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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处房屋。几十个菱形天线被摆成玫瑰花形状，将共产党的信号一网打尽；不断旋
转的转换器使监听人员能够选择适合接收目标信号的天线；沿着山洞的围墙是一排
排的金属架，上面摆放着粗大的黑色电缆，曲曲弯弯与收报机相连。很快，长长的
7 层复写纸带就在打字机上每天24小时地敲打着一行行的俄文和密码组。在毗邻的
一幢房子里有更多的监听位置。这里以前是餐具室，没有窗子，地上铺着弹性砖，
每个监听位置上方都装有球状灯。
到了1965年，这里已成为世界上最大的海军监听站，这里的1000多名监听员密
切注视着苏联和其他共产主义国家上空的通讯信号。如有临时任务，监听员们还要
登上舰艇深人到目标国家的水城附近；或者乘坐EPMB型电磁探测飞机到苏联的大港
海参威附近或其他地方进行窃听。在这些海上和空中行动完成后，监听员们把含有
被截获信号的7。5 英寸磁带带回基地；然后，语言专家们戴上耳机花几个小时的时
间对信号数据进行筛选，将有价值的情报送往国家安全局。该基地有一个很大的图
书馆，里面摆满了外文词典、各种书籍和杂志。同时，基地对整个太平洋地区实行
网络控制，可以收到从加利福尼亚到冲绳岛的所有监听站发出的定向报告。这样，
这个基地就可以通过三角测量法测定太平洋几百万平方英里范围内苏联船只以及潜
水艇的确切方位。
建在日本的众多监听站中有一个位于东京以北400 英里的三泽空军基地。这里
是日本人以前为向阿拉斯加派遣远程轰炸机建立的北方基地；后来，在战争的最后
几个月里，被用来训练破坏盟军飞机的敢死队员；但随着美军的逼近，舰载“恶妇”
战机对三泽基地的建筑物和飞机跑道进行了数天的轰炸，接着BMg 型飞机又进行了
空袭，这样，整个基地事实上已完全被毁。不过，日本人一投降，工兵团迅速进入
这里，把这个先前针对盟军的基地变成了窃听中国和俄国东部的重要监听站。
同时，为了窃听中国的信号，美国在中国大陆以东300 英里的冲绳岛上建立了
一个监听站。在这个名为托里的基地驻扎着隶属第51特别行动指挥部的窃听人员，
而电讯和密码破译专家就在附近的联合信息处理中心K 碌着。他们的目标之一是中
国军方和外交电讯信号。曾于60年代中期来此工作的陆军监听员戴维。obe 说：
“这个监听站的保密是一流的。当你离开这个大楼时，你和你的同事绝不会透露所
做过的任何事情。这儿的工作分工极细…。。加果你需要进入不该进入的地方，必
须得安排一名陪同。”
离这里不远是一个巨大的天线场，矗立着的菱形天线覆盖了整整3 平方英里；
在一座山上矗立着一个巨大的笼形天线。窃听在无窗的操作大楼里进行。帕克说这
里“一周7 天，一天24／J ‘时都播放着音乐，目的是为了掩盖有可能走失的无线
电信号”。在大楼的人口处和长长的走廊里是一间间的莫尔斯电码监听室，里面的
人员各司其职，每间屋子即是一个部门，中国的相应部门即是它们各自的窃听目标。
每个监听人员面前都有两台R ——390 型收报机，其中一台接收一个目标，称
为“控制机”。当“控制机”收不到信号时，监听员就用另一台收报机搜索另一个
站，称为“分站”。同样，每副耳机都与不同的收报机相连。不容易处理的是，有
时这样的“分站”多达10个。
有些目标是确定的，而有时监听员们得转动旋钮寻找新的目标。大的目标包括
来自中国的密码——长长的四个一组的数字。一旦收到这类密码，监听员就将其打
在6 层复写纸上。每个房间里都有一名主管对窃听人员进行监听，以确保他们不仅
是在复制那些被称为“鸭子”的容易捕捉但无任何价值的信号。帕克说：“如果主
管觉得你只是在浪费时间复制‘鸭子’，他就会通过对讲机告诉你：”别理那只鸭
