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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时代之所以与春秋战国时期一样，成为中国历史上阴谋、权术和计谋使用频率最高的时期，就因为这两个时代同样都是旧的社会结构已经崩溃瓦解，而新的结构又没有形成。在这一特定时代，人性在各个方面都得到淋漓尽致的发挥，善与恶，美与丑，真与假，都竞相走向前台，不遗余力地表演，并声嘶力竭地招徕着自己的追随者。而一大批被饥饿所驱使的盲目的流民，就成为这些野心家手里的棋子，他们被帷幄之中的将军们所运筹，为了一碗饭，或者还为了想象中的荣华富贵，他们义无反顾地加入了一场接一场旷日持久的杀戮之中，以致血沃中原，白骨成山。
而统一的和平帝国的梦离他们越来越远，儒家所梦想的政道合一的清明盛世则更加渺茫。我们在儒家标榜的尧舜时代看到的是阴谋和篡夺，在魏晋南北朝的漫漫长夜里，我们看到的则是阴谋和篡夺更加猖獗的魔影。这一切什么时候结束，连神秘的预言家也不能给出明确的答案。起码在魏晋南北朝这个历史的“U”字型隧道里，我们看不到一丝尽头的亮光。
〔本文参考书籍：《史记》、《汉书》、《竹书纪年》、《资治通鉴》〕
第一部 政治与隐士
隐士是相对于庙堂而言的，本来就是山野村夫，一辈子都在耕牧渔樵，是谈不上隐与不隐的。有谁会在意一个纯粹的山里人是不是隐士呢？所以，大凡说隐士，其实都是说，这是一个离开庙堂的政治人物。世上原本不存在所谓的“甄士隐”〔真士隐〕，即使真有真正的隐士，也会被茫茫人海和历史烟尘所淹没，因此，所谓《隐士列传》其实不过是“假语村言”，徒然安慰一些失落的政治人物罢了。
浩浩青史所说的隐士，其实都是政治失意者，每朝每代都有政治斗争，胜利者位居庙堂，失败者退向江湖。范仲淹说，“居庙堂之高，则思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其实，范大人所言本没有后来人总结出来的那么高尚。他只是说出了政治人物的心境，在朝为官时，要想想老百姓，自己哪一天不幸触犯了龙鳞，说不定就要下野为民；远贬江湖也要时刻想着庙堂之事，说不定哪天龙颜大悦，自己又会被重新起用。庙堂和山野只是他们政治生涯的两端而已。
政治贯穿于隐士一生，所有的隐士都是政治产物，只不过他们处在不同的政治阶段而已。史传所谓的隐士，无非有三种：厌倦、自保、以退为进。在这三种“隐”的背后，真正的主角是政治。
〔一〕
所谓厌倦，是指类似陶渊明这样的辞职官员，他们自标高洁，不为五斗米折腰。
这类情形要具体分析，他们的去职，是因为看不惯官场黑暗，还是在政治斗争中失败，或者竟是捞足贪足后急流勇退呢？不得而知，都有可能。有两点质疑陶渊明们的是，如果果真是高言洁行，肯定宦囊不丰，又有什么经济后盾采菊东篱，悠然南山呢？一家老小衣食尚且不周的人，是没有闲情逸致当田园诗人的，可见陶令在经济上是不愁的。陶渊明起码还有“晨兴理荒秽，戴月荷锄归”的真劳作，等而下之者就只是住乡村别墅而已。他们的退隐很有可能只是因为在官场上的一次洗牌中出局了。出局就是出局，无所谓高尚不高尚，也许因为还有小辫子被政治对手捏着，继续斗争可能就要付无力支付的代价。唯一两全其美的解决办法，也许就只有失败者主动退隐。这样一来，双方的颜面都不致损伤，胜利者的大度也会容忍失败者盗取“厌倦政治”的虚名。最后，在时间烟尘的障蔽之下，经过历史与文人的联合想象，终于美化出了一个个品行高洁、不与时俗同流的隐士。可他们其实只是被政治漩涡丢弃在岸边孤独的贝壳。
〔二〕
所谓自保，是因为政治斗争的异常残酷，恋战的结果很有可能就要以生命为代价。与其冒险，不如先行离去。
