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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0年5月9日，当周恩来和陈毅乘坐的专机离开金边进入越南上空时，由于气候原因，飞机无法在河内机场降落。要选择另外一个气候稍好的机场。经越方提出，周恩来同意转降义安省省会宜安市机场，因为这里是胡志明主席的故乡，周恩来也想顺道去看看。
当天，周恩来在胡志明的故乡下榻休息。越南的乡村集镇显得格外自然古朴，大家短暂地享受了这里的乡野风光。5月10日上午，天气好转，专机再次从宜安机场起飞，抵达河内嘉林机场。走出舱门，范文同率10万市民夹道欢迎，并带来了胡志明的问候。
这次访越，周恩来还以中共代表团团长的身份，与胡志明为首的越南劳动党代表团举行了三次会谈。周恩来代表中共中央向越南党的中央领导表示，中国党和人民坚决支持越南统一祖国的斗争，并在经济上提供尽量多的援助。在周恩来将要结束访问时，胡志明主席在主席府举行欢送仪式和宴会。主席府的院子里专门备下了露天座位。当胡志明和周恩来就座时，一群天真活泼的孩子戴着红领巾拥了上来，他们把手中的红领巾分别给敬爱的胡爷爷、周爷爷和其他领导人戴上，然后像在亲人面前一样，席地坐在胡志明、周恩来等人身边。更可爱的是有几个孩子干脆把手放在胡志明和周恩来的腿上。大家高高兴兴地坐下观看场内的表演，其情其景，宛如一个和睦幸福的大家庭……
周恩来和胡志明在一起，尽管两个都各自代表自己的国家和党，但由于私交甚深、感情深厚，双方感到自然、随意，没有拘束。
有一次，胡志明登门回访周恩来，谈话开始前，我们要拍照，只见胡志明和周恩来都热得满头大汗，但只好衣冠楚楚。刚拍完照，胡志明就一边脱衣服一边催周恩来：“太热，都赶紧把制服脱掉，我先脱。”若要在别处的外交场合，周恩来绝对是制服整齐、风纪扣严实的，既然是老大哥胡志明带头，他也毫不犹豫脱去制服，穿上了短袖衬衣。后来几次在胡志明的主席府，也是如此，只要我们新闻记者拍完照，胡志明立即把制服脱掉，他与周恩来都没有把对方当外人。
有一次，胡志明秘密来华，与周恩来商谈中国对越南的援助问题。周恩来专程陪同胡志明到武汉，在这里，他们又一起回忆起过去。1927年周恩来领导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之后，于5月下旬至7月下旬在武汉主持中央军事部的工作，这期间胡志明到过武汉，两人度过了一段合作共事的岁月。
那次两人再聚武汉，不免有些怀旧。周恩来设宴招待胡志明，饭后，胡志明习惯性地看看四周，想找个东西，可是，没有。这一细小的动作被周恩来观察到了，他早有准备，轻轻地从上衣口袋里拿出一根用纸包着的精制牙签，递给胡志明。胡志明惊喜地说：“你记性真好，还记得我要用牙签。你真是个了不起的人。”其实，这只是周恩来细微地关心人的一个很小的方面，对胡志明这样的老朋友，周恩来更是深知他的生活习惯，自然要照顾得更周到。但周恩来听了胡志明的夸奖，笑答：“我不过是中国的一个勤务员罢了。”
1966年7月，正是越南战火纷飞的时期。胡志明发表《告全国同胞书》，谴责美国轰炸河内、海防和扩大侵略战争的罪行，并指出：“对越南来说，没有比独立和解放更宝贵的了。”这句名言成为越南人民的座右铭。就在胡志明《告全国同胞书》发表的当天，周总理在人民大会堂对越南驻华大使陈子平说：“不管美帝怎么办，中国将继续根据越南人民的利益和要求，随时采取一切必要的行动援越抗美到底。”
几天以后，首都百万群众举行声援集会，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等中央领导人都登上了天安门城楼，参加了仅次于“文化大革命”接见红卫兵的盛大集会，以表示中国人民支持胡志明《告全国同胞书》，支持越南人民抗美的决心。