子，帕克！继续用旋钮搜索！“‘当时，毛泽东发动的文化大革命正在猛烈地撕扯
着中国社会，监听人员的耳机里也响彻着这场革命发出的声音。一个监听员说：”
我们每天都会收录到同样的声音。比如，那里的人们反复引用毛主席语录，好像是
在搞某种个人崇拜。他们都着了魔，每个人都得有一本’红宝书‘；他们可以随便
翻开一页或其中的一段向别人引用，然后说’我比你的共产主义觉悟高‘。“就像
红卫兵一样，监听员们每人手头都有一本”红宝书“。
这个监听员接着说：“他们也是人，也有人性。你每天从早到晚都听到同样的
声音，所以你就会逐渐了解他们，了解他们的怪异、禀性以及所有的一切；你会了
解他们的喜怒哀乐以及他们的那些声音的含义；你会逐渐了解这些声音是否有了什
么变化。”
帕克说：“他们完全知道我们在收录他们的信号并试图摆脱我们的跟踪。他们
有他们的锦囊妙计，而我们有我们的一定之规。通常，我们会不停地转动旋钮进行
搜索，绝不放掉任何摩尔斯电台的信号。无线电波里的信号太多了，像语音信号、
摩尔斯电码、电传打字信号、灯塔信号、传真信号（向报纸和广播电台传送图片画
面），等等。可以说，无线电接收的声音范围几乎是立体的。我们使用‘上’、‘
下’和‘底下’等词描述目标与信号的关系。有些声音来自背景的固定点。某个监
听员会经常对另一个伙伴说：”你的分站（目标）在电传打字机下方，频率为3。5
兆赫兹。‘对方马上就会明白是什么意思。“
最难录制的通讯信号当属外交通讯密码了。帕克说：“外交通讯信号最为重要。
分析专家要求这些信号越清晰越好；如果做不到，就不让你干。”有一次，帕克截
获了某个使馆人员在用英语传送信号，极为详细地描述说使馆正遭受袭击，并且一
群骚乱分子正在砸开他的密码室的门。“这个小子真是疯了，或许小命都丢了。我
总是在想他到底怎么样了。我也在琢磨那些骚乱分子是不是除了进行某种阻挠之外
还有其他企图。而在这头儿，我也一直在玩儿命；有两个长官就站在我跟前命我不
要漏掉半个信号。我在6 层打字纸上每打出一页就立刻扯下来被他们传看。这次使
馆行动最后终于结束了。”
在冲绳岛也有空军的监听人员在窃听中国的空中信号。他们最重要的任务之一
就是当美国的信号情报飞机飞到中国大陆沿海附近或偶尔深入其领空时进行窃听。
这样的飞行一天两次，或从台湾岛北部的台北起飞或从南端的台南起飞。监听员罗
伯特。维利曾参加了从“托利”基地起飞针对中国的窃听行动。他说：“在整个飞
行过程中，我们的地面站对试图爬升高度以阻挡美军侦察机的共产党的战斗机中队
进行窃听。对于飞行员们来说，这就像猫捉老鼠的游戏。当我们的飞机超出对方某
架战斗机的射程范围时，他们的‘米格’战斗机就会奋力追过来并在我们下方尾随，
直到另一个飞行中队赶来接替它追赶。不过俄国产的‘米格’飞机在飞行高度上与
我们的侦察机简直无法相比，所以一般来讲，无法对我们构成真正的威胁。”
不过，有的“米格”飞机有时或许会有好运。维利回忆说有一次他们收到从台
湾的一个监听站传来的一份电文。他说：“电文详细地描述说在中国大陆上空我们
的一座空中侦察平台被中国的一架米格一21型飞机击落。米格飞机驾驶员猛地陡直
上升到最高飞行高度而出现在了我们的飞机上空，并在这一瞬间射出了空对空火箭。
当时一直在监听敌机驾驶员的语言专家报告说听到那个驾驶员说：”已飞到2 万米
的高度……火箭已发射！我打中了它的屁股！我打中了它的屁股！‘意思已经很清
楚了，这是一个令人惊讶的消息。这场游戏的结果是严重的。所发生的情况被立刻
通过密码电传发报机传到了冲绳。上级命我们监听任何来自中国地面站的有关这次
飞机被击落的信号。“
维利说，当飞机被击落的消息传开后，“无线电监听室里的气氛立刻变得像葬
礼一样。这一刻就如同美国人听到‘挑战者’号航天飞机的悲惨结局时一个样。那
架飞机上的一些人曾与我们一起在语言学校里学习过；他们都是像我们一样的飞行