自保分两种情形，一种是远走天涯，不与对手争短长，从对手的势力范围内消失。
最早的隐士是帝尧时的许由和务光，两人的贤名当时誉满帝国，以致帝尧坐不住了，如果他再不做出一个姿态，恐怕国内大老们就要说话了。于是，他主动提出把帝位让给二人，试想一下，尧果真想退位吗？如果真想退位的话，则他何不早择贤能？为什么选择接班人的工作一直没有着手？为什么又事起匆忙的要草率传位？很显然，如果这不是不得已，就是一个政治姿态。帝尧的作态是给国内政治大老看的：我已经提出让位贤人了；同时也是暗示许由、务光：你们的贤名盖过了国君，我已经领导不了你们了，现在给你们一个选择，要么你们来领导我，要么你们退出，没有两全其美，否则……。许由、务光是何等聪明之人，当然看出了帝尧的政治潜台词。于是他们与帝尧合演了一出“让”与“逃”的美丽故事。而表层之下的真实则是：再不走，小心狗命！再不逃，老命不保！
历史庄严和神圣的言辞，往往掩盖了残酷的血腥，高尚的背后更多是无奈和叹息。周太王的长子泰伯、次子仲雍，是被儒家誉为让天下的贤人，数千年被人称颂，又有谁知道颂辞背后两位王子的辛酸呢？泰伯远遁吴越蛮荒之地，断发文身，耕稻饭鱼，与土人为伍，开辟出了后来吴国的一片基业。他本来是太王的合法继承人，要承袭成周的江山，但他看出了太王无意传位于他的心思。太王看中的是老三季历的儿子昌，如果要让王位最后落到昌的手上，就得先让昌的父亲季历当国王，可是，祖宗的法度是传长不传幼，更不能传孙不传子。残酷的接班人之争很有可能伤及骨肉了，领导*人该下决断的时候还得下决断，太王的忧思一日甚于一日。是让时间自然选择还是自己主动改变历史呢？从来的政治家都不愿意在历史面前被动。如果尊重祖宗成法，传位于长，则成周图谋天下的大志就很可能化为泡影；如果不拘一格选贤用能，则自己大归以后，季历就会生活在兄长泰伯和仲雍的阴影之下，政权取得的不合法也会由于合法继承人的时刻在侧，而被一再提醒。就算他们兄弟和睦，共同打造成周的江山，也要提防别有用心的政客们兴风作浪，他们为了自己的政治利益，不会放过每一个拥戴和乱政的机会。
种种可怕的想法都浮上了太王的脑海，像他这样的铁腕政治家，为了祖宗的江山社稷，儿女亲情会放到一边，老大和老二如果妨碍了图天下的大业，牺牲他们也是值得的。泰伯兄弟恐怕不会不明白父亲的迟迟不决，从来伴君如伴虎，虽然是父亲也是虎父；虎毒尚不食子，父王则会杀子。于是，苟且性命的意愿压倒了一切雄心壮志。逃吧，兄弟，咱们走得越远越好，赶快离开父亲和弟弟的视线吧。于是父慈子孝兄弟和睦的虚假故事就骗了一代又一代头脑简单的文人。
自保的第二种情形是以怪异言行获得崇高的社会评价，从而提高当局对付他们的政治成本，并以此在政治乱局中苟全性命。
每逢社会乱象披离时，就是隐士辈出的时候。武王屯兵孟津，八百诸侯窥伺殷纣，孤竹国逃位的前王子伯夷、叔齐从隐居的山上下来，力劝武王不要以臣犯君。这时候他们哪还是什么隐士呢？当然，他们这样做原也是政治作秀。明眼人都知道，仅凭他们的三寸之舌，怎么能退得了庞大已发之师？怎么能让离弦之箭复回箭囊？又怎么能息得了成周三代的雄心壮志呢？他们并不是误判形势，下错赌注，他们只是想获得社会名誉，提高他们在执政当局心里的分量。他们自以为经此之后，今后无论谁执政，都不敢怎么样他们了。
