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舱门打开，第一个出现在门口的是满面笑容的尼克松，紧接着身后是他的夫人。尼克松身着灰色的呢大衣，夫人则如一团火，鲜红鲜红的……这时我心头掠过一丝遗憾，如果是彩色胶卷该多好！
尼克松步子很快，他一会儿招手，一会儿鼓掌，一只脚刚落平地，手就笔直地伸向二三米开外的周恩来。
周恩来不卑不亢，面带笑容，等待着这只从太平洋彼岸伸过来的手，就在双方即将握住手的刹那间，我当机立断，率先按响了快门，随后一百多部机子发出爆米豆似的脆响。
“不卑不亢”是这次接待方针。为了能体现这一方针，我琢磨了不少日子，才周密细致地捕捉了这个难得的瞬间。
以后我才知道尼克松坚持把随行人员和记者全部留在机舱内，让历史画卷中，永远留下他与周恩来单独握手的镜头。
周恩来在中美会谈中表现出的机敏、精细和处处维护中华人民共和国尊严的态度令美国客人深感叹服。
基辛格博士多次赞道：周恩来总理是世界上罕见的、令人衷心敬佩的、伟大的政治家和外交家。
离开机场，我径直回到社里冲洗照片。待照片出来后，按照惯例，要将照片送给周恩来审阅。我选了一张握上手的，又选了一张没握上手的。
正好毛泽东在“游泳池”会见尼克松及其随行人员。我见到总理，就将照片交给他，他拿着照片反复比较，最后拿出那张没有握上手的给我，我也估计会是这张。
毛泽东从陈毅追悼会回来后，又大病一场，直到尼克松走进他的书房时，他还未康复。和尼克松握手时，主席的神情仍很迟缓、呆滞。我拍了一张，心里却不再像上午那样自信，充满把握。我一边拍摄毛主席和其他人握手的镜头一边寻思补救的机会。
客人都落座后，我退到书房外的过厅里，给总理写了张便条。
“总理，握手的镜头没有拍好，可否进去拍摄告别握手的镜头，请指示。”
我将条子交给主席的秘书，请她进去交给总理，片刻，秘书就拿着条子走出来，我接过一看，总理用铅笔在“总理”上划了圈，又往下打了个箭头——“可以”。
我这次才放了心。
自从主席生病后，我们的拍摄也受到了限制，一般宾主握手的镜头只拍一次，如果还要进去补拍就必须经总理同意。再以后，我们在主席书房拍摄时间被硬性限为三分钟，时间一到立即关手灯，离开书房。即使总理也无法给我们补拍的机会。
书房里，毛泽东情绪渐渐高涨，红晕淡淡地漫上了苍白的脸颊。他一会将手高高扬起，顷刻又笔直垂落，这忽上忽下地舞动，让在座的客人情绪也备受感染。会谈气氛充满诙谐欢乐有时还有几句争辩，毛泽东谈到了中美“22年来总是谈不拢”的历史，他指着尼克松说“现在不存在我们两国互相打仗的问题”。
尼克松接着说：“我们现在走到一起来了，是因为我们承认存在着一个新的世界形势。”
“是历史把我们带到一起来了。”毛泽东浓重的湖南腔，又引起大家一阵呵呵地笑。
在22年的漫长岁月中，由于美国一直奉行封锁、遏制和敌视中国的政策，中美两国一直处于敌对状态。到了60年代末、70年代初国际形势发生了巨大变化。美国在世界上的霸权地位受到削弱：核垄断已不复存在；经济上受到西欧、日本的有力挑战；苏联军力不断增强，对外全面扩张，态势咄咄逼人。美国深陷越战，损失惨重，摆脱越战泥潭已成当务之急。尼克松企盼同中国改善关系，有助于“结束那场战争的苦恼”。通过美中和解，还可提高其与苏联谈判“军备控制”的资本和增强其在全球与苏联争霸的战略地位。他也认识到，中国已成为“世界五大力量”之一，不可能再把中国排斥在国际事务之外了。
尼克松和他的随员们这时都已经抛开紧张心情，被毛泽东妙语连珠的语言魅力倾倒……周恩来微笑着望着毛泽东，身体一侧依在沙发扶手上，不时插上几句话，话不多，但很得体，毛泽东紧接着总理的提示继续往下谈……
尼克松回国以后，曾将这个时刻写进他的回忆录里：
