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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现民国文人风骨民国那些人(精选)-第1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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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曾与先生在北大校园散步,陈先生说起刚才在路上碰到中文系的一位老师,问自己要不要到国外去讲学一段时间,“好赚点养老的汤水费”,陈先生说他很感谢那位老师的好意,可人老了,哪里都不想去,只想呆在这校园里。钱志熙静静地听他说这些话,觉得带着几分落寞。
  说话之际,两人已登上操场看台。这天刮着一点风,微微扬起沙尘,操场上没什么人,远处跑道边一排高大的白杨树簌簌作响。陈贻煟那樾飨袷峭蝗槐患し⑵鹄矗加盟暮锨桓呱仕欣畎椎氖骸拔依淳购问拢呶陨城鸪恰3潜哂泄攀鳎ζ鹎锷鼻疚踔钡较衷诨骨逦丶堑茫笔毕壬纳袂槭呛蔚群缆跤脘烊鳌K晕壬魇蠡够岣刑炯妇洌壬魍辏康卣酒鹕砝矗淮笊厮盗艘桓鲎郑骸白撸 �
  钱志熙说,先生豁达而洒脱,丝毫不像一般书生那么拘谨。
  找学生有事,陈贻煟话悴簧下ィ窍肮咴诼ハ赂呱八堑拿帧!八庵致渎浯蠓降钠桑颐鞘茄Р焕吹摹D阋梦胰ヂハ潞把拿郑揖秃安怀隼础!鼻疚跣ψ鸥嫠呒钦摺�
  称陈贻煟按笫π帧钡谋贝蠼淌谛幻嵋不匾淦鹫庋那樾危赫馕淮笫π肿苁瞧镒抛孕谐道凑宜话阋膊唤荩辉谠鹤油饷婧八拿郑康闭馐保椭辣囟ㄊ谴笫π钟肿髁艘皇鬃约郝獾氖蚴切戳艘环约旱靡獾淖郑春退窒碚夥窒苍谩�
  有时大师兄会进屋,两人一道喝茶品诗赏字,直到灯火阑珊;也有时他并不进屋,留下要谢冕看的东西,就匆匆骑车走了。谢冕说,大师兄的行止常使他想起《世说新语》中的“王子猷居山阴”,颇有“乘兴而行,兴尽而返”的神韵。
  陈贻煟埠靡魇沂且院舷缫舭垂诺饕魉校庠诒贝笾形南凳怯忻模簧傺ё由踔两锥鎏孪壬魇游胫形南档囊淮笮沂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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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此一教授,该是何种风采呢?当年钱志熙到北大考陈先生的博士生,在他原本的想像中,先生该是很潇洒的,顾盼生姿的那样一种名教授的风度,有些才子气。见面后,他发现先生的风采不全是他想像的那一种,高大、淳朴如父老的印象,甚至出于他意想之外。
  钱志熙记得,多少次先生送登门拜访的他出来,一直送过半个未名湖,在博雅塔下才挥手告别。先生一边与他说话,一边跟碰到的熟人打招呼,“他认识的人真多,老幼中青都有,招呼也打得极其热情,完全是乡村的老人在他的村落中行走的那种光景,让人觉得极其有人情味”。
  “文革”中北大教师下放江西“五七”干校。一个雨天,教改小分队的师生几十人,乘汽车从围湖造田的农场到南昌去教学实习,明知堤上非常危险,却谁也不敢冒“活命哲学”的罪名,建议把队伍带回去。结果一辆汽车翻到了大堤下。车子掀起来时,发现有一位老师和一位同学遇难。
  亲历其事的教师后来回忆,陈贻煟救艘彩潜豢墼诔档紫碌模彼莱隼词保醇橛瞿训木跋螅姑娑宰琶C[堆艉派纯奁鹄础!懊挥泄思桑挥薪谥疲乔榫埃嫦袷且桓鍪デ兹说暮⒆印K薜媚敲炊椋敲凑嬷浚敲锤挥诟腥玖Γ钡饺缃瘢强奚梯尤贫省薄�
  到了晚年,陈贻煟氖始霭妫銎涞茏痈鹣糇餍颉8鹣裘挥兄苯悠缆巯壬拇醋饕帐酰前炎约核私獾南壬娜似泛托郧樽魑蛭牡闹氐悖衔约菏嵌孟壬氖碌摹5彼研蛭哪罡玛轃{听时,让她难忘的是,先生竟像孩子一样哭出声来。葛晓音于是明白了,“先生心里的积郁,其实很深”。


