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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到中央警卫局报到，转了组织关系。按规定，我们专职摄影记者的党组织生活由警卫局统一管理，侯波担任中南海摄影组的组长，我是副组长。
第一次走进西花厅，也说不清是紧张还是新奇，心里绷得紧紧的。我握了握手里的“莱卡”相机，尽量分散这种命运转变带来的不自然情绪，表现出轻车熟路、稳操胜券的老练模样来。
客厅在前院，是清代的皇家建筑，看上去似乎富丽堂皇，郁积着贵族的气息。定睛细看，就会发现，门窗檐柱上已油漆斑驳，露出了陈旧的木质，那骄横盛世的皇家气息已被岁月风化，变成了漫长历史演变的物证。室内简朴的陈设更将这种气息消弥殆尽，都是极普通的桌椅，沙发不仅式样陈旧还显得特别的笨重。
一会儿，周恩来总理走了进来。我正站在客厅的一边。我看见总理走上前和电影记者握手，就跨到跟前为他们拍照。连着拍了几张，总理走过来和我握手，刚握上手他突然调过头对别的记者说：
“嗳……嗳，我和老杜握手怎么没有人照相？”
我忍不住笑了：“相机在我手里，别人照不成啊！”
总理朝另外一个记者招招手。“我和老杜再握一次手，你们给照一下。”
我高兴极了，和总理留一张单独合影，这是我梦寐以求的事情。读者可能有点奇怪，整天和总理在一起，怎么照一张照片还那么难？
总理是一个和蔼慈祥的人，同时也是个严厉严格的人，到他身边之前，我就知道了许多“纪律”，比如不能抢镜头，不能主动提出和领导人合影等规定。那时的人也很老实，不让合影就不合影，决然想不到找机会单独合影。所以许多在总理身边工作的同志，至今都没有一张和总理的单独合影。
总理和我单独握手后，看看我，若有所思。
“嗯……我以前看见过你……面熟嘛。”
刚才那一笑驱走的紧张又跟了过来，脸热良久，舌尖上也没能弹出一个音符。
以前见过？我脑海里迅速筛找记忆……
1945年我在延安见过周恩来，那时他从重庆回延安参加党的“七大”。在机场上，我挤在人群里，紧张地抓着一部苏联老大哥的照相机，一会儿举起，一会儿落下，奔前跑后，忙得不亦乐乎。满以为能拍下周恩来潇洒、沉静、健美的身影。还没等从成功的幻觉中醒过来，猛然发现镜头盖没打开。巨大的懊恼顿时像刀在胸腔里剜，剜得泪都快出来了。怎么节骨眼儿上就出岔子呢？年少气盛颇为自负的我差点没把相机给砸了。那次纯属摄影新手的常规错误，竟使毫无过错的苏联相机在我手里一生都黯淡无光。
那次机场上人山人海，我淹在里面，连个头顶也没有冒出来……这绝不可能算是见过。
以前见过？1954年从兰州调到北京分社，后又到中央新闻组，倒是常去中南海、人民大会堂，可……那些会议和活动往往场面较大，人数也多，尽管有时镜头离总理很近，但他都在聚精会神地讲话，怎么可能会注意我这个普通记者！
然而他确实记住了我，从他确信无疑的神态可以看出。
“我能到总理身边工作，一是组织的安排，二是……是我的运气好哪！”憋了半天，说出这么一句话。
总理盯了我一眼，那眼神叫我吃不准他是不是要责备我，心里不觉慌了起来。
“那哪能靠运气？工作要靠自己的努力嘛。你说是不是？老杜。”
刚才总理叫我老杜我就不自在了半天，他多大我才多大呀……
“总理，您就叫我小杜吧，这样合适些……”
不等我说完，总理摆摆手，“哎，我们都是革命同志，不分年龄大小，老杜小杜还不一样吗，没那么多规矩。”
在座的人都笑了起来，我看见总理也笑了，心才松弛了下来。
过了一会儿，总理抬手看看表，可能还有几分钟的时间，就拍拍我背着的充电器，说：
“挺沉的，先放下吧。”
