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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月提纲》和东湖之行 十、七千人大会讲话：霸王别姬
现在回忆，在整理毛泽东文稿中，有这样几件事情印象还很深。
一是田家英讲的毛泽东博闻强记、令人佩服的一件事。
七千人大会讲话中，毛讲了那个著名的“霸王别姬”的故事，批评我们有些领导同志不爱听不同意见，有点像西楚霸王的样子，如果总是不改，难免有一天要“别姬”就是了。同时，讲了刘邦见郦食其的故事，讲得很生动。
另外一个人叫刘邦，就是汉高祖，他比较能够采纳各种不同的意见。有个知识分子名叫郦食其，去见刘邦。初一报，说是读书人，孔夫子这一派的。回答说，现在军事时期，不见儒生。这个郦食其就发了火，他向管门房的人说，你给我滚进去报告，老子是高阳酒徒，不是儒生。管门房的人进去照样报告了一篇。好，请。请了进去，刘邦正在洗脚，连忙起来欢迎。郦食其因为刘邦不见儒生的事，心中还有火，批评了刘邦一顿。他说，你究竟要不要取天下，你为什么轻视长者！这时候，郦食其已经六十多岁了，刘邦比他年轻，所以他自称长者。刘邦一听，向他道歉，立即采纳了郦食其夺取陈留县的意见。
田家英说，他当时想查一查书，核对一下史实。查了《高祖本纪》，没有这样的记载。查了《郦生陆贾列传》，一开头就是郦生见刘邦的故事，但是没有怒叱门房、“老子是高阳酒徒”之类的情节。那么，这些情节哪里来的呢？正准备另外去查找的时候，毛泽东来了，说：就在朱建传的后头。田家英再一查，果然。《郦生陆贾列传》在讲完郦生、讲完陆贾之后，附带讲了朱建，而在讲完朱建之后，又记叙了郦生见刘邦的故事，是这个故事的另一个版本。（中华书局标点本《史记》把它当作“后人补缀的文字”，低两个字排。）按这个版本：
郦生上谒求见，使者出谢，曰：“沛公敬谢先生，方以天下为事，未暇见儒人也。”郦生瞋目案剑叱使者曰：“走！复入言沛公，吾高阳酒徒也，非儒人也。”使者惧而失谒，跪拾谒，还走，复入报曰：“客，天下壮士也，叱臣，臣恐，至失谒。曰：‘走！复入言，而公高阳酒徒也。’”
毛泽东在七千人大会上所讲的故事情节，简直是这段文字的传神的白话译本。现在时兴古书今译，在我看来，标点、注释是必要的，全文今译大多属于多此一举。但如能有毛泽东这样的译笔，那我倒是双手赞成的。
《二月提纲》和东湖之行 十一、七千人大会讲话：毛泽东的自我批评
另一件是彭真在斟酌文稿中的政治思考。
是他，建议加上了“我们的态度是：坚持真理，随时纠正错误”这样一句，说：“这是毛主席在延安时常说的话。”这次《汇报提纲》中也写了这句话。我已经多次听彭真讲过这个意见，特别是一九六五年纠正北京大学社会主义运动中的过火斗争，要求在运动中斗人和被斗的双方都要作自我批评的时候。他还强调，错误大家都犯，大小性质不同。也是为了劝说不肯作自我批评的同志，要承认自己也有错误。
是他，建议把原稿中的团结“百分之九十以上”，改为团结“百分之九十五以上”，说，关于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后十条，已经明确规定应该团结百分之九十五以上，为什么增加了百分之五？主要因为地主富农的子女应该划出来，列到团结的范围。
原稿中毛泽东在要求省委书记下去蹲点的时候，说到自己在去年的中央工作会议上作过保证，一定得下去蹲点，但是到今天还没有实行，今年大概有机会实行，今年没有机会，明年总会有吧。有人提出，这段话恐怕删去为好，人家会问，后来毛主席蹲了点没有？彭真同意了这个意见，但是他又说，毛主席是亲自派了调查组下去为他作调查的。