  背影渐远,犹低徊

  司徒雷登:别了?司徒雷登

  司徒雷登(1876-1962)美国人,基督教传教士、教育家、外交官。曾任燕京大学校长及校务长、美国驻华大使。
  这是一个奇怪的洋人:他在中国大大地有名,在自己的祖国却默默无闻。自从伟大领袖“钦点”之后,他的名字就成了声名狼藉的代称。
  “他是美国侵略政策彻底失败的象征。”毛泽东一语断定。
  1949年8月2日,这位73岁的瘦高个老人,黯然离开中国。8月18日,新华社播发毛泽东的著名檄文《别了,司徒雷登》,该文被收入中学语文教材。从此,“司徒雷登”成为一个失败的符号,成为一代又一代中国青年嘲讽的对象。
  然而,历史学者林孟熹告诉我们:“整个20世纪,大概没有一个美国人像司徒雷登博士那样,曾长期而全面地卷入到中国的政治、文化、教育各个领域,并且产生过难以估量的影响。”
  司徒雷登曾说自己“是一个中国人更多于是一个美国人”。从血统上讲,他是一个纯粹的美国人,父亲是美国到中国的第一批传教士,母亲也是美国人。但他出生在杭州,从小说的是杭州话,11岁时回到美国的弗吉尼亚州上学,邻里小孩嘲笑他是个不会说英语的“土八怪”。1904年,年轻的司徒雷登像当年他的父亲一样,带着新婚妻子回到杭州,开始从事传教事业。
  “九·一八”事变后,司徒雷登亲自带领数百名燕大师生走上街头游行,在队伍最前方高呼“打倒日本帝国主义”。
  1934年司徒雷登赴美,突然接到燕大请他火速返校的急电:原来北京学生为反对政府对日不抵抗政策,组织请愿团赴南京,燕大学生宣布罢课。学校里的多数外籍教授反对学生罢课,而未南下的学生与中国教授们坚决不许开课,双方严重对立。司徒雷登匆匆赶回后,立即召开全校大会。一些人以为,作为校务长,他是绝不会支持罢课的,不料司徒雷登却说:“我在上海下船时,首先问来接我的人,燕京的学生是否也来南京请愿了?我听到的答复:‘是’,这才放心。如果此次燕京学生没有参加请愿,那说明这些年来我的教育就完全失败了!”
  抗战期间,他因拒绝与日军合作,曾被囚禁近4年之久。
  1946年,司徒雷登出任美国驻华大使。当时曾有人这样评价他:“既是政客又是学者,既是狡猾的对手又是温馨的朋友。”
  曾为燕大学生、时任燕大教员的冰心这样赞扬自己的校长:“这团体上上下下、前前后后,总有上千上万的人,这上千上万的人的生、婚、病、死四件大事里,都短不了他。为婴儿施洗的是他,证婚的是他,丧礼主仪的也是他。你添了一个孩子,害一场病,过一次生日,死一个亲人,第一封短简是他寄的,第一盆鲜花是他送的,第一个欢迎微笑,第一句真挚的慰语,都是从他而来的。”
  据近年披露的史料,司徒雷登在离开中国前夕,曾与中共高层秘密接触,甚至计划好了前往北京,磋商美国政府承认新中国事宜,但最终被召回,未能成行。
  不论司徒雷登当时的政治倾向如何,但他在那个历史转折关头,力图避免使中国与美国乃至西方完全隔绝所作的努力,被后来的历史证明是更加理性的选择。
  毛泽东讽刺司徒雷登“总之是没有人去理他,使得他‘茕茕孑立,形影相吊’”。不知是不是“一语成谶”:司徒雷登回到美国后,晚年寂寞而悲凉,被国务院下“禁言令”,被“麦卡锡主义”者骚扰,终因患脑血栓,终成半身不遂与失语症。
  他的遗愿之一是将骨灰送回中国,安葬在燕京大学的校园内。但这一心愿未能实现。
  2005年1月3日下午,记者在未名湖畔看见,一只寒鸦掠过临湖轩。那是当年司徒校长为年轻教员冰心和吴文藻主持婚礼的地方。

