的一个主题是我国面临的主要的——如果不是惟一的——危险是共产主义的
内部渗透。”
参议院对外关系委员会认为，在右翼极端分子的攻击目标中，最关键的是肯尼
迪政府的国内社会政策，许多极右分子谴责这项政策有共产主义倾向。对外关系委
员会的报告指出：“追求公平、有社会主义继而也有共产主义色彩的社会立法往往
被夸大为共产主义威胁的本质……政府的许多国内立法项目，包括继续实行累进所
得税制，扩大社会保险（特别是社会保险项目下的医疗保险），联邦教育资助等都
被描绘成向共产主义迈进的措施。”因此，按照共产主义威胁论的观点，“对外援
助、文化交流、裁军谈判和其他国际项目即使不是颠覆活动也是一种极端的浪费”。
参议院的这份报告在结尾中警告说要警惕高级军官煽动的叛乱。为了证明这一
看法并非捕风捉影，报告列举了掌管阿尔及利亚警察部队的法国将军近期发动叛乱
这一“极端危险的例子”。“不管是法国的还是美国的军官，由于职业的缘故都有
某些共同点，”这份报告中写道，“世界各地都有一些好斗的军人。”
委员会在报告的最后，特别点了莱姆尼策将军的名，要求他审查他本人、三军
参谋长和极端右翼组织之间的关系。对外关系委员会成员中强烈要求对莱姆尼策和
三军参谋长展开调查的是来自田纳西州的参议员艾伯特。戈尔（前副总统阿尔。戈
尔的父亲）。
这种担忧并非没有根据。《纽约时报》的唐纳德。詹森和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
记者伯纳德。艾斯曼在1963年出版的《极右势力》一书中写道：“人们的忧虑在不
断增长：好斗的军方对美国的稳定构成了威胁，许多国家的政治生活屈从于军政府
统治和法西斯主义。反叛军人强迫政府改变对阿尔及利亚的政策而使法国蒙受的灾
难从另一个侧面有力地证明，如果允许军人攫取政治权力将会造成多大的危险。”
从表面上看，莱姆尼策仍保持着公正不阿的形象，但内心深处他却对年轻的肯
尼迪掌管的新的白宫班子十分不满。他觉得一切都背离了军事传统。从临床诊断的
角度讲，他几乎在顷刻之间即变成了一个偏执狂：他开始在私下里向其他高级军官
倾诉他的忧虑。在肯尼迪就职前一个多月，他给美国驻欧洲部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