原稿中有一段话：“去年六月十二号，在中央北京工作会议的最后一天，我讲了自己的缺点和错误。我说，请同志们传达到各省、各地方去。事后知道，许多地方没有传达。似乎我的错误就可以隐瞒，而且应当隐瞒。同志们，不能隐瞒。”我在议论时提出，毛主席那次讲了自己的哪些缺点和错误？要不要在这里简单说明？不然干部看了，会说，毛主席都讲了，不应当隐瞒，可是现在还是没有告诉我们。彭真看了看我，沉吟了一下，说，就是讲高指标、高征购那些。对于我的建议，没有置理，大家也没有置理。显然，只有我这样的生手，才会提出这样的建议。
《二月提纲》和东湖之行 十二、七千人大会讲话：自由和必然
还有一件是胡绳在推敲理论表述中的学者风度。
讲话中有一句话：“自由是被认识了的必然。”刚好，在两年前，一九六四年八月十八日，我和几个搞哲学的在北戴河听了毛泽东一篇谈话。我作了详细的记录，并由我给彭真、陆定一、中宣部和《红旗》杂志的一些同志作过传达。在那篇关于哲学的谈话里，毛泽东批评了这个提法。他说：
恩格斯讲必然王国到自由王国，讲得不完全，讲了一半，下面就不讲了。“自由是必然的理解”，只讲了一半。单是理解就自由了？自由是必然的理解和必然的改造。还要做工作。吃了饭没事做，理解一下就行了？找到了规律要会用，要开天辟地，破破土，起房子，开矿山，搞工业。将来人多了，粮食不够，要从矿物里取食品。
我觉得对恩格斯的批评不见得公道，但是，关于自由与必然的关系，光从认识上讲也的确不够。所以，我在会上提出，应该按照毛泽东一九六四年的意见，把原来整理稿上的话修改一下，改为“自由是必然的认识和必然的改造”。我谈的这个情况，在座的都知道，也都同意这个修改建议。但是，胡绳迟疑了一阵，说：“必然的改造”这个提法不合适，客观的必然规律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必然规律不能由人改造。胡绳说得也有理。怎么办好？还是胡绳提出一个方案，改为：“自由是对必然的认识和对客观世界的改造。”大家称善，就这样定了下来。
还有一些涉及内容的修改，主要是关于社会主义社会阶级斗争问题，按照八届十中全会的新结论改写了原来没有说得那么重的语言，关于学习苏联问题，按照后来批评苏联修正主义升上去的调门改写了原来对苏联经验评价的语言。这些都是把后来的观点，改到先前的文献中去了，会为研究思想发展史带来某些困惑，如果研究者对于这类的修改的过程不明底细的话。所以现在出版的《毛泽东著作选读》等书对这类修改的情况，都加注予以说明。
不过，关于“自由是对必然的认识和对客观世界的改造”这个论断，虽然当时是根据我所听到的毛泽东一九六四年的意见，改写到毛泽东一九六二年的文稿中去的，但是，这里并不发生思想发展史的记述上把后来的思想提到前面去了的问题。因为后来知道，我在一九六四年听到的“自由是对必然的认识和改造”的论断，毛泽东很早以前就已讲过。至少讲过两次。
一次是一九四一年在驳斥“左”倾路线的一组文章中，明确指出：“必然王国之变为自由王国，是必须经过认识与改造两个过程的。欧洲的旧哲学家，已经懂得‘自由是必然的认识’这个真理。马克思的贡献，不是否认这个真理，而是在承认这个真理之后补充了它的不足，加上了根据对必然的认识而‘改造世界’这个真理。”这样，毛泽东就把“自由是必然的认识与改造”称之为马克思主义的命题。这些话，是写出来的，与我在一九六四年听他讲的那一段话相比，意思一样，表述却清楚和准确多了，虽然“必然的改造”这个表述还需要斟酌。一九八三年纪念毛泽东九十诞辰的时候，《人民日报）把从驳斥“左”倾路线这一组文章中选取的关于“自由是必然的认识和世界的改造”这一段文字作为单独一篇文章发表了。一九八六年出版的《毛泽东著作选读》中建国以前的文章，绝大多数都是从《毛泽东选集》中选来的，但是增加了三篇原来毛选中没有的，其中一篇就是这一篇。
另外一次是在一九六○年写的《十年总结》这篇文章中，也是说，自由是必然的认识和改造。
在一九五九年的《党内通信》六条中，毛泽东又写过：“什么叫自由？自由是必然的认识。”
可见，毛泽东的确早就有单讲“自由是必然的认识”是不够的这样的见解，但有时也仍旧沿用这样的说法。
