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糠致糜问さ兀蓟峥吹健吧栈儆谌沙劫谅摇钡淖盅毡救吮缓擞涝兜囟ぴ诹死返某苋柚稀Ａ硗獬收秸诩湟采栈俨簧伲韵衷诤淙宦袒芎茫甑氖骶退闶抢鲜髁恕Ｕ饫锞尤挥�400多年的树，虽然龙钟，却依然参天茂盛。我叔叔孔宪科有两句吟孔府古木的诗：“两度绕天匝地火，劫余未改旧时姿。”用于此处也很恰切。我说这全是我家祖宗的功劳。因为日本人也拜孔子，杀到了文庙，或许暂时就不撒野了吧。另外，成均馆大学的博物馆藏品也比较丰富。2001年中国大使馆组织的在韩学者和学生国庆联欢会，就举办在成均馆大学的600周年纪念馆。我们还到露天舞台去看成大学生表演的“四物”演奏和跆拳道。韩国是东亚地区最重视儒教传统的，所以成均馆大学的意义是不言而喻的。
韩国外国语大学紧邻着庆熙大学。这是韩国的外语最高学府，其中文专业号称不逊于国立汉城大学。我多次去过外大，或者开会，或者访友。外大是韩国所有大学中对中国学者待遇最好的大学，与对待其他国家地区的学者没有等级差别，所以颇得中国学者的好感。这大概是外事工作比较多而获得的经验和素养所造成的。那里的朴宰雨教授是韩国的中国现代文学学会的会长，他学问很好，待人热情，有实际的组织工作能力。他以前是民主运动的风云人物，现在做学问也善于理论联系实际。当我有一篇涉及韩国国民性的文章受到许多韩国人围攻时，朴宰雨教授说，这可以帮助我们认识韩国的国民性嘛。他当过外大的弘报课长，即宣传部长。一次到大邱开会，他与我住在一屋。夜里很晚才睡，次日一早，他又赶飞机去参加别的会。韩国的著名教授都是特别忙的。
不过外大的校园真让人不敢恭维，小得可怜。幸而外大背后的庆熙大学让外大借光不少，一些高中生看到外大的风景画片就报考了外大。来了才知道，那山上的漂亮的大楼都是后面的庆熙大学的。庆熙大学以韩医专业著名。韩国的“韩医”经我仔细观察，就是中医，从望闻问切，到针灸按摩，从丸散膏丹，到煎汤熬药，从本草纲目，到濒湖脉案，从阴阳太极，到五行生克，没有什么特殊的。如果非要说与中医有什么区别，那就是山东大夫跟河北大夫的区别。庆熙大学的医学博士毕业，就等于是大富豪专业毕业了。据说要嫁给一个医学博士，女方必须送给男方三把钥匙：一套豪宅的钥匙，一部名车的钥匙，一个银行保险箱的钥匙。因为这些“婚姻投资”男方很快就会赚回来的。我认识一位韩医的夫人，在大学里当老师，她说她一个月的工资，她丈夫一天就赚到了。庆熙大学的风景很美，外大的人也常去庆熙大散步。北京大学韩国语专业的几个学生，被派到庆熙大学交流。我跟他们聚会过。以前庆熙大学的短训班也来过北大中文系，我带他们去过西安洛阳等地，不过那次也是他们的助教态度不逊，到处挑礼，不懂装懂，颇有几分不愉快。韩国大学的助教，都由研究生兼任，多数没有工作经验，往往看人下菜碟，既不懂“外事无小事”，又不敢无为而治，结果经常惹是生非，引发矛盾。助教的素质，严重影响着整个大学的形象。
圣公会大学当然是教会大学。这所大学虽小，却会聚了很多韩国的革命斗士。白元淡教授请我去讲演时，特意请我参观了他们的民主运动展览室。那里收藏了大量的文稿和实物，我看后十分感动，从心底吟出一句：“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
韩国放送通信大学，并不是中国的广播电视大学，而是相当于中国的函授大学。可以说是韩国的“中央电大”。这是我去那里开了一次会才知道的。韩国没有专门的电视大学、电影学院。这类艺术人才都直接从综合大学里选拔。所以韩国的影视界学院气不够，专业基础不厚。不过韩民族几乎人人能歌善舞，从来不怵镜头，具有天生的表演欲，所以也自有其随意的优点。另外“放送”一词包括了广播和电视，这是少有的比中文词汇还要精炼的例子，我给学生举这个例子，来证明汉字不是中国的私产，汉字里凝聚着东亚人民共同的智慧，所以我们都应该学好汉字。