最令人难忘的是我同周和毛的会见，我们后来听说毛已患了轻度中风，虽然中国人民不知道这件事。他仍然很受他的助手和随从尊敬，他应答时话锋锐利。
他们的会谈快进入尾声了，阵阵笑声从门缝里挤了出来。我走进时，里面的人都已立起身了，毛泽东双手支撑沙发扶手，腰背板直，缓缓地站立了起来。他的腿移动得很慢，脚几乎都抬不起来，在地毯上磨蹭……这比上个月在陈毅追悼会见到时的状况要严重得多。然而，毛泽东是乐观的，自信的。他握住尼克松的手，嘴角微微地一抿，顿时，自信和胜利的神采盈盈地溢遍全身，这是多么熟悉的鲜明个性啊！
我快速地按下了快门。
从毛泽东书房里出来，一看时间，我来不及再将胶卷送回社里冲洗，就叫人先送回去，而自己又赶到钓鱼台，将总理选的照片送给当时分管新闻宣传工作的姚文元审阅。
姚文元在他的办公室。他扬起下颌，眯缝着眼睛，细细地审看总理选定的照片，嘴里嘀咕：“总理怎么会选中这张……没握上手的？”
“我也不知道。”
其实我心里知道总理为什么要选这张。1954年日内瓦国际会议上，听说，美国前国务卿约翰·福斯特·杜勒斯曾拒绝和周恩来握手。18年后，美国总统尼克松却将手急切地伸向中国，伸向周恩来，而周恩来不卑不亢等待着……这难道不是无声道出了中国外交的胜利吗？
“总理既然同意了，那就这样吧。”姚文元的口气有点勉强。
第二天照片往报纸上一登，旋即“飞”出了国，世界各大城市的报纸纷纷转用了这张照片，也有幸被誉为“精彩的历史瞬间”。
机场上的仪式完全符合外交礼节的一切要求——很有礼貌而又很冷淡。在凛冽的寒风中，周恩来穿了大衣，但是没有戴帽子。夫人和我走下舷梯时，他开始鼓掌。我们也跟着鼓掌，因为我们从1959年对莫斯科的访问中了解到这是共产党国家的习惯。我伸出手来握他的手。后来我才知道这对他有多大的意义。
…………
这位老练的外交家立即使我感到轻松。在我们离开机场时，他说：你同我握手是越过世界上最辽阔的海洋的握手，这个海洋就是长达25年的互不交往……
尼克松的回忆真实地再现了当时握手的情景和心态。
至今，许多的书籍和刊物还在刊用这张握手照片，就连《尼克松回忆录》的封底也是用的这张照片。然而，人们的目光在上面或流连寻思或一扫而过或付之一笑……可曾知道这张照片是怎样诞生的？
《共和国红镜头》第三部分第十章 改变世界的握手（2）
第二节 改变了整个世界的一周
周总理根据毛泽东的战略思想，拒绝了美方的提议，强调公报要列出共同点和分歧点，掩盖分歧和不说真话的做法反而不利于两国关系。
1972年2月，中美打开关系是“改变了整个世界的一周”。中美关系进入一个令世界惊叹的新纪元。尼克松在中国访问期间，都是由周恩来亲自陪同，最后由上海回美国也是在周恩来款款挥手间登机离去的。
在基辛格两次访华和尼克松1972年2月访华期间，周恩来总理同美国领导人就国际形势和中美关系进行了深入的讨论。周恩来陪同尼克松访问上海时，从缓和远东局势的角度出发，一再强调美国撤出印度支那的紧迫性。美方以“不能丢弃老朋友”，美军撤走这一地区会“出现真空”，美国需要“光荣地结束越战”等进行辩解。周总理据理批驳了这些借口。
在两国关系问题上，双方的会谈以台湾问题为焦点。美方向中方承诺：（1）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美国不再说台湾地位未定。（2）不支持台独运动。（3）在美国从台湾逐步减少军事存在时，不鼓励日本进入台湾。（4）美国寻求同中国关系正常化，并将为此作出努力。随着印度支那问题的解决，美将撤出在台湾的2/3军力，随着中美关系的改善，再撤出其余的军力。美方也表示，欢迎任何和平解决台湾问题的方案。尼克松说，美国将留下一个政治问题，即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为中国的惟一合法政府，要到大选以后才能解决。周总理表示中方可以等待一个时期，但美方应加速这一进程。