不管是不是发生把后面产生的思想改写到前面的文献中去了的问题，一九六六年二月在东湖对毛泽东在七千人大会上的讲话整理稿所作的修改，是应毛泽东自己的要求而进行的，修改过的稿子是经过毛泽东本人同意的。二月十二日，毛泽东在送去的修改稿上批道：“彭真同志：都已看过，照此办理。”
这一天，中央加上批语，把毛泽东这篇讲话整理稿发到党内。也是这一天，中央加上批语，把《汇报提纲》发到党内。
这样两个文件，在日程上竟是这样一番平行操作！
《二月提纲》和东湖之行 十三、短暂的平静：“思想斗争的二十三条”
我用这么长的篇幅讲七千人大会讲话的修改，不但是因为有可记的内容，而且是因为在东湖那几天，大家实际上花时间做的就是这件事。大家的注意力已经不再围绕《海瑞罢官》批判，至少是许立群和胡绳这一位主任、一位主持认为，由于《二月提纲》的顺利通过和批发下去，那是已经解决了的问题。
回到北京以后，当然要组织传达和贯彻《二月提纲》。二月十八日，许和胡召集北京学术界和各报刊负责同志开会，各说了一通意见，以后几天就是分组座谈。他们两人又随彭真去参观三线，作“逍遥游”了。我在北京参加分组会，并且汇集分组讨论的情况，编写了《学术批判问题座谈会讨论简况》。后来的《大事记》说，这个简况是“许立群同志指定专人整理并以他自己的名义发出的”，罪名是吹嘘五人小组汇报提纲，吹嘘的语言之一，是说它是“思想斗争的二十三条”。
这当然是分组会上有人说的话，在简况中有名有姓，不是简况整理者自编的话。但是，我们当时的确有这样的感受。
要说清楚这一点，得先说一说《二十三条》颁布的当时，我们的感受。
现在，从“左”的指导思想发展的过程来说，《二十三条》是这个链条中一个重要环节，因为它强调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基本理论和基本实践，特别是提出了“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个政治和理论纲领，它后来发展成为“文化大革命”的纲领。
但是，在当时的实际活动中，我们感受到的不是这个政治和理论纲领，而是纠正在《二十三条》以前普遍出现的对待干部打击过宽过重的“左”的错误。
《二十三条》发表的当时，许立群正领导中宣部一大群干部在北京通县徐辛庄公社内军庄大队参加四清运动，我也参加了这个工作队。一开始也搞得挺“左”，叫做下来一看，真是一分为二，阶级斗争激烈，“合二而一”是鬼话。大队小队干部几乎都靠边站了。周围还有搞得更“左”的，由《红旗》杂志一大群干部组成的、有关锋和戚本禹参加的工作队在翟里，听说还打了人。《二十三条》出来后，许立群对于内军庄还没有出现打人的事感到自慰，很快同原来大队小队的干部结合，妥当地结束了运动，转入主要抓生产。《二十三条》里有一条：四清要落在建设上面。（不过，原来的大队支书还是伤了感情。没有查出他有什么贪污和不法行为，要他继续当干部，他宁愿到大队窑厂摔砖坯，说他有的是力气，不怕干重体力活，摔坯子挣钱还多，再也不愿意当这号操心又挨斗的干部了。）
不久，许立群被派去当北京大学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工作队队长，代替原来的队长、中宣部另一位副部长。为什么要换工作队长？就是因为《二十三条》以前，工作队在北京大学搞社教运动，搞得太“左”了，斗得太凶了。《二十三条》出来以后，又顶着，不按《二十三条》的精神纠正缺点错误。三月三日中央书记处在邓小平主持下，专门讨论了北京大学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有一个会议纪要，记得主要有三点结论：一、北京大学是办得比较好的社会主义大学，也有一些问题；二、陆平同志（北京大学校长、党委书记）是好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