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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成为崇祯以后-第2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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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周延儒离开北京的时候,曾经让他在江南考察一下商业和社会运转情况,也就是调查研究一下明朝末年的资本主义萌芽,究竟生出的是什么样的芽,有了这翔实的资料,我才能准确的制定改革方案。

周延儒没想到崇祯皇帝说了几句话就开始看他的笔记了,一刻钟……两刻钟……一个时辰……两个时辰……,周延儒被尿憋的都快动不了了,崇祯皇帝仍然看的来劲,等他看见崇祯皇帝终于合上了本子,险些尿崩而出。

我合上周延儒的调研笔记,一抬头发现天色已然暗淡下来,又见周延儒脸色不对劲,问道:“爱卿脸色似乎不太好?”

“皇上……微臣……微臣去趟茅房……。”周延儒实在憋不住了,也顾不得什么礼节,捂着肚子一溜小跑出去方便。

我笑着放下调研笔记。从周延儒的调研来看,明朝此时的资本主义萌芽已经略微成型,在江南地区出现了庞大的工商阶层,据说世界上最早的资本主义出现在意大利,我看明朝的资本主义萌芽比意大利还早呢!明朝这个时候的经济,科技,文化在世界上相对处于领先,假设一下历史的发展,如果没有李自成起义和满清入关,相信明朝一定能顺利进入资本主义,和其他强国处于同一起跑线上。

历史上,那小小的嫩芽已经被无情的历史所摧残,现在我面对这嫩芽,能做点什么呢?是否能呵护它健康成长,让它为我面对的困局服务呢?

周延儒回来打断了我的思路,想起以前对于他的承诺,我微笑道:“爱卿,朕曾经说过等你回京后会给你一个前程,那大学士之位……。”

周延儒方便过后舒坦不少,回来听崇祯皇帝提起这个茬口,马上应道:“皇上,微臣怎么还会计较那些,只要能为皇上办事就行,其他一切都是虚的。”

周延儒是官迷不假,可那是以前,自从他被派到江南搞文物倒卖之后,彻底掉进了商业实用主义的大染缸,高官显贵当然是他的理想,可跟到手的实惠相比,他实在难以取舍,实用主义告诉他,攥在手里的才最重要。

我发现周延儒拍马屁的功夫见长,“爱卿能这么想,朕深感欣慰,江南之事朕心中已经有了想法,少不得要爱卿劳累,爱卿先回去休息,过几天朕另有重任交付给你。”

对江南,我确实有了笼统的想法,是后世那个邓大伟人启迪了我,特区,对,将江南划为特区,北京地区已经可以切实的贯彻我制定的改革方案,江南是全国最富庶的地区,掌握了江南则把握了重要的命脉,而我现在也有了为数不少的新军和嫡系部队,手绝对能伸到江南去。

这个体弱多病的帝国,也只能一点一点的医治,一省一省的改造并抓在手里。

说干就干,谋划一番后,第三天早朝,我就宣布把南京和浙江组成新的南直隶,由李邦华任江南总督,周延儒为其副手,周延儒在江南呆了那么久,比较熟悉情况,能很快的把我的政策落实下去,李邦华不但人品好还极有才干,让他压着周延儒,可以让周延儒减少犯错误的几率,这套领导班子已经是我所能想到的最佳组合了。

北京的中央政府现在已经成了“一言堂”,我这个皇帝有绝对的权威,文武百官则是老实肯干的“公务员”,听话的很,因此这个事情很快就定下来了。

将李邦华和周延儒叫到御书房,我对二人面授机宜,“两位爱卿,朕已经把所能想到的都写在了这个小册子里,两位爱卿在路上仔细研读,一定要理解朕的想法。”我说着把“工作手册”递给他们俩。

“朕挑几条重要的说说,也算是两位爱卿今后为官的重点,第一就是努力扶持商业,士农工商,这是一个条条框框啊!朕不管两位爱卿心中是怎么想的,一定要落实朕的这个重点,努力的给生意人提供方便,让他们乐于做生意,不害怕做生意,朕说点过头的话,凡是违背这个重点的,一律砍掉。”

“第二是赋税问题,朕会成立新的税收衙门,江南地区的赋税全部由朝廷直接征收,地方政府不必过问,税收上缴国库之后再按照用度下拨给地方。”

“江南地区的土地要重新丈量,严禁土地集中和兼并,每户最多可拥有百亩土地,多出来的一律收归国有,重新丈量之后严禁土地买卖。”