那时用的闪光灯没有干电储存功能，靠充电器供电。一个充电箱起码五六斤重，背久了还真的压肩，木涩涩的。
“总理，这些机器都不能离身，这是规定。”
“噢……规定，规定就不要违反了。你们很辛苦，要背这么多的机器。”
总理不无同情地望着我们几位记者，个个脖子上至少吊着两部机子，再加上碗口大的闪光灯，一副五花大绑的样子。
我们告诉总理，习惯了，一点也不累。他感叹道，到底人年轻啊。用手搔了搔自己已经开始花白的头发。可我一点也不觉得总理是个花甲老人，特别是他那双浓眉下的炯目，使之容貌生辉，英姿勃勃。以前我只知道总理潇洒而庄重，练达而忠笃的风度颇为众人欣赏、称赞。相形之下，他内在的美德和海涵气度比外表更有征服力，一种深沉持久的征服力。这使周恩来的魅力经久不衰，子子孙孙仰慕不止。
会见外宾后，周恩来提议我们一同到后院坐坐。
后院是周恩来和邓大姐居住、工作的地方。
院子里有几株高大的海棠树，每年4月，粉色花朵缀满枝杈，阵风吹过，花瓣纷纷扬扬，漫天飞舞，壮观至极。
这天，我见到了邓大姐。她身穿深紫色的呢外套，披着雪白的纱巾，和蔼可亲地迎接我们。
我们落座后，邓大姐一一询问了大家的工作和生活情况。她听说我有两个女儿，眼瞳里跳出只有女性才会有的怜爱神情。连连说：
“女孩儿好，女孩儿好。女孩儿大了知道疼父母……女孩儿好。”
看得出来，这个庭院缺少孩子的笑声。邓大姐是多么喜欢孩子！我们这些工作人员的孩子，几乎都到总理和邓大姐家里玩过，有时，邓大姐主动打电话让把孩子带过来玩玩。
十多年，我拍过不少总理、邓大姐和孩子在一起的开心镜头。
我离开西花厅后院时，邓大姐嘱咐我：“老杜，有时间带女儿们来玩玩，啊，一定带她们来玩呀！”
《共和国红镜头》第一部分第一章 走进中南海，走进西花厅（2）
第二节 邓大姐的终身遗憾
我们离去时，邓大姐一直相送到大门口才收住步，还亲了亲两个泪汪汪不想走的孩子，我妻子眼眶红了，移开视线……
后来我和妻子带着女儿们去西花厅时，我们的三女儿刚出世不久，我妻子抱抱又放下，考虑再三，还是放下了襁褓中的婴儿和一摞尿布。
“这是进中南海，你当去逛街呀？也不看看带这么多尿布雅观吗？”
我没好气地对妻子说。
两个女儿进了西花厅就乱蹦乱跳的，以为进了什么公园，不等我们拉住就撒开两条小腿不见了影子。邓大姐从屋里出来，一见，爱得跟什么似的，跑上前去，一手拉着大的一手抱着小的，眼睛还四下里寻。
“老三呢……小的那个呢？”
妻子朝我投来责备的目光，对邓大姐说：“孩子太小，一会儿就哭闹，怕……打搅大姐的工作。再说带小孩子出门，不……不方便，就尿布……”
“啊呀，那有什么关系呀。我就想看看这般大的奶娃娃，闻闻奶香，毛茸茸的多可爱。唉……”
她不无遗憾地用手比划婴儿的模样。
看到邓大姐这样喜欢孩子，我心里也后悔了。不该顾及这顾及那的，将小女儿留在家里，结果给邓大姐留下了深深的失望。直到我们再三保证：下次一定将毛娃娃带来！大姐的脸上才露出了满意的笑容。
孩子调皮，又有个面慈心善的奶奶宠着，欢得恨不得上天入地，满地毯上打滚。我们在一旁又急又气，几次想上前去制止不知天高地厚的孩子们。
邓大姐不让。
“嗳，孩子调皮爱动，不是坏事。说明她们爱动脑筋，有个性。聪明的孩子往往是调皮的孩子，不要管得太严。”
时间真快，我们该告辞了。邓大姐笑眯眯地拉着孩子们，走到屋外，选好背景，搂住两个孩子合影留念，镜头里的热烈场景真让我感动也让我心酸……普天下的女性都能生儿育女，可我们的大姐选择革命的同时也选择了终身缺憾，放弃了儿女绕膝的天伦之乐，这高尚而高昂的代价，竟是这样的残酷……
我们离去时，大姐一直相送到大门口才收住步，亲了亲两个泪汪汪不想走的孩子，我妻子眼眶红了，移开视线……