中央大学的名字很唬人，其实跟韩国的“中央”，没什么关系。人家就愿意叫“中央”这个名，就好像一部小说里地主孩子的乳名非要叫“皇上”一样。韩国朋友带我去中央大学参加一个全国性的反对全球化、反对新自由主义的盛大集会。我当时对这事并没有明确的立场，因为我觉得全球化也并不可怕。但是在会场上看到群情激愤的工农大众，看到他们演出的革命节目，我被“火热的生活”感染了。只有在资本主义的真实境况里，你才会明白社会主义的正义性，才会明白社会主义恰恰是保护千百万民众的人权的。
我还去过中央大学的分校。韩国不少大学都在小城市里另设分校。中央大的分校在安城，韩国著名的生产方便面的地方。我的北大同事黄卉在那里任教。我们几个在汉城的朋友一起去那里玩。每次到汉城以外的大学，我都心想，大学就应该建在这样的地方。山清水秀，沃野平畴，狗吠教室外，鸡鸣讲台旁。我们走在仿佛无边的校园里，半天也遇不见一个人。在一个广场的地面上，画着许多揭露美军屠杀韩国人民的宣传画。我们又去挖野菜，一边挖一边背诵诗经里的“采采罘苡”。挖到一根又像人参又像萝卜的东西，回去后请教门卫。门卫说，这个你们没什么用，就留下了。吃了一顿丰盛的晚饭，打了一夜扑克。四周安静得仿佛千里之内都能听见扑克落在毯子上的声音。难忘的安城之夜。
汉城以外的大学，大多都是因开会或讲座而去的，匆匆看上一圈，印象不是很深刻。总的印象是，面积大，气派大，房子漂亮，设备先进。光州的朝鲜大学，大田的忠南大学，都是如此。凡是看到一群与众不同的漂亮建筑，十有八九是大学。这些大学多数是80年代经济发达以后大兴土木的，设计很讲究，务求变化，选址也都不错，几乎都在风水宝地，抬眼星垂平野阔，推窗月涌大江流。从空间上给人以“大”学之感。看了韩国的大学，就会认识到这是一个高度重视教育的国家。在许多大学的走廊上，看到一排排的电脑，学生在那里随便用，电脑比学生还多。我想起我自己在北京大学读书时，连椅子都没有学生多，学生经常为了争座位而打架，我也打过那样的架。北大是靠着“为椅子而打架”的苦学精神来推动祖国前进的脚步的。这固然是很宝贵的，但是如果硬件也好一点，多一些椅子，多一些电脑，多一些大楼，不是会更好么？当然这也难说。据说北大最好时在亚洲排名第七，倘若真的到了电脑比学生还多的那天，但愿不要排到第七十吧。
仁爱的尹淮
韩国的《海东名臣录》记载，朝鲜时代的尹淮，年少时出门投宿，主人不许，他就坐在院子边上。主人的儿子拿了一颗大珍珠出来，掉落在院中，被一只白鹅吞下。主人找不到珍珠，就绑了尹淮去告官。尹淮也不分辩，只要求连鹅也一同绑去。次日，“珠从鹅后出”，真相大白。主人很惭愧，问他昨日为何不说，尹淮答道：“若昨言之，则主人必剖鹅觅珠。故忍辱而待。”
尹淮处变不惊、受辱不辩的从容态度，是很令人叹服的。大有苏东坡所云“无故加之而不怒，卒然临之而不惊”的风范。我遇到的许多韩国朋友，听别人称赞韩国的优点时，眉开眼笑，和蔼亲善，而听到别人对韩国有一点点委婉的批评时，立刻脸布凝霜，反唇相讥，甚至拍案决眦，暴跳如雷。我的师兄高远东指出：“韩人性狭直而急竞。”我因此很少批评韩国，在韩国遇到再大的委屈也尽量牙掉了吞落肚，并且不时劝告初到韩国的中国人：“千万别给韩国人提意见。”我开始时甚至怀疑，莫非韩国人自古就是这种火暴脾气？
但尹淮的故事使我认识到，古代的韩国人也是崇尚这种仁爱儒雅的大家之风的，连别人冤枉他盗窃都能忍受，这是何等的自信。今天的韩国人脾气暴躁，恐怕是与一部充满压迫和抗争的近代史更有直接密切的关系的。当一个民族洗刷了自己的屈辱，在世界上重新获得自己的尊严时，他们的脾气或许就会优雅起来吧。如尹淮这般胸襟宽宏之人，能够出现于韩国的昨天，自然也可以出现于韩国的明天。