双方讨论的结果在《上海公报》中得到了反映。这一公报是中美几次会谈的主要结果，也是周总理外交策略灵活运用的又一范例。
美方本来想发表一个只强调共同点，不提双方分歧的公报，以显示其访华成果。周总理根据毛泽东的战略思想，拒绝了美方的提议，强调公报要列出共同点和分歧点，掩盖分歧和不说真话的做法反而不利于两国关系。美方接受了中方的意见，一个独具风格的公报终于达成了，公报有以下几点最为突出：
（1）确认一个中国的原则。不但中方重申了在台湾问题上的坚定立场，美方也声明，“它认识到海峡两边的中国人都认为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美国政府对这一立场不提出异议”。美方确认从台湾逐步减少直至全部撤走美军的目标。
（2）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是处理国与国之间关系的指导原则。从1955年起中国就在中美大使级会谈中主张把这五项原则引用到中美关系中去，但美方始终反对，因为它不肯放弃干涉别国内政的立场。《上海公报》终于写上了五项原则，这是中国和平外交方针的一次胜利。
（3）反对霸权主义的原则。公报指出：“任何一方都不应该在亚太地区谋求霸权，每一方都反对任何其他国家或国家集团建立这种霸权的努力”。美方开始时提出“每一方都不在亚太地区谋求霸权……”，此句显然有美化美国实行霸权政策的含义，中方坚持改成“任何一方都不应该”谋求霸权。公报还确认了其他一些重要原则，包括任何大国进行勾结反对其他国家，或者大国在世界上划分势力范围，都是违背世界各国人民利益的；解决国际争端不应诉诸武力和武力威胁等。
公报没有解决所有问题，但它为中美关系进一步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
“改变了整个世界的一周”对于周恩来来说，几乎是用后半生生命作为代价的。他在漫长的征途中艰难地跋涉，当一个个永恒的辉煌画面在革命征途中灿烂夺目时，病魔的阴影也悄悄地降临在辉煌的上空！
《共和国红镜头》第三部分第十章 改变世界的握手（3）
第三节 总理患了膀胱癌
1972年5月12日，尿检发现四个血球，病魔的影子开始紧紧跟随着周恩来。
1972年5月12日，尼克松总统走后两个多月，总理的身体出现可怕的信号——癌细胞。当然这是我以后听保健大夫张佐良讲述，才知道总理患病的整个过程。直到总理患病两年多住进医院，我居然还不知道他患的是不治之症！
这天，保健大夫张佐良按照惯例给总理每周检查一次大小便常规。当大夫看到化验单时，不由地心一沉——四个红血球？！
就是说显微镜下的每个高倍视野就有四个红血球！
这意味着什么？
医生们看见这个化验单，心里都有些紧张，虽然这四个红血球在医生眼里几乎没有什么临床意义。但是他们手里的尿检报告是来自一国总理体内的信号。谁也不敢侥幸，也不能侥幸！必须再取样做进一步的化验。
病检报告第二天就出来了——红血球上升到八个。最要命的是发现了令人揪心的癌细胞。但在70年代，人们对癌细胞的认识还不像现在这样一致和确定。一开始北京的专家们对尿中的癌细胞有两种意见。有的认为就是癌症；有的则认为尿液中的细胞，往往变化无常，尿中发现癌细胞不一定有确定诊断的意义。最后派人去天津和上海两地，请有关专家再进一步确诊，专家们一看涂片标本都认为是癌细胞。
早期膀胱癌不容否认地摆在了医生们的面前！
挽救周恩来的生命，希望全部寄托在早期手术治疗上。最佳治疗时期能赢得最佳治疗效果。专家们对此信心十足。治疗方案很快由专家们会诊后制定出来，并报告了中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