员，是我们的兄弟，不管我们认识他们与否。要不是命运的安排，我们当中任何一
个人都有可能在那架飞机上。房间里的每一个人都惊呆了。人们沉默着，脸色阴沉。
我们没能弄清是否有生还者。我想没有。但我们再也没有得到有关这件事的任何消
息，因为我们没有‘知道的必要”’。
挑选秘密基地的位置得靠科学，但同样要依靠直觉。前国家安全局研究部门的
负责人霍华德。坎佩思说：“在确定监听站的方位时要知道哪些地方最理想。最理
想的位置往往是意想不到的。监听站是否可用井不像你所想象的那样，反过来也一
样。”有时，监听一个目标的最佳位置是在与该目标完全相反的地方，也就是对点。
坎佩恩说：“当无线电台发出电波时，电离层就如同一个谈话室一样将其包围并集
中到对点。我们则可以在此处进行接收。不幸的是，地球上的陆地过于集中，至少
有一半的地方其直径的一端都是水。因此说，合适的位置并不是很多。”
有一个地方接收效果近乎完美，那就是非洲东部崎岖不平。强风劲吹的厄立特
里亚沙漠。这里是地球上最炎热的地区，地形呈极端化——灰蒙蒙的山脉像堡垒墙
般地从宽阔、岩石林立的草地上陡直升起；一望无际且植被稀少的低地与辽阔的沙
海融为一体。1943年4 月30日，当时正处二战中期，美国陆军少尉克雷。利托顿在
非洲北部寻找合适的无线电台的位置时来到了这里。试验表明地处赤道以北、海拔
7600英尺的厄立特里亚几乎是一个音频漏斗。于是，这里很快建起了一个监听站以
及一个大型中继站。在埃塞俄比亚的阿斯马拉附近地下用10英寸厚的防弹混凝土墙
做保护建起了监听室。
60年代初，一列卡车顶着热浪和滚滚黄沙拉载着6000吨重的钢材来到了这个秘
密基地。当时，厄立特里亚已与埃塞俄比亚结成联邦。这次行动的目的是要建立一
个名为“卡纽”的基地。“卡纽”为埃塞俄比亚语，意为“从混乱中建立秩序”。
在这里有两个巨大的卫星抛物面天线，用来捕捉从月球上反射回来的苏联信号以及
从地球轨道卫星上传来的其他信号。其中一个卫星抛物面天线直径为85英尺，另一
个或许将成为同类中最大的可移动物体——直径150 英尺，矗立于一个不断旋转的
基座顶部，可以跟踪月球上的弧线。在建好之后，它将像一个巨大的圣餐杯从沙漠
上拔地而起。这是献给上帝的礼物。
此前，“卡纽”基地发生了或许是美国国家安全局有史以来的第一次罢工。1957
年1 月，亚瑟。阿道夫松穿着一件暖和的夹克衫从大雪围困的德国直接赶到了基地。
又过了一年，他和其他监听员搬进了一幢新的监听大楼。但这次转移却引发了对整
个基地针对个人行动的许多条例和限制措施的制定。阿道夫松说：“这个监听中心
在我们搬进新的基地后不久举行了罢工（1957年12月）。罢工大约持续了4 天，没
有人收听任何信号。”
“由于连续三四天未将任何通讯信号传到华盛顿，一架满载国家安全局人员的
飞机来到了基地，要弄清发生了什么事。我们在健身房开了全体会。他们问我们有
什么要求，我们有些人大着胆子说了，他们不满的事包括哨位指挥部对非常轻微的
违纪行为予以取消军衔和特权的处罚；不允许我们拥有汽车和摩托车；限制任何人
员离开基地，等等。据我所知，在这次事件中没有人受处罚，但整个哨位指挥部，
从长官到牧师，都被撤换了。”
到了1967年，埃塞俄比亚正企图将厄立特里亚从一个基本上有很大独立性的联
邦成员变为它的一个省，因而在厄立特里亚引发了反埃塞俄比亚政府的抵抗运动。
国家安全局深切感受到了这一紧张态势，担心厄立特里亚的政变有可能威胁到基地
的安全。于是，国家安全局既想对埃塞俄比亚政府进行窃听，又想对反政府的一方
进行窃听。然而，国家安全局早就有规定，即不对所在国进行窃听。由于有一些埃
塞俄比亚人的工作地点离“卡纽”基地很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