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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咦，也许我会去。”我说。
这几个月我一直在行动，设法露面而又不被人注意，悄悄地进入了匪徒世界，没有引起别人注意就被他们接受了。你这儿前进一点，那儿前进一点，但是动作要轻。简单的介绍，短暂的交谈，这儿那儿露露脸，作出想干点什么的暗示，大大方方的仪态、举止以及显示你善于处事的隐语等等，这一切都成了你留下的可信赖的痕迹。尤其重要的是你不能匆忙，不能显得急于要会见某某人、作出什么合同、了解某种实绩的样子。作为一个警察要尽快尾随什么那就要迅速行动。你可要显示出不慌不忙的样子，一切按常规办事，其中包括要让别人了解你、接近你。
你在行动中的大多数情况下不了解你所面临的形势，因此你要树立信心，相信自己知道如何把握自己。没有人告诉你：你的步子是否牢靠、接触的人是否对路、方向是否正确。谁也无法告诉你是否安全。你要自己理会。那些活动的党徒也在注意你。你有可能搞错，他们显然也可能搞错。不过，大街上决不是自己怀疑自己的地方。
起初几个月的事态进展并没有什么激动人心的时刻，但我自己感到激动。我有了立足点。局外人谁也不知道我在什么地方，不知道我一小时又一小时、一天又一天在干些什么。大街上，人们不知道我是什么人，不知道我的真正意图。我在执行任务，而且是独自行动。这些使我感到激动。
一天晚上，我出了卡迈罗旅店，驾车到市中心，去逛逛几家常去的夜总会。我意识到有一辆车在尾随我。为了弄明真相，我没有立刻甩掉他们。我要让他们白白地追一阵子。我过了乔治·华盛顿桥，朝新泽西的福特李方向开，然后拐了弯又折回来。另外那辆车和我在一起，但没有行动。
这一定是某个执法部门的车子。否则任何人也没有理由尾随我。我估计可能是：卡迈罗旅店里或是别的什么地方有个知情者传递了消息，说新来了一个伙计到处溜达，和党徒交朋友，这家伙显然没有工作，但还有钱花。要么他们可能当场进行搜查和察看过，他们好几次看到了我的车，挂着跨州的牌照，看到我就那么进进出出。
执法机构，像联邦调查局纽约办事处、缉毒处以及其他机构，随时都对罪犯进行搜查。这是例行公事。这些部门，包括联邦调查局的大部分，都不知道我。如果他们开始注意到我，了解我和党徒一伙称兄道弟，那我自然也像其他人一样会成为怀疑的对象。
如果不是警察，那就可能是党徒要检查我。我不想让任何方面的人跟踪我。如果我和联系特工相会，或是回家看家人，要是有人尾随我那就可能毁了整个行动计划。因此，我每次出门，总要注意有没有跟踪。我总要让自己“清洁”。我要到一个地方，从来不直接就走，总要绕几个弯，看看车后面有没有人跟踪，兜几个来回把任何可疑的东西甩掉。车子停在什么地方，总要注意一下附近停车的是些什么人，有谁和我一道来到了这个地方。
第一次被搜查的地方就在卡迈罗旅店附近。我来不及甩掉尾随我的那辆车。他们用车在路边拦住了我。几个穿便衣的家伙掏出枪命令我下车，要我把双手放在头上。他们拍拍我下了车，在车子里面检查，在我身上、在车里都没有发现任何东西。检查结束以后，他们说这是正常的执照检查，因为我车上挂的是佛罗里达牌照。
只有党徒们才会这么干，因为他们不停地在检查。你出门一般不要带枪也正是这个原因。查我的这帮家伙甚至连身份都不说，我不知道他们是些什么人。
我被跟踪过好几次，让他们叫住搜查过好几回。这给我的行动造成不便，但也同时使我认识到：我的行动措施是正确无误的。
我到了布鲁克林，来到吉里的店铺，在十五大道的7612号。这儿的里弄很干净，很安宁，住的是劳工阶级。住宅楼房都是两到三层，一楼的前面大都是商店。吉里的店铺在一排玻璃前的中间，边上有一家小食品店，拐角上是帕克·瑞奇药房。