《共和国红镜头》第一部分第三章 “大跃进”之人祸天灾（1）
1958年8月，毛泽东又一次批评了1956年的反冒进，并在南宁会议点名批评了周恩来，而且十分严厉。周恩来又一次陷入进退维谷的境地。但他心里非常清楚，时间一到，滚烫的钢水会立即凝聚成冰冷而沉重的负担，压在中国人的身上，自然规律是残酷无情的。一向严于律己顾全大局的周恩来，又一次把自己违心的检查送给了毛泽东。
第一节 毛泽东点名批评周恩来
1961年，是新中国历史上不堪回首的三年自然灾害的第二年；也是“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三面红旗下人祸的显露阶段。
从1957年起，神州大地开始发生政治大“地震”，先把50多万人打成“右派”。到1958年，一曲共产主义“狂想曲”，把一辈子受苦受穷的人民都鼓动了起来，梦想着早日走进粮食成山、食油成河、钞票作废的“神仙乐园”。一个比一个大的“卫星”从土疙瘩里升了天。毛泽东看到这一个个激动人心的“卫星”，由衷地高兴。他多么希望他的人民幸福富裕，一夜之间摆脱贫穷走进共产主义！“浮夸风”像一个巨大的磁场把毛泽东和其他中央领导人的目光紧紧吸在“卫星”的表层。在中南海肯定和赞许声中，一系列的“大”出现了：大办农业、大办水利、大办养猪、大办食堂……好像没有一个“大”字打头，就失去了人定胜天的力量。
周恩来不是三年“大跃进”中的得志者，却是“大跃进”后的苦行者。他在这场热闹非凡的大运动中，却一直处在挨批评的地位。这是他漫长的政治生涯里少有的长时间的失意。早在1956年，第一个五年计划还有一年就要完成，冒进的苗头开始显露出来的时候，他就发现经济建设速度过快，突飞猛进的背后似乎预告着某种灾祸，惊人上涨的数字不一定是个好预兆。他开始考察、思考，进而感到不安。
这一年，我已经在新华社中央新闻组工作。一次我被派去拍摄毛泽东参观日本工业展览会。我第一次发现毛泽东会像一个孜孜以求的学生那样，对日本工业的各种展品表现了极大的兴趣，特别是重工业的展品，几乎每个都仔细询问，还亲自上去操作一番。但是走到轻工业展厅，他的目光就匆匆了许多，当他看见一个木头模特儿时，眼神是那样惊讶。
我当时就觉得毛泽东非常重视重工业，因为他的目光中透出那种渴望强大的信念。
一年后，就是1957年（第一个五年计划的最后一年）开始研究设计第二个五年计划时，据说周恩来和分管经济工作的陈云一同磋商，提出控制建设速度，适当压缩基本建设规模，保证重点，提防脑子过热。当他把这个报告提交中央会议上讨论时，毛泽东说话了：劲可鼓不可泄，应当鼓舞士气。合作化一搞，有人叫得不得了，说搞多了，要砍掉10万个。经济工作有进有退，主要还应该是进……这话的含意非常明白，叫周恩来不要保守，不要反冒进。
在周恩来身边的同志都知道，中央许多问题上，总理都是高姿态，委曲求全。他虽然在意毛泽东含蓄的批评，但更关心为之奋斗了几十年的革命事业和老百姓的安危幸福。他曾经冷静观察形势，希望让时间说话。可是全国的经济建设不但猛烈过热膨胀，而且迅速演变成了全民性的“大炼钢铁”。到了1958年8月后，神州大地已经被星罗棋布的小高炉熏烧得滚烫滚烫，任何冷静的思考都会遭到无情抵制，甚至批斗。再说，在人们热情空前高涨的“熊熊烈火”中，很难有人能不受熏陶不被感染而保持冷静的头脑。
此时，中央在南宁召开了会议，总结第一个五年计划，讨论第二个五年计划和长远规划。
会上，毛泽东面对大好形势，又一次批评了1956年的反冒进，重提周恩来想压缩基本建设计划的往事。这次他的不满是显而易见的，毛泽东在南宁会议点名批评了周恩来，而且，十分严厉。周恩来又一次陷入进退维谷的境地。但他心里非常清楚，时间一到，滚烫的钢水会立即凝聚成冰冷而沉重的负担，压在中国人的身上，自然规律是残酷无情的。一向严于律己顾全大局的周恩来，又一次把自己违心的检查送给了毛泽东。