李邦华和周延儒见崇祯皇帝滔滔不觉,满嘴直冒唾沫星子,两个人互相看了看,都从对方眼里看到了不可思议,这也太……。

“皇上,微臣有话说。”李邦华是耿直之人,此时不得不打断崇祯皇帝的话,“士农工商好比君臣佐使,正所谓各安本分,照皇上之言,那样一来岂不乱套了……。”

正文 第四十六章 有两种人不是好东西

李邦华忠君爱国不假,但是他所受的教育让他不得不反对崇祯皇帝的想法,士农工商这个阶层古来有之,人人安其基业也便于管理,倘若今天读书人跑去卖牛肉面,明天耍大刀的改行做教书先生,这不是乱套是什么呀!根基一旦乱了,还怎么治理,这是他担心的根本所在。

我一声不坑的听李邦华说,等他说完了,我站起身来道:“爱卿说完了?朕再重申一遍,南直隶的事情朕已经决定了,是板上钉钉的事,爱卿只管施行即可。”

“朕会从新军之中调拨两万人马南下,由张庆臻率领,作为政策贯彻的保障,凡是有胆敢违背朕之意愿者,一律就地正法。”任何改革都是要付出代价的,江南那么激烈的变革当然也不例外,我已经做好了充分的准备,哪怕是用鲜血洗礼,我也好把江南特区打造好,这个帝国的真正大修,就是要从江南开始。

周延儒从崇祯皇帝的话语中听出雷厉风行之态,因此轻轻的扯了扯还想说话的李邦华的衣袖。做臣子的有时候不得不弯着腰干活,顶撞皇上或者说跟皇上辩论,最后吃亏的还不是他们做臣子的嘛!他的心中已经有了计较,可以按照皇上的意愿展开工作,但是遇到阻力的话也会如实的汇报,让皇上做最后的决定,这样才是中庸之道啊!

被李邦华一打岔,我不得不重新捡起刚才的思路,把没有说完的话说完,“江南一直以来都是文人辈出的灵秀之地,有天下才子半数出于江南之说,因此朕决定放开对文人的限制,之前朕已经改革了科举制度,添加了许多科考科目,不过要等到两年之后的考试才能看出成效来,两位爱卿到了江南之后,要鼓励文人开设报馆,至于报纸为何物,朕在工作手册上有详细的描述,跟塘报的性质差不多,你们可以仔细看看,办报馆的目的是为了转化党争的核心矛盾,朕还没登基的时候就知道东林党和齐浙楚党等等之间的矛盾,更有借京察清洗的痼疾,朕希望今后不要再出现这种事情。”

李邦华还在为崇祯皇帝刚愎自用感到不妥的时候,听了崇祯皇帝这番话,当即愣住了,随后激动道:“皇上……皇上的意思是说,可以让文人议政?”韩非子早有论调,侠以武犯禁,儒以文乱法,历朝历代对文人的束缚非常厉害,本朝的八股文就是一例,所以李邦华做梦也没想到崇祯皇帝会有如此动作。

周延儒也没想到崇祯皇帝会开通到如此地步,韩非子早就说的明白,侠客仗着自己武艺在身,不把法律放在眼里,读书人没事说这说那是蛊惑人心,这两样人都不是好东西,作为任何一个君主都会加以限制,可崇祯皇帝却反其道而行,这……。

我可没开明到让文人参与政事,只不过是想把有党争以来文人间的互相攻击转化形式,让他们别拿“大明公司”的业绩开玩笑,败家可不是这么个败家法。

“开设报馆也要和商业一样,放开来搞,衙门自然要办一份,文人也好,老百姓也好也都可以办,最重要的一点是让普通老百姓也能看得到报,让老百姓知道一些他们应该知道的事情。”我说着把话一转,“但是朕也要把丑话说在前头,办报馆一定要做到内容翔实可靠,凡是故意胡说八道扰乱民心的,一律严惩不待。”

李邦华和周延儒连连点头称是。李邦华仍把自己的担心说了出来,“皇上,报纸如果和塘报差不多,那么一定要谨慎一些,万一有人借报纸诋毁皇上攻击朝廷,那肯定不妥,臣以为没有规矩不成方圆,还是让人知道尺度为好。”

“现在大可不必,朕之所以让老百姓也能看到报纸,就是让老百姓明白朝廷的什么政策对他们是有好处的,这样一来老百姓就会拥护朝廷,得民心者得天下,再说这也是重新丈量土地的一个宣传阵地,那些不想把土地吐出来的家伙,让他们也见识一下舆论的威力吧!这个道理你们明白吧!”

