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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就是车上的两个警察。”
我能和他谈谈，叫他别采取行动，是因为有卫兵在场。他作出决定：我们往北边去搞车，他还得赶回到巴尔的摩，派我和马歇尔到奥兰多一带去侦察。
我们又找到了令人满意的两辆卡迪拉克轿车。马歇尔带来了两个小青年。他在场外瞭望，我和另外两个年轻人截断了链栏，潜入进去。
治安巡逻队的车子开了过来。那位警察显然注意到了在入口处的链子已经落下，因为他拐弯进了车场，还用聚光灯在那一带四处照射。
我和另外两个家伙潜伏在车下面。一旦警察发现了我们，我不知道会有什么后果。年轻人可能随身带着枪。那位警察或许也是个喜欢开枪的人。我眼前出现了这样的景象：我会作为一名盗车犯就被打死在这辆车子下面。
那位警察在四周转了大约5分钟就走了。我们偷到了车，赶忙离开了这个鬼地方。
贝克在巴尔的摩偷到一个推土机，要我们交给莱克兰的一个买主。我们就去把推土机放到平底尾车上往回拖。贝克说他正在签飞机合同。他已经搞了一架双引擎飞机飞往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现在给另一个顾客搞了一架单引擎塞斯纳①。
① 塞斯纳（Cessna，Clyde Vernon，1879…1954）：美国飞行员和飞机制造家。他设计的各式180型单翼机简单、灵活，被广泛用作丛林飞机、护林飞机及救生飞机。1953年女飞行员G·莫克驾驶塞斯纳180型飞机进行世界上第一次妇女环球单独飞行。
我们把推上机运回到莱克兰以后，我和马歇尔侦察了小飞机场，看到那架飞机停在简易机场上。时已夜晚，没有人在那儿值班。驾机的是另外一个伙计，这天晚上我们把他也带到了机场。马歇尔上了飞机，打电话要飞机起飞，驾驶员就起飞了。我们无意要飞机飞往他国，因此我们事先提醒我们的人，他们已经同联邦航空局作出安排，让飞机改变航向飞往迈阿密。因此，那伙计起飞以后，我就打了电话过去，他们就叫驾驶员在迈阿密降落。为了不暴露我们的行动，他们利用了这样的理由：怀疑这架飞机贩运毒品。
有几个车盗住在佛罗里达东北部城市代托纳比奇。我们在一个星期天的下午到了那里。他们和女朋友住的房子很小，很阴沉，还有两个身穿菱花格子衣服的小孩在跑着玩耍。房子里乱七八糟，除了咸牛肉和啤酒以外，什么吃的也没有。
我和马歇尔到外面买了一大堆食品，其中包括孩子食品。他们给孩子吃东西，我就忙着给大人煮实心面条，里面还有酱油、面团。香肠和辣椒。那个星期天下午，我们和盗贼以及他们的女朋友及孩子在一起大吃了一顿。
由于我们始终有任务，所以5个月内我只回家了两次。这不仅造成家里的分散，还因我的行动使家里的经济拮据。
那时候，所有隐蔽工作的特工开销是按日计算的。除此以外，你还得付旅馆费和膳食费。钱从来就不够用。和这帮盗贼常常在一起，我有支票，常常是用我自己的钱。我给家里经常打电话。由于安全方面的原因，住在旅馆里我不想留有任何电话号码，因此每次打电话都是对方付费，而我又不能向家里偿还。因此我终止了那种做法。日积月累起来，这是一笔相当可观的开销。有时候，我只好叫妻子电汇钱来，因为我用完了现金。看到家里的钱这么花掉了，我妻子当然不高兴。在这次活动中，到结束时我总共花掉自己的钱有3，000美元。可是，我不能停下手里的工作就开支问题同办公室争辩。
办公室对任何开销的收据有严格的政策。那次顾客买怀特牌集装箱货运列车时，我有点慌乱起来，因为他们要我们调换旅馆。我一天就有了两张旅馆帐单。我提出要求报销，可是局里的会计检查官拒绝了我的要求，因为明文规定一天只能报一个旅馆房间。我划清了界限，断然拒绝掏自己的腰包。我解释说，干隐蔽工作的实际情况是怎么回事，花费并不总是与常规完全相一致。后来这个问题得到了解决。我每周得到了一大笔钱，怎么用由我视情而定。
