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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68-历史的灰烬-第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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拾着包袱哭哭闹闹地要走,一会儿是嫌吃饭无鱼,一会儿嫌出门无车。就像大户人家的如夫人,今儿赌气不吃饭,明儿瞧丫环媳妇不顺眼一样。    
    恃宠而骄,谏臣首推第一。那位唐王的魏征就很有女人气,他原是太子建成的门下,太子被李世民杀了后,他也曾闹了几天别扭,不愿意改侍新主李世民。就像死了丈夫的小寡妇,开始也着实悲伤了一阵,可过不了多少日子,就耐不住空房的寂寞;禁不住媒婆的诱惑,等到那个吓走虬髯客的著名男人——李世民一上门,“她”也就半推半就地“荐了枕席”。魏征既已投到李世民宽广的怀抱,从此就忘了“前夫”——那个可怜的李建成,抱着生死相依的劲儿,一心跟定了这位著名的“郎君天子”,两人恩恩爱爱、打打闹闹地共同打理着唐室江山。就着皇帝的宠幸,魏征总是不失时机地行使着撒娇权。皇帝干什么他都要阻拦劝谏,皇帝生气,他就往地上一跪,又是磕头又是打嘴巴,而且还一把鼻涕一把泪,弄得皇帝不好撕破脸,只得依了他。谁知一而再,再而三,竟纵了他的脾气。难怪李皇帝说,魏征的刚直里面透着媚气。    
    齐桓公的管仲也是个有名的“二锅头”,他原是公子纠的门下,在主人死后,他禁不住老朋友鲍叔牙皮条拉得又紧又长,只好羞羞答答地“爱”上了公子小白——就是后来的齐桓公,从此就如胶似漆地,一天也离不开小白了。    
    宋朝光宗时,大臣傅良大冬天早晨要拉皇帝上朝,可皇后要陪皇帝喝酒驱寒取乐,傅大臣竟不顾皇后生气,竟牵着皇帝的衣襟,哭哭啼啼个没完,一定要皇帝跟他去上朝。他与皇后就像戏台上大老婆和小老婆争老公一样,大老婆自知年长色衰,想以妇德绾住丈夫的心,一本正经地唱道——    
    夫君阿,且随我去书斋,经书里面福禄长。    
    小老婆则以花容月貌来勾老公,娇滴滴地甩着水袖、抛个媚眼唱道——    
    老爷阿,奴家回房啦,红杏枝头蜂蝶忙。    
    德、色皆是想有作为的大男人所欲,对于宋光宗这个当时的天下第一男人来说,一边是江山社稷,青史汗流;一边是如花美眷,红炉小酌。如此争把双眉斗画长,一时倒叫他难以取舍,看来只能让两只粉拳竞猜决定了。    
    清朝雍正时,大学士陈世倌也是这副劲儿,今儿谏议,明儿奏折,不依他就大哭大闹,雍正为了耳根清静,少不得最后还是依了他。这个被有些人赞美不已的著名天子回后宫还经常说:今天陈世倌又对朕哭了一次,只得同意了他。言下大有无奈之感。    
    说起这,东汉光武帝时,大臣申屠刚为了劝皇帝不要出去游猎,竟将头伸进车轮之下。这就像女人要挟丈夫,“我不想活了,不依我,我死给你看,你是不是巴不得我死了才高兴?”弄得丈夫赶紧声明绝无此意,为了证明心迹,就只好依了老婆。申屠刚就有这股泼妇味道。光武再武,遇到这个“刚”,也得摇头叹气服输。    
    中国的这些大臣大都有点女人气,这倒也合了董仲舒的三纲之说。君为臣纲,天子是乾,臣下是坤,君臣如父子更如夫妻,满朝文武就如三宫六院。如此分宫别院,难免有宠有疏。受宠者自然目无余子,认为只有自己真爱皇帝,余人皆有坏心,都是奸臣,都要加以打击,但其打击他人的目的不过是想一人独占皇帝而已。皇帝倘若抱定不与妇人女子计较的宗旨,假以辞色,大度为怀,他就得脸望上爬,“人来疯”一样地演上一幕幕恃宠而骄的闹剧,甚至最后尾大不掉。    