李邦华和周延儒都不笨,此时恍然大悟,异口同声道:“皇上英明。”

“我们汉人自古就有党争,党争不但波及文人,有时更会把国家拖入万劫不复的深渊,希望能借着报馆开张来改变文人党争的方式,让他们不管有什么主张,都在那报纸上辩论交流,就算是互相口诛笔伐都不要紧,要紧的是不要动摇国本。”

李邦华和周延儒重重点头,对崇祯皇帝的话深以为然,连带的对刚才崇祯皇帝将要推行的铁血政策也都不再那么忧虑了。

开局对江南诸事非常重要,头三脚要是踢不开,往后的事情也不好办,为此我特意下了几道旨意,主要是写给分封在外的诸位王爷,让他们体谅一下国家的难处,拿点钱出来,当然了,我没指望他们拿钱出来,而是希望他们不要阻挠江南土地的重新丈量,根据我的推测,那些大地主们肯定会把手攀到同是地主老财的诸多王爷身上,希望借诸位王爷的力量制止土地的重新丈量,我这旨意也算是给王爷们提个醒,因为不久的将来,该轮到他们“减肥”了。

李邦华等人刚走没多久,王承恩领着卢象升一路小跑赶来,看着两个人的神情,我的心情不禁紧张起来,难道又出什么事了吗?

正文 第四十七章 王爷被杀了

尽管卢象升已经从送信之人口中知道了一二,但是他还是把急报恭敬的呈给崇祯皇帝,“皇上,西北有变。”

“孙承宗在干什么?”我把急报狠狠的扔了出去,“朕对西北如此上心,减免赋税,小心的赈济着,到头来却落得这个结果,真是气煞人也,孙承宗的兵马都是纸糊的吗?”

其实在崇祯刚刚即位的时候天下已经不太平了,根据史料记载,早在天启元年(21),四川永宁土司奢崇明就发动了叛乱,第二年,贵州土司安邦彦也反叛,两人互相则应致使西南大震,直到天启末年才费尽力气把叛乱平息下去。

而福建东南沿海地区也不安宁,先有荷兰人占据澎湖列岛,进而盘踞台湾,更为严重的是在万历末期福建沿海已经形成了不少的海商集团,既做生意也干打家劫舍的买卖,势力非常强大,朝廷根本束手无策。

崇祯登基后,海上霸主郑芝龙才名义上接受朝廷的招安,暂时不跟朝廷作对,虽然他们摇身一变成了吃皇粮的人,但是朝廷仍然无法节制他们。

这是西南和东南,不管怎么折腾最后还都平息了下来,就在这个时候,不安定的因素转移到了北方,伴随着百年难遇的灾害泛滥起来。

要插一句的是山东徐鸿儒领导的白莲教起义,虽然很快就被朝廷镇压下来,但是徐鸿儒使用的手段却是最让人头疼的民间宗教,邪教之流,很能蛊惑人心。

接着便是陕西的民变,实际上陕西的民变从天启五年(25)就开始了,但是那时候的民变规模比较小,不是偷鸡摸狗就是拦路抢劫,远没发展到攻城掠地,夺府杀官的地步,因此地方政府也就把这个归类为治安案件,没怎么深入治理,也恰恰因为地方政府的态度问题,才使这些小规模的民变逐渐发展,渐成燎原之势,从而走上历史舞台。

最初是王二、王嘉胤,他们闯出字号后,陕西各地的饥民也纷纷为了糊口,伸手夺食,形成了几股重要力量,诸如汉南王大梁、老回回马守应、罗汝才、安塞高迎祥等等。

我在卢象升的进言下平复震怒的心情,一点点的回顾脑海中跟农民起义有关的资料,以及我做出的措施,其实陕西就是一个无底洞,自从我接手以来没有一天不要银子的,可数百万两银子塞进去了,一点起色都没有,岂能不让人恼怒。

卢象升见崇祯皇帝心态平和不少,“皇上,现在陕西主要有两股流贼,在南则是王大梁,在北则是高迎祥,他们彼此互相呼应,孙大人也是疲于应付,困难的很。”

我叫人捡起急报又看了一遍,招呼卢象升道:“建斗啊!你看看。”我见他看完了接着道:“孙承宗做的已经不错了,朕刚才失态了,观此急报可知陕西的乱民不但数量不减反增,活动的区域也增加不少,最重要的是他们已经不是纯粹的为了找口饭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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