问题是，这种延伸打入对方的隐蔽行动，对任何人都是陌生的。
1976年2月，联邦调查局和佛罗里达公路巡逻队逮捕了贝克及其全体同伙——共有30人，并且从佛罗里达、马利兰、南卡罗来纳、宾夕法尼亚、密苏里、阿拉巴马、乔治亚和弗吉尼亚这些州找到了被偷的汽车价值达100万美元。他们说，这是他们查获的最大的、战果最辉煌的盗窃集团之一。
审判进行了两个多月。在查捕这伙盗贼中，马歇尔提供了合作，并作了证词，因此他受到了联邦政府的《证人保护法》的保护。他和他的一家重新安顿在一个保密的地方，并且得到了新的有关证件。
我得到了联邦调查局局长克拉伦斯·M·凯莱颁发的嘉奖令，对我的工作给予表扬，另外还获得250美元奖金。
更有意义的是一位辩护律师给凯莱局长的一封信。信中写道：“皮斯托尼先生……作为证人，给人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在隐蔽活动中，他显然工作得卓有成效。尤其可贵的是他表现了坦率和真挚的品质及其奉献精神。”
作为败诉的一位辩护律师，竟然不吝时间写了这样一封信，真使我心花怒放。
我回到纽约，返回到车辆拦截小队。可是，这次隐蔽活动的成功改变了我的人生道路，使我走向了黑手党。
第三章 运筹帷幄
联邦调查局终于在考虑长期潜入的行动计划——所谓长期，也就是说6个月。对于盗窃重型装备一案打入的成功，使人们相信：用一名特工潜入进去，比单纯从匪徒内部争取一名知情人，效果要好。
我在纽约的督学员盖伊·贝拉达，自从退休以来就想再搞一个长期隐蔽的行动计划。他负责我所在的车辆拦截小队的工作。
在1976年春季开始的时候，我们常常在一起开会，自由讨论，大家有了这样的看法：要渗透进高层次买卖贼赃的集团组织里——渗进盗窃财产的高层次集团之间。这些人都与黑手党有联系。我自然要与拦截小队联系。你得到了拦截报告，就要调查。是谁肇事，货物放在什么地方，由谁在看护。我们的目标是严格追踪高层次集团。他们常与黑手党打交道，参与分财，了解内幕，并进而分配财产。这一伙人当中，有的开了旅馆或酒吧或商店；有的实际上就是黑手党成员，他们本身就是自命不凡的党徒。
大家决定采取单人隐蔽的方式，并且选中了我来干，因为我刚刚成功地干了一回，因为我了解拦截方面的情况，还因为我熟悉街道社会。
还有，我是意大利人，这并非不重要。这使我会适应我们即将调查了解的那种类型的人。因为那些人即使本身不是意大利人，但他们打交道的却是意大利人。
大家的意见是：你去打击上层集团，给黑手党以重创。这是初期阶段我们目标的延伸，仅仅是要打进那些上层一伙人之间。决定虽然已经作出，你可不能马上就出门开始干隐蔽工作。还得花几个月时间的准备。我要作准备，政府部门也要作准备。
最后，我们不得不把这个意见向上汇报，向华盛顿汇报，向联邦调查局总部的头头们汇报。为此，我们要对经费、时间、目标以及成功的可能性等所有问题作出全面的估计。长期潜入的行动实施对于联邦调查局完全是陌生的课题，甚至连隐蔽特工及其督学员应遵循的正式准则都不能印发下来，这一局面一直延续到几年以后的1980年。这是一项开拓性的领域，计划工作务必要清楚落实。
这项计划的起步工作就令我感到激动。我是在有利条件下学习新的长远的技术，目标又是针对使我感兴趣的歹徒。我们利用新的合法工具同有组织的犯罪活动开展斗争。1970年，国会通过了《敲诈腐败组织法案》，人们都称为“RICO”法案①。我们第一次能够追查从事“敲诈型”的“企业”。如果我们能把参与旨在犯罪的组织的人暴露出来，我们不一定要揭露该组织每一个成员所犯的具体罪行。
① RICO（即Racketeering…influenced…corrupt…organization）：全称是：受到讹诈钱财的歹徒影响的腐败组织。