    这些恃宠者,若碰上个怜香惜玉的皇帝,也就罢了,这个多情的皇帝为了君臣间的“爱情”就事事依你,紧要处还放你一马,把你当作一个无理性的可爱动物对待,像乾隆对待和砷;倘若碰上个蛮子似的天子,兀那厮忒也不懂风情,谁闹就打谁,廷杖打得屁股开花还不算,谏,杀无赦!敢谏者死!就像对付后宫美人一样,不尽心侍候,闹脾气者,轻则打入冷宫永巷,重则白绫赐死。连杨贵妃也还被唐明皇赶回家过一次,最后还靠送上的一束青丝表悔,才求得皇帝的回心转意。    
    现代有位著名的大儒,可谓秉承传统衣钵,竟然当着满朝文武的面跟老人家较劲儿,无非是仗着自己是老人家的老交情、座上客。可是再宠爱你也不能纵你给我没脸啊?这教坏了人多不好,须知我的座上客多着呢。难怪老人家批评他:“自以为是天下第一美人,比西施还美,比王昭君还美,还比得上杨贵妃。”真是一语破的,一句顶我等一万句。那位大儒确实得了儒家臣道的真传,可是时代不同了,恃宠而骄不成了,哭哭闹闹、磕头泣血也无用。须知这一闹影响多坏,不惩一儆百还了得!大儒也得进冷宫。当然,冷宫里生活自有保障,老人家毕竟还是护花使者嘛。可叹的是,事发三十年多年后,大儒在庆幸没遭杀无赦时,竟怀着股白头宫女闲话玄宗的感伤,叙说着当年失宠的经过。    
    中国的旧政治里面充满着强烈的脂粉气。在这个红袖乱舞的戏台上,男人都死绝了,只剩下皇帝例外。文臣武将都是皇帝的“女人”,都得围着“皇帝老公”转,彼此之间还得争风吃醋、互相攻讦,竞相向皇帝献媚求宠,表达爱意。得意者恃宠而骄,一人之下万万人之上;失意者向隅而泣,沦落下尘。总之,个人的生死荣辱,全得仰仗“郎君天子”,他的一颦一笑都会给“为妻为妾”的带来祸福。可是怎样才能获得“郎君天子”的眷顾呢?那就要鹤立鸡群、出类拔萃。于是,有的学成文武艺,炫耀才学和武功吸引皇帝的“眼球”,讨得皇帝的欢心;有的以忠诚老实博得皇帝对黄脸婆似的放心;当然也有不少靠施展狐妖花魅功夫,弄得皇帝猪油蒙了心。失宠者固然要加紧卖弄风情,使劲撩拨,哭哭啼啼地左检讨右检讨,再三表述忠心,企求重谐鱼水,再作冯妇;得宠者更要千方百计巩固欢心。有的一味献殷情,凡事顺着皇帝,这固然能得到不少平庸皇帝的宠幸,但若遇到某些伟丈夫型皇帝,这一套就不灵了。这些伟丈夫就不喜欢“我随你”型的,他偏要追求新奇刺激,要征服驯服倔犟的“小马驹儿”,喜欢爱闹别扭的“野妞”,只有这样,他才觉得宫闱之中有情趣。于是就有不少强项的大臣应运而生,像光武帝时的强项令,像以上所说的诸位耍泼哭闹的大臣就是。但有一点必须说清楚,那就是闹别扭的“野妞大臣”,只能在英明天子的时代才能闹成功,只是在英明天子喜欢情趣想换换花样时,才会获得宠幸。这也从另一方面说明,无论 “郎君天子”怎样,大臣都是女人,只不过,有什么样的郎君就有什么样的妾侍。    
    数千年的政治被媚气所笼罩,这破坏了造物创造两性世界的初衷,打破了阳刚和阴柔原本的平衡,从而使得阴柔成为历朝历代的主旋律,使得阴谋、权术、奸诈和谄媚有了赖以生存的肥沃土壤。完全可以说,世界因为此而变得灰暗,人心也因为此而走向险恶。本来嘛,男人就是男人,女人就是女人,阳刚和阴柔相生相克,但男人如果强学女人,不管是不是心甘情愿,就必然导致阳刚的钙化和阴柔的厚积。制约的平衡原是世界的本质,向任何一方倾斜,都会动摇有情世界的基础。何况芸芸社会,何况茫茫人心,更何况如沙一样的男人女人。当然这也包括统领天下的皇帝和协同治国的大臣,一旦皇帝走向无限威权,大臣也就不得不随之走向无限妩媚,而这对政治生态的伤害就绝不仅仅是制造了一批“政治人妖”那么简单。一句话,皇帝的威权如果建立在大臣的妩媚之上,那政治将永远冻结在冰河期,新制度的苔藓将永远不会自发地爬上这古老的石头。    
        


第二部  雍正与溥仪

    秦始皇统一了中国,但他是个残暴不仁的无首昏君,如果因为统一之功而肯定这个秦朝皇帝,那对长城脚下的皑皑白骨、骊山底下的无数冤魂,恐怕很不公平。饱受离乱之苦的黎民黔首,活埋地下的儒家士子,他们的冤屈,他们的长恨,不能不有个交待。秦始皇是他们的皇帝,是不是明君,只有他们有发言权,后代的人们又怎么能理解他们的切肤之痛呢?    