（因为有了对韩国朋友这样的信心，我也敢于写些大胆批评韩国的文字了。）
韩国人的革命精神
我住在梨花女子大学的国际馆，这里住着东西方许多国家的学者教师，都是远离祖国，又大多不会韩语，因此生活上难免遇到许多困难。这些学者因为心情不大好，于是就经常批评韩国这野蛮那落后。我对韩国也有自己的意见，但是在“帝国主义”面前，我总觉得应该站在被压迫民族的立场说话。我就说，韩国虽然经济没有西方发达，文化没有中国深厚，但是韩国人的革命精神是目前世界上第一流的，这一点不但你们“帝国主义”要学习，就是我们“伟大的社会主义中国”也要学习。
韩国也曾有过文化灿烂的古代，但是韩国近代史的苦难深重是全世界罕见的。几乎半个世纪的日本统治之后，好不容易河山光复，整个半岛又被冷战体制拦腰切成两段。在特殊的历史条件下，韩国又经历了几十年的军事独裁。盼望和平，盼望民主，盼望统一，可以说是韩国人念兹在兹、挥之不去的永恒情结。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一部韩国的苦难史，同时也是一部韩国人民的反抗史。他们用不屈的反抗，迎来了三韩大地的光复，又用前仆后继的起义、革命，结束了军事独裁，迈进了民主时代。我在光州的“5。18″墓地，望着那层层的墓碑说：“韩国青年的鲜血，毕竟没有白流。”更为可贵的是今天，在经济高速增长，民主程度不断加深的同时，韩国人并没有抛弃他们的革命传统。在韩国的学术界，许多优秀的学者仍然保持着一腔革命情怀，思考着世界革命问题。而在中国、日本等国家，随着经济的繁荣，许多人忘记了革命乃是今天经济繁荣的乳娘，他们开始清算革命，咒骂革命。学术变成了一堆隔靴搔痒的废话，教授变成了一只摔不破的胶皮饭碗。正像中国的围棋和日本的围棋都越来越不如韩国围棋那样生气勃勃、那样充满昂扬的斗志一样，中国和日本的学术也越来越老气横秋，把卖弄材料和考据当作第一流的境界，而把学者的天职抛到了九霄云外。
谈到革命精神，最令人感兴趣的是韩国的大学生。我的几个朋友津津有味地向我介绍各种催泪弹的味道，而我这个自诩“老革命”的家伙竟然如听天书。韩国的大学生，真可以说是“不平则鸣”。他们的反抗，经验丰富，组织严密，既有爆发力，又有持久性。今年因为学费问题，各地高校都发起了旷日持久的学潮。大学生们占领办公重地，搭起帐篷连营，游行示威，演讲串联，大有不达目的誓不罢休的气概。延世大学已经率先获得了胜利。我到延世大学去看他们的校庆演出，那简直就是一场革命彩排。在依山而建的露天剧场上，几万男女青年群情激奋，随着台上的指挥齐声呐喊，载歌载舞，每个人都把自己投入那个巨大的集体之中。我们这些旁观者感到那不是几万人，而是一个人，一个巨大的生命在呼啸。中国有一首歌中唱道：“投入地爱一次，忘了自己。”然而现实的情形是，我们太注意自己了。为了自己极其卑微的生存，我们放弃了太多的真理。
如果说在革命年代，过于激情容易导致极左的话，那么在这个“改良”年代，激情可以说是一种极其可贵的“保守”。丧失了革命精神，自由民主也好，经济发达也好，都是不可能顺利到来的。光州的朝鲜大学的教授们，赶走了控制学校的财团，实现了真正的教授治校。延世大学和高丽大学几十年来互不服气，每年都要举办两校大竞赛，使得彼此的革命“段位”节节攀升。连我所在的梨花女子大学这所被延世大学讽刺为“女子化妆学院”的专出贵夫人的学校，也终日“群雌粥粥”，她们的学生领袖把头发剃得几乎成了秃瓢，颇有刘和珍杨德群君当年之气概。这些具体的学潮当然有韩国自身的背景，不一定需要胡乱地“东施效颦”。但是这种革命的精神却是茫茫21世纪的指路明灯。在大部分韩国人还盲目崇拜美国的同时，韩国的清醒的知识分子不断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