新政权是不想怎么样他们。武王革命成功后反而大度地敦请伯夷兄弟出山。听到这个消息，熟悉政治权谋的两兄弟知道等待他们的是什么了：一场羞辱势难避免，半世清名付之流水；即使腆颜立于周廷，恐怕一辈子都会被当作革命意志不坚定的典型，经常被拉出来敲打。于是他们选择了拒绝，但这种拒绝又被革命成功者嘲笑为假隐，因为他们还在食周粟。至此，被逼无奈的两位隐士只有选择死亡的唯一途路了。武王的残忍固然令人发指，但也要怪伯夷兄弟自己。既然当初逃位归隐，又何必下山过问政治呢？你管天下姓子还是姓姬，归商还是归周？你一个隐士管什么改朝换代呢？倘若当初不走孟津那一趟，即使周武王革命成功，你们还不是平静地呆在你们的首阳山？你们想跟姬发、姜子牙们玩政治，企图给他们设一个政治圈套，他们会听你的话往里钻？你想以你们的异端行为沽名于世，捞取政治资本，你们以为这样一来，周武王会因为你们曾经公开反对过革命，公开反对过他，而不好公开报复你们，从而让你们更逍遥于林泉，获得更高的社会荣誉。不错，新兴政权是不好公开报复你们，你们既然关心国家大事，那就请你们出来参政议政，共商国是，你们知道出来也不会有好结果，那你们就只有自我了断一途了。但有一点必须说明，是你们自己不屑周粟，不是政府杀了你。你们自己舍不得政治，就不要怪政治缠着你们不放，饿死的下场虽然惨烈了点，原也是开始时你自己预定的。这是隐而自保不成功的范例。至于后来谢安的隐居东山，原不过是在政治低潮时，暂时梳理一下被政治狂风吹乱了的羽毛；就如蒋中正短暂下野时居在溪口一样，都只是政治浪潮的一波高一波低，外人只是看到了他们的在野，却看不见其实他们还在浪潮之中，尽管处于波谷，也还是浪潮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春秋礼崩乐坏，王纲下坠，各种政治势力浑水摸鱼，乱中求利，多年默认的游戏规则被弃之不用。这时候是风险与暴利同行的时代，“窃钩者诛，窃国者为诸侯”，饿死胆小的，撑死胆大的。但是，“瓦罐不离井上破，将军难免阵前亡”，在这个无规则时代，重仓持有政治股票，很有可能输掉一切，最后落个清盘出局的下场。跟身家性命相比，政治市场的任何暴利都是赔本买卖，于是长沮、桀溺、楚狂接舆们都披发佯狂，批评执迷不悟的仲尼：“凤兮，凤兮，何德之衰！”有人可能质疑他们的异行异貌：既然归隐了，为什么要做出这样那样的极端行为呢？是哗众取宠吗？对，他们其实就是在哗众取宠，但他们取宠的目的是为了自保。获得社会好的评价，从而使执政者不敢轻易动他。良苦用心只是为了苟且性命于乱世。
魏晋清谈的风雅其实也是血泪堆集起来的。嵇康村头打铁，高谈玄虚，是因为他是边缘化的曹家的女婿，要在司马氏的鼻息下讨生活，除了逃离政治之外，还得有一些士林的美誉，让急于收买士心的司马集团不敢轻易动他。但他还是由于拿捏不好，作秀过头，傲俗傲到司马集团宠臣钟会头上，最终不免广陵散绝，悲音缠绵洛水，数千年犹闻叹息。倒是他的朋友阮藉，惯作青白眼，母丧不哀，沉迷酒乡；常常穷途大哭；还有那个酒痴刘伶，携酒出游时叫人荷锸相随，“死便埋我”。只是在成为名教的弃民后，他们才逃脱了政治的“追杀”。
〔三〕
所谓以退为进，青史昭昭，比比皆是。汉代的征辟制度是官员产生的主要途径，为了给朝廷挑选干部，地方官二千石有义务在辖下挑选贤能，就是选“孝廉”。
何谓孝廉？就是品行高洁的贤人，如果像“商山四皓”那样带有隐士色彩的贤人更好。这种产生官员的制度就为沽名钓誉者提供了机会，为了尽快进入仕途，归隐就比钻营来得要快。在科举制度正式出台的唐朝，还有“终南捷径”的讥讽。可见，以退为进的归隐在此不过是又一场政治游戏，就像明代的名人陈眉公，他的所谓的隐逸就被时人所垢病，一首诗说他：“翩翩一只云中鹤，飞去飞来宰相家”。
这种隐士虽然“处江湖之远”，但他的一颗心始终悬在紫禁城金銮殿，政治权力的诱惑始终在山林泉下徘徊，他只是作个姿态，希望引起当道的注意，好把他吸收进权力梯队。其实这也是一种双赢的游戏，隐士们因为隐士的美名获得当道大臣的推荐，而其计得售；当道大臣也因为举贤招隐而获得皇帝的肯定和被举者的追随。一个获得了进身之阶，一个增加了政治支持，两全其美，双得益彰，只是败坏了隐士之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