需要反对黑手党的法令，我们已经制订。
在这种情况下，开展新型的隐蔽活动，我和督学员就能制订计划，使这一活动沿着我们所希望的方向进行。我们可以自己干，不需要别人帮忙或介入。
贝拉达这时是思想最活跃的督学员之一。我们得选择一些像样的目标，要有个切实可行的计划说服总部，因为像大多数官员一样，我们内部的那些人大都不肯把脖子伸到一条新的、带有冒险的战线上。
我要在做大量的研究工作以后才能秘密打进去。就是研究工作也得秘密进行。整个计划只有四五个人知晓。在实施初期，只有我的督学员贝拉达、纽约办事处特工刑事处处长台德·佛雷、日后成为我的专案特工乔·肯纳利、我的联系特工史蒂夫·伯瑟，总共就是这几个人。我要仔细查阅往日那些已经封闭的档案、报告，同小队的伙伴交谈，同我信任的朋友交谈，搜集为我们打入目标的上层团伙的一切情报。这帮团伙里的人，大部分我们已经了解，但是要抓到他们确凿的证据并非轻而易举。现在，我们第一次企图把我们自己的人扎进去——派的就是我，我要在他们当中生活和工作。我搜集他们的姓名，查看嫌疑犯照片。我们要了解的情况有：和这帮上层团伙联系的匪徒是谁，他们劫持些什么人，他们出没于何处，他们在哪儿谋划，他们有些什么生活习惯，各人具有什么个性等等，凡能有助于我在他们当中行动的情况都想知道。
在深入讨论计划和建议的过程中，要牵涉到少数人，既有纽约方面的，也有总部方面的。艾迪·奥布里安是总部的督学员，在实施计划的开始阶段，他负责处理隐蔽工作。我们要明确一下上层团伙的一些目标，我还要熟悉纽约市的一些地区，比如曼哈顿区的小意大利①，以及布鲁克林的一些地区，还有我可能要出人的一些旅馆和俱乐部。我们留有充分的余地，以便在获得其他通路的时候能够采用。
① 小意大利（Little Italy）：美国纽约等大城市中的意大利移民或意裔居民区。
我们和另一名特工，要在迈阿密制定一份和纽约相同的计划，两份计划工作互相联系。迈阿密有许多有钱的大户，有许多旅游度假的人。那里的骗子和盗贼大有人在，他们在盗窃珠宝、债券和股票方面是老手。那里也有许多与黑手党打交道的高层次买卖贼赃集团。我们也可以以这些集团作为目标。我和奉命执行此项任务的特工能够互相支持。
迈阿密办事处对这个主意表示赞赏。我和贝拉达前往那里帮助他们，制订一份和我们对纽约制订的相同计划。
接着，我和他讨论的是，谁作为迈阿密的隐蔽特工我感到合得来。你在任何时候搞隐蔽工作，选择谁和你共事，这是至关重要的大事。选择这样的人，无论是在工作上还是你的生命安全上，你都要信得过。
那时候我还不知道在迈阿密的办事处有谁合适。我决定挑选的是一位朋友，他的隐蔽姓名是乔·弗茨杰拉德。他是波士顿人，身高约6英尺5，先前是波士顿学院的足球队后卫。我挑选他，还因为他是掷沙袋游戏好手，脚步动作敏捷，完全能够把握住自己。他基本上是搞街道工作，在迈阿密待的时间足以使他熟悉这一带的地理。因此，我们带乔·弗茨杰拉德到了迈阿密，让他执行整个行动计划。他接受了这个任务。
这两项计划我们要一起实施，这个双方计划的代号是“太阳苹果”。迈阿密代号太阳，纽约代号为苹果。
接着要讨论的是我自己。我要确定一个新的身份，这身份可以经得起任何情况下的检查。在街道上，在你没有证实之前，谁都会对别人采取怀疑的态度。
我们列出了讨论问题的目录，这些问题是为我可靠的工作背景而必需解决的。首先是姓名。我在潜入重型装备盗窃案的行动中，已经有了一系列适合身份的证件——社会保险卡、美国运通公司卡①以及驾驶执照等（我实际上有两份驾驶执照，一份在佛罗里达，一份在纽约）。仍然用多尼·布拉斯柯这个名字似乎是最方便不过的事。我正是用那个名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