  杨晦:沉默的“五四”英雄

  杨晦(1899-1983)原名兴栋,字慧修,后因痛感社会黑暗,改名为晦。辽宁辽阳人。现代作家、文艺理论家。
  杨晦被认定为一个英雄。成就英雄的舞台背景是五四运动。“大师传略”中关于杨晦一条这样写的:1917年考入北京大学哲学系,1919年积极参加“五四”运动,为火烧赵家楼领导者之一。
  但他始终沉默着。
  杨晦的老友臧克家曾回忆说:“我读到参加过‘五四’运动的别的老同志所写的火烧赵家楼、痛打卖国贼的回忆录。文章说,当年冲在前头,越墙而过的有七八个英雄人物,杨晦先生就是其中之一。可是,我与杨先生相识这么多年,未曾从他口中听到这消息。”
  他的学生吴泰昌说:“杨晦老师不愿谈起自己。我是从一位北大老校工那里知道他是‘五四’运动火烧赵家楼的勇士之一的。”
  他的另一个学生黄修己说:“只凭他是‘五四’运动中带头跳进赵家楼的健将,而又绝口不提当年勇,就够我们佩服一辈子了。”
  “我父亲是从小地方出来的,家里很穷,他的性格里其实有一种保留了一辈子的农民的影响。”2004年5月19日,杨晦的小儿子杨铸接受记者采访时这样评价父亲。
  在杨铸眼里,父亲话不多,也不太爱交际,在当时的北大,绝对算不上是一个出风头的人。“不过,我感觉那个时期北大的风气始终对他有很大的影响,所以参加‘五四’是很自然的事。”杨铸强调。“后来就传得比较神了,好像说他是第一个跳墙进入赵家楼曹汝霖住宅的学生。我父亲曾经偶尔提到过,他肯定是比较早进去的,至于是不是第一个,他的原话是‘不一定’。他从来不认为他当时是领导者,而只说是一个参加者。”
  与杨晦相交60年的冯至,说起他这位挚友称,“他在一般人面前沉默寡言”。
  杨晦50岁生日那天,他在北大哲学系的同班同学朱自清发来贺信,信中写到:“我直到现在还清清楚楚地记得您的脸,您的小坎肩儿,和您的沉默!”
  曾师从杨晦念研究生的郁源回忆说:“既是北大的一级教授,又是北大的系主任,多么了不起!所以在我见到他之前,我想像中的杨晦先生应该是高大轩昂且有些脱俗的、傲气的。结果,出现在我眼前的是一位身穿旧拉呱几中山装、面容消瘦、身材矮小、年近60的土老头儿,这大出我的意料。”
  郁源还提到,“文革”期间,在一次批判杨晦先生执行“资产阶级”教育路线的大会上,杨晦先生仍然说一些自己认为是正确的话。当学生们叫了一通“打倒杨晦”的口号后,要把他轰出去,可是他竟舍不得离开,一边被拖着,一边口里叫着:“年轻人,我是爱你们的呀!”
  从1950年直到“文革”,作为北大中文系历史上任职时间最长的系主任,杨晦留给中文系的不仅有这些故事,还有一句流传广泛,并深刻影响了中文系学风的“名言”:“中文系不培养作家!”
  直到今天,这句名言仍然不时被提及,或褒或贬,或仅为谈资。只不过,很多学生已不知道这句话原本出自他们的老系主任杨晦之口。
  杨晦打消了学生们的“作家梦”,但他并不是反对作家。事实上,他自己的“头衔”之一便是作家。在他看来,作家不是靠大学里的学科教育和学术训练就能培养得出来的,中文系应该培养并且能够培养的是,文学和语言的研究者和工作者。
  因此,他要求中文系的学生接受全面的训练,尤其是要上好语言课,“因为文学和语言关系密切,有着有机联系”。于是,“作家梦”破灭的学生们就画了一幅漫画,贴在北大文史楼中文系办公室的走廊上。画上是两摞并列的资料,一摞写着“文学”,另一摞写着“语言”;一只大公鸡一脚踩在“文学”上,一脚踩在“语言”上,题为“有鸡联系”。
  没有人知道杨晦看见这幅漫画后的反应,但学生们猜测,“以杨先生的大度,对学生的调侃当然不会介意,所以也就不可能发生什么不愉快的事”。

  张申府(上):记忆的证明(1)

  张申府(1893-1986)名崧年,以字行,河北献县人。哲学家,积极的政治活动家。
  张申府起身,离席,走出激烈争论的会场。周恩来在过道拦住他,劝他不可一时冲动。
  “但我终于离开。我想我是一个宁折不弯的人。”张申府说罢,仰天大笑。他为想到这四个可以表达他性格的字而高兴。他把这四个字写在纸上递给舒衡哲,然后,又满意地低低一笑,“是,我时常都是这样:1925年、1948年、1957年。”
  1925年1月,中共“四大”在上海召开。与李大钊、陈独秀联系密切、参与组建中国共产党筹备活动的张申府,在讨论党的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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