到了1959年彭德怀在庐山会议直言“犯上”时，毛泽东却把周恩来架了起来，使他无法回到以前的观点上。毛泽东说：“在南宁会议、成都会议、党代大会上讲过，1956年、1957年的动摇，不戴高帽子，讲成思想方法问题。如果讲小资产阶级狂热性，反过来讲，那时的反冒进，就是资产阶级的冷冷清清，凄凄惨惨戚戚的泄气性、悲观性。我们不戴高帽子，因为这些同志和右派不同，他们也搞社会主义，不过是没有经验，一有风吹草动就站不住脚，就反冒进。那次反冒进的人，这次站住了。如恩来同志劲很大，受过那次教训，相信陈云同志也会站住脚的。恰恰是那次批评恩来同志他们的那一部分人，这次取他们地位而代之。不讲冒进了，可是有反冒进的味道……”
对周恩来的批评因为出现了彭德怀而转移了。但是，周恩来心里受压抑的滋味是不好受的。整整三年，他都被视为落后于时代的保守派。
没有多久，不过几个月的时间，“大跃进”却没有把农民们带进“共产主义天堂”。冒进后的问题像“兵败如山倒”似地滚滚涌来。几乎一夜之间，宣传家们用最美的词句描绘的前景海市蜃楼般地不见了。外债、饥饿像瘟疫一样在全国蔓延，农村首当其冲。
心情一直郁闷的总理，无法在中南海里心平气和阅读下面反映的材料。他的心在颤抖、在滴血，成千上万的父老乡亲在新中国政权下并未完全摆脱旧时的窘境……他，人民的总理，怎能深居红墙视而不见呢？如果接受了三年挨批的教训，他可以不再出头露面，因为这种局面不是他造成的；如果他对不公平的批评耿耿于怀，他也有理由冷静旁观自然规律给予人类的报应。
然而，周恩来的记忆储库里没有“个人得失”这个信息，人民的得失就是他的得失，人民的悲喜就是他的悲喜。
一个以天下为己任的人民领袖，可以从容地面对一切严酷的政治和军事斗争，惟独不能从容地面对百姓的饥号。从1960年到1963年，几年间，总理的足迹遍布中国的大江南北，工业、农业、军队、学校，每个行业都留下了他的身影。
《共和国红镜头》第一部分第三章 “大跃进”之人祸天灾（2）
第二节 吃不饱的大锅饭
河北有一个农民直言警告周总理：“你要是糊弄我们，再过两三年，你也会饿死！”
周恩来决定到下面去，要亲自视察农村的情况。在他还没有离开中南海前20多天，就已经派办公室主任和外事秘书到河北农村做调查研究，下面的许多情况就是他的“先遣部队”提供的。
这一次，邓颖超也带病和周恩来一同下去。我这个专职摄影记者当然不能落下啦。总理一般出访不和夫人同行，一方面因为总理不愿意让家里人涉及他的工作事务，另一方面邓颖超身体不好，患了严重的胃病。这次到河北，邓颖超的病情好了一点，总理有意让她出来换换环境，顺便做一些调查研究。但是总理在农村召开会议时，邓颖超一般都坐在外围的地方，她只用耳朵听而不插话讲话。以前总理曾说过，夫人有时出面讲话，别人会当是我这个总理讲话，这样不利于工作。
这是一次特殊的采访，以前跟随总理出访，看惯了总理一尘不染的笔挺衣着和潇洒的风度。这次出发时猛一看总理下农村的装束，觉得好笑：一身棉布质的灰色中山装，既不挺括也不合身，皱巴巴的；热了，干脆敞开怀，一手抓住衣襟当扇，呼啦呼啦地扇了起来。尽管外表如此“土”，却掩盖不住周恩来绝伦的儒雅之气。只是他眉宇间挂着的一丝忧虑，让我感到这次下乡并不是一桩轻松的事。
1961年5月3日，我们来到河北武安县的一个公社，住在部队的营房里，早晚回营房吃饭，中午就在视察的伯延村就餐。
伯延村是个公社，有十多个自然村落，人口2。7万，办公共食堂比较早。现在，受灾面大，饥荒严重。周恩来这次到农村是带着考察题目来的，主要有三点：食堂、供给制、包工包产。
周恩来在伯延调查了四天，先后召集了大小队干部、社员群众、农机站和修配厂的人开会七次，广泛听取群众的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