两个小家伙走出好远，还不住地回首，望着向她们依依招手的邓奶奶。
“下次别忘了带毛娃娃来玩哪！”
春风从我们的背后送来了大姐的叮咛。
至今想起我都不能原谅自己。小女儿两岁我都未能兑现自己向大姐许下的承诺。这不难兑现的承诺竟在繁忙和顾忌中无限地拖延，如果不是在机场相遇，如果又没带小女儿……我真不知道会将大姐的愿望拖延到何时。
1964年夏季，我随总理出访。妻子携已由奶娃娃长成小娃娃的老三到机场送我。邓大姐在候机厅里看见了我们，连连朝我们招手，叫过去。孩子胆怯地望着蹲下身和她平视的陌生人，想哭。可邓大姐高兴极了，搂过孩子，对着小脸庞“叭”就是一口，拉住小手，说：
“啊呀呀……瞧瞧，我们的奶娃娃长这么大了。你这么一点大时，我就让你妈妈带你来玩……你妈就不带你来，你说，这是妈妈不对，是吗？”
孩子不再害怕了，而是扭动着头，冲着邓奶奶“咯咯……咯”傻笑个不停。
邓大姐“咯咯……咯”笑得更开心。
我赶紧抢拍下这幕洋溢天伦情趣的生动画面。
《共和国红镜头》第一部分第二章 第一次随周总理出访东南亚（1）
1966年7月，正是越南战火纷飞的时期。胡志明谴责美国轰炸河内、海防和扩大侵略战争的罪行。就在他的《告全国同胞书》发表的当天，周总理在人民大会堂对越南驻华大使陈子平说：“不管美帝怎么办，中国将继续根据越南人民的利益和要求，随时采取一切必要的行动援越抗美到底。”
第一节 泼洒“和平共处”之福水
1960年4月，我们在缅甸经历了一场规模宏大、别开生面的泼水节。周恩来、陈毅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穿上“裙子”，沿街泼洒祝福之水。
到总理身边不久，就开始了出访活动的准备工作。这一次去东南亚4国——缅甸、尼泊尔、印度和柬埔寨。
1960年4月，我跟随周总理率领的中国友好访问团登上了专机。
这次出访，第一站是缅甸，正好赶上那里的泼水节。我们一到那里便经历了一场如“水漫金山”似的“大水灾”。尽管记忆桥梁跨越了30个年头，可每每想起那次的欢快场面，已日渐消亡的记忆力仍会迸发出清晰的火花，不由得发出一连串的笑声，和当年一样响亮。
仰光是缅甸的首都。这里风和日丽，四季常青，佛教建筑星罗棋布，高高的塔尖穿过苍翠，抵着蓝天，使得这个城市弥漫着神秘、肃穆和虔诚的色彩。
正是中午，大街上热气腾腾，人影稀少。我提着相机走出国宾馆，置身在一个新奇的世界里。近处汽车“嘀嘀”的鸣笛声那样紧迫，可远处“铛铛”的古刹钟声却又那么悠缓。有几个穿着长裙的男子，悠闲地用拖屐丈量路面……我觉得我像走到漫长历史的古道上，而不是现实中的城市。我不能像街上男人那样悠闲，走马观花般匆匆而过，就赶快回到宾馆，因为要拍摄总理的活动。
周恩来——缅甸人民并不陌生。
1954年周恩来曾访问过这个国家，此前提出了著名的后来响彻全球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像种子撒在这片温和的土地上。待这次周恩来重踏这片土地时，友谊之花开满了仰光的大街小巷。友好的市民用生硬却别有一种韵律的汉语朝着我们代表团热火朝天地呼喊：
“中国，周恩来。”
“周恩来，中国。”
这时，不断有水泼来。据说这是当地人欢迎贵客的一种方式。周恩来不顾迎面而来的清水，走到人群中和大家握手，老的小的男的女的，一双双手被周恩来微笑和友好的情意挽住，将中国人民热爱和平的心声传到缅甸人民的心里。
也不知是被充满激情的气氛感染，还是年轻力壮体魄的支撑，我竟然不知道疲劳，脸颊终日红彤彤的。一天活动下来，来不及喘气，又一头扎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