    清朝的雍正皇帝是个暴君,民间传说他有一个叫做“血滴子”恐怖组织,最后还被吕留良的女儿侠女吕四娘割去了脑袋。这固然是小说家言。但史载,他即位后就把曾经与他竞争皇位的八弟、十弟的名字改为“阿绮那”、“赛斯黑”,也就是“猪”和“狗”的意思。须知,这些对手,都是他的兄弟,他们是猪狗,那他又是什么,他们的父亲——康熙老皇帝又是什么?可就这么个皇帝,火爆银屏的电视剧《雍正王朝》却对他推崇备至,认为200年的历史烟尘掩去了他的丰功伟绩,历史的评价、民间的传说实在冤屈了一个励精图治的有道明君,他的所作所为,种种都是不得已,虽是霹雳手段,却是菩萨心肠。《雍正王朝》高看雍正,无非是他在位十三年,积攒了5000万两库银。《雍正王朝》如此见钱眼开,实在让人不敢苟同,虽说如今搞市场经济,谁能挣钱谁就是能人,但我们千万不能忘记,我们挣钱是为了活得更像人!怎么能舍本逐末,因为手段而忘记了目的。    
    那些死在雍正霹雳手段下的无数冤魂,你们的冤屈和痛苦就长埋幽冥吧,你们也应该体谅你们那要有所作为的皇帝,你们的横死,就算是为了国富民强作出的一种牺牲吧。可是这种牺牲也未免太残忍了,雍正在位十三年,掀起的大文字狱就达10起,他的父亲康熙在位六十年,其时尚是汉族知识分子顽强抵制的时候,文字狱也不过10来起。雍正四年,查嗣庭主考江西,只因考题是《诗经》中的一句话“维民所止”,就被治罪,理由是“维”和“止”两个字砍了“雍正”的头。这句话已存了2000多年,那时候,爱新觉罗家族还不知在什么地方转筋呢。    
    清初学者吕留良有反清思想,他宣传民本观念,主张君臣以友相处。雍正在位时,吕氏早已作古,但湖南士子曾静等人仍四处鼓吹他的学说。雍正再次使出了他的霹雳手段,将吕留良掘墓鞭尸,挫骨扬灰;但他仍不忘显出一副菩萨心肠,亲自著书《大义觉迷录》,批判吕留良和曾静,指出他们的错误,并将该书印发各级官员对照学习,有则改之,无则加勉;对曾静也网开一面,不杀他,留他作反面教材,让他在全国各地巡回演讲,承认自己的无知糊涂,赞美皇上的开明和仁慈。可惜,乾隆不理解雍正的恩威手段,即位后不久就砍了曾静的头,并收缴了《大义觉迷录》。    
    雍正的行为算是彻底伤了汉族知识分子的心,他不仅要从肉体上消灭异己,而且还要在精神上加以摧残,试想,巡回检讨的曾静,项上的人头虽然得以暂寄,但他还有何尊严?知识分子向来是可杀不可辱,于他来说,实在是不如死而卫道;于他的听众,不免兔死狐悲,物伤其类。    
    雍正惩治异端思想的手段,开创了一个危险的先例。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他的子孙爱新觉罗·溥仪重蹈了曾静的际遇。文革中,作曲家周巍峙被迫谱写了一首《牛鬼蛇神队歌》:    
    我是牛鬼蛇神    
    我是人民的敌人    
    我有罪,我该死,我该死    
    人民应该把我砸烂砸碎,砸烂砸碎    
    我是牛鬼蛇神    
    我向人民低头认罪    
    我有罪,我改造,我改造    
    不老实交待死路一条,死路一条    
    溥仪被打成牛鬼蛇神后,在劳动队被迫学唱队歌,由于他始终学不会这首歌,而且声音又低,被罚出列练唱。虽经反复练习,仍是只会唱,“哎哟,我有罪呀!哎哟,我该死呀!哎哟,哎哟”,为此,受尽了屈辱。溥仪遭此精神强暴时,恐怕不会想起200年前,他的老祖宗也曾经强迫一个知识分子在全国各地自打嘴巴,“我有罪,我该死”。这不能不说是个莫大的讽刺和报应。    
    雍正作恶当时,遗祸深远。对此,《雍正王朝》又何必将“真事隐去”,敷衍出如许一大篇“假语村言”?    
        


第二部  跪到茫茫大地上忏悔自己吧

    晋代的王衍活着的时候是一代清谈领袖,饱享大名,风光十足。尽管后来有个不光彩的凄凉下场,在他死后一千多年内还是常被“刀笔手”们念叨。这些臭文人们想他,倒不是崇拜他的谈风玄雅,说来令王先生惭愧,他的永垂不朽,是因为他这个“大秀才”遇到石勒那个“大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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