吉里店铺的门上有一块大招牌，写的是艾萨格。吉里的姓是格里卡，店名和姓的字母拼写正好相反①。商店部分位于前室，简单的铁架上挂着许多贵重的衣物，大多是女人用的东西：皮夹克、裤子、衬衫。所有东西的价格都比一般商店便宜。店铺面向大众，但是曼哈顿那里谁也不会跑到这儿来购东西。这是里弄区的里弄商店，外面的人来这儿一下就被人看出来。
① 姓是Greca，店名是把姓的字母反拼过来：Acerg。
一切物品都便宜，这是因为都是赃物。吉里的一般人马都是：拦截者，夜盗，什么都干的窃贼。商店里卖的都是他们的掠夺物。
第五章 布鲁克林：科隆坡家族的老巢
艾萨格店铺位于前室，那帮盗贼中的任何人都可以充当售货员。后室里有一张办公桌，几张打牌的桌子。那伙盗贼白天就在这儿厮混。正是在这个地方我被介绍认识了几个家伙。他们的年龄大约从二十八九岁到四十岁出头。他们围坐在桌旁玩金罗美①，吹牛。他们的名字有：桂多、维多、汤米小偷、维尼等等，这些都是浑名。
① 金罗美（又译作金兰姆）是兰姆类牌戏的一种。1909年传入纽约，20世纪40年代在美国风行一时。两人玩时，每人发10张牌，牌面朝下。发剩下的牌面朝下作底牌，最上面一张底牌由过来摆到底牌旁边作为第一张换牌。非发牌人可以先拿这种换牌，也可以不拿，若不拿，发牌人也可以不拿。若两人都不要，非发牌人则抓走底牌最上面一张牌、其后，两人依次拿换牌或者抓走底牌最上面一张牌，然后打出一张牌，面朝上摆在换牌堆上。目的是做成牌组，即至少3张的同花色顺牌或者同点组牌。
我和吉里的一伙人开始混在一起。因为他们通过自己熟悉的人“了解”了我，还因为我是他们熟悉的人介绍给了他们，因此对我还相当公开。
在党徒的一伙中，他们虽然比较低下，但他们总是忙得不停，总是有钱花，总有买卖做。他们总会有赃物，赃物总是在进进出出。个个都穿得很好。他们所穿的90％是赃物，都是最新款式，有运动衫、宽松裤、毛衣以及皮夹克等等。如果他们穿牛仔裤，那总是设计师订做的。
你提到什么，他们就能偷到什么。吉里一伙人可以袭击仓库、码头、车辆和住宅。他们认为，没有什么东西不能偷。他们始终这么在想。没有哪一天他们不时时在想着谈着他们要去偷，去抢，对象是谁，偷什么，在什么地方。他们总有要追捕的东西，或者从别人的货物里捞点什么，反正总有东西掠夺。
早晨起来，他们并不想到去上班，去按考勤钟。他们不想着和妻子或女朋友在一起欢度时光。他们是一伙群氓。你起了床，就要同这伙人一道上俱乐部或别的什么地方，成天混在一起。
一整个白天，你都在计算这天晚上要出去干什么，在外面能碰到什么财气。白天基本上是这样度过的：早上10点半或11点去俱乐部，然后坐下来整天议论过去或将来的欺诈、抢劫的行动。如果有人提出偷盗或拦劫的主意，大家就轮番议论，看看这个办法是否值得。要么另一个人提出了一堆财物，正期待着把珠宝、皮货以及这一类的东西脱手。大家就议论“对折”的可能性——把得到的赃物再卖出去。
他们成天谋划着，就坐在艾萨格店铺的后室里，玩金罗美，抽烟，抽雪茄。我不抽烟。他们从不开窗户。尽管室内有通风设备，房间里空气仍然混浊。房间可能有两处在玩牌，这要视室内人员多少而定。我是连牌也不玩的。你要是玩金罗美——从来不玩别的——一点输赢为10个美分。就是坐那里玩牌，口里还在议论赚钱，议论这天要抢劫什么。有时也可能到另一家俱乐部，在那里玩金罗美，要么商谈抢劫计划。你也可能同某人谈论你想干的事或者设法干一回。如果他们想好了下手的地方，那么就有几个人在白天出门去那儿把地形窥看一番。
如果不是在谋划、做发财梦的时候，他们就聊作战的场面，回忆他们在各个牢房和监狱的时光。那是他们干此买卖所付出的代价。他们了解不同的牢房、监狱分区以及看守的情况。我已经有足够的虚假背景材料，上面记载着我严重刑事犯的罪证，以此表明我如去坐牢一定会是一条硬汉，没有一点畏惧。但是我从来没有表明过我蹲过牢房，因为我不了解监狱的情况。如果说出那样的话很容易被挑出毛病。如果你蹲了3到5年的牢，你才了解看守——哪个看守是什么等级，了解同狱犯人，哪个犯人待了15到20年，哪个犯人现在还没有出狱。这伙匪徒熟悉隐语和俚语。人人都对那种关系、那种时光记忆犹新。
我的看法是：如果没有必要说你于过什么事，你就不要说。这伙人在谈论他们狱中的情况时，我就像个普通市民一样只在一边听着。
吃午饭时，有人会出门弄点中国食品和“英雄”三明治。到了4点半或5点左右，他们就分散，回家和家人一起吃晚饭或干别的什么事。晚饭后他们返回到大街上开始抢劫活动，或者逛夜总会，或者于他们要干的事。
每逢星期二，我们就到萨利俱乐部吃午饭。萨利是个老资格的党徒，是科隆坡家族的一个头目。他在十七大道上有个交谊俱乐部，离吉里的商店不远。我们有时候聚集到他那里，和吉里那里两处分度时光。但是，每个星期二下午，萨利准备一顿丰盛的午餐，招待我们一伙共有8人，连同他自己的，加起来大概有18到20人。他有个井井有条的厨房，烧肉丸子，还有意大利通心面条、香肠、辣椒等应有尽有。因为有这样的午餐，我们要设置一张长的折叠桌。整个下午，我们就坐在桌旁吃午餐，喝的是萨利自己家中制的红酒，大家一起吹牛皮。
我白天大部分时间就这么跟着他们转。我要在10点和11点之间赶到俱乐部，整天都和这帮家伙混。到了下午快完、接近傍晚的时候，我就回到寓所，可能小睡个把小时，然后起来淋浴。大约9点钟时候，我就出门赶到我们碰头的地方。有时候我回到布鲁克林，有时候在曼哈顿一带溜达；有时候和他们一道，有时候一个人到一些地方。这些地方的人通过那一伙而认识了我。
尽管我们在各个夜总会溜达的时候，大家谈的仍然总是抢劫诈骗的事，或是正在干的、或是即将要干的。他们靠的是脑袋瓜子为生，因此，他们的脑袋比普通人要用得更多。他们脑袋一刻也不停地在转动。一个人无论怎么有钱，总还嫌不够用，要么是盛宴，要么是饥荒。他们的计谋有一半是落了空的，一无所获。尤其糟糕的是，他们还要受控，这样要么要破他们的财，要么就坐大牢。可是这并不会使他们的头脑清醒。无论是对于他们的失败，或是提出的那些浮躁的行动计划，他们都没有舒畅的时候。他们照干他们的。
一个不显眼的党徒名叫维尼，也在吉里商店里混。他身体过胖，心脏不好。他吃了几片药——可能是硝化甘油。有一天下午，大家都在玩牌。这一局很难分胜负，好几个人在赌。与此同时，他们还在聊着夜晚偷一户住宅的前景。那户人家在新泽西的巴的纳。
突然间，维尼跌到了地下，呼吸很困难，手紧紧地抓住胸口。
“喂，大伙儿看，”我说，“维尼出问题了。”
没有一个人动一动，他们继续玩牌。维尼在喘气，在抓胸口。他们还是玩他们的。
“他心脏病发作了！”我一面叫一面往他那儿走。“我们得马上把他送到医院去！快！谁来帮帮我一道送他去医院！”
“噢，他老犯那毛病，”一个家伙说，“他常发作，没什么，吃几片药就会好的。”
这种情况常常发生，在这样的场合我想顺着那一伙人。但是，我仍然有自己的道德观。
我不能眼看着他死。我设法扶他起来，扶他出门上我的车。我驾车去了急诊室。几个小时以后，他出来了。他说：“我的药用完了。”
我们返回到吉里店铺。他们还在玩牌。有人说：“不错吧，我们对你说了，他会好的。”
天天这么跟那伙人混起来倒也容易。大部分时间显得很无聊。他们虽然在学术上一窍不通，但是在城市环境中他们有巧妙的生存能力。就在日常生活的表面下，总有某种潜在的东西，可能会使我出差错。我一方面时时在头脑记住所发生的有关情况好向联络特工汇报，同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