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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扬又说：对旧剧目，这样划分，就很好了，足够了。然而，现在是对我们的文艺家自己的创作来说这个话，这就有所不同了。如果党只是说这些作品政治上无害，可以容许，那么，文艺家会怎么想呢？他们会想，我们写的东西不过“无害”而已，虽然可以容许，写这样的作品，又有什么意义呢。周扬主张，在这个文件中讲三分法，第三类应该叫做“政治上无害，生活上艺术上有益”，说明写这样的作品还是有一定的积极意义。
记得在文艺八条中，这个问题就是按周扬这个修正方案写的。
几番风雨忆周扬 九、文科教材建设
至今我也没有想明白，为什么自然科学十四条、文艺十条、高教六十条，都制定了，就是没有制定关于哲学社会科学工作的条例，甚至都不记得有制定这样条例的动议。大概是哲学社会科学同党的理论建设、理论斗争关系密切，情况复杂，很难把它当作一个业务部门的工作来制定条例吧。
但是，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方面，周扬从一九六一年四月起，也就是同那几个条例的起草大约同时，遵照中央的部署，领导了高等学校文科教材建设的工作。用现在的语言来说，这是一项宏大的建设工程。包括文科七个领域“文、史、哲、经、政、教（育）、外（语文）”，艺术七类专业“戏剧、音乐、戏曲、电影、美术、工艺美术、舞蹈”，几百部教科书或其他形式的教材，网罗了几乎所有的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的著名专家参加。周扬在许多场合阐述了编著文科教材的一系列指导方针，这些讲话大都收入《周扬文集》了。这些讲话同他关于文艺条例和方针的阐述，是相互呼应的，不妨说是对没有形成条例的社会科学条例的阐述。特别是周扬提出和确认了一系列合乎学术工作规律的工作方法，主要是主编负责制。主编都是饱学之士（就是后来被打为“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的那些人）。主编负责制的含义是：学术问题，参加写作的学者共同研究，但由主编最后拿主意，按主编的意见写。可以同一课程几种教材（如中国通史、中国哲学史），分别由几位学者任主编，以便百花齐放，百家争鸣。
周扬准备以他的领导地位和政治影响，来庇佑这项交付给国内这一大批第一流学者的宏大工程。他对主编们说过：政治上我负责，学术上你们负责。当时有人半带敬意、半开玩笑地说：周扬要当一代文宗！
我们在哲学社会科学方面做过多次规划，大多由于政治运动的冲击而没有坚持执行下来。文科教材建设的这次规划，坚持了五年，“文化大革命”中打断了，“文化大革命”结束后有的还在进行，因此收到较多的成果。许多有学术价值的文科教材，不但当时，就是现在，都还是有用的，成为了我们的文化积累。周扬在这方面花的心血没有白费。
几番风雨忆周扬 十、李秀成
这期间社会科学工作方面还有一件事，我接触过的，就是《历史研究》发表戚本禹批评《李秀成自述》的文章，指太平天国忠王李秀成为叛徒，各方反映甚大。记得当时刚好发生英国一位人士送回忠王佩剑给我国博物馆一事，这事说明国际上也同我们国家里一样，把李秀成看作中国近代史上的一位英雄人物。英雄忽然被指为叛徒，使接受此剑的事，变得很尴尬。戚文发表后，广西来请示：当地民间有把李秀成像印为“门神”的习俗，现在能否继续印这样的像？
一九六三年九月周扬在中宣部召开了一个会，有哲学社会科学部各所负责人、各报刊负责人和史学界一些人士参加。大家议论纷纷，周扬作总结，说：天安门人民英雄纪念碑，纪念的人物，上溯到一千八百四十年。太平天国的李秀成，属于这里面的人物。对这样的人物作否定的评价，不向中央请示，就随便发表文章，是不慎重的，影响不好的。还布置了一些善后措施，无非是不让别的报刊转载之类吧。
不久，就知道毛泽东主席表示了意见：李秀成晚节不忠，不足为训。这样一来，周扬多少有点被动。不过，当时这似乎还不严重，周扬正在全力抓社会科学方面关系全局的一件大事。
几番风雨忆周扬 十一、《战斗任务》
这件大事，就是一九六三年十月在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会第四次扩大会议上作题为《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的战斗任务》的报告。我在周扬领导下，帮助他起草东西，这是第一次。
同《大辩论》一样，《战斗任务》也是毛泽东主席看过，认为讲得好，表示同意和赞赏，并且亲自动笔修改和增写了许多段落的一篇文章。报告是十月二十六日作的。十月三十一日周扬为送审这篇讲话稿给毛主席写了一个报告。毛修改退回后，周扬很高兴，告诉了我们这个情况。按那时的习惯，他没有一一告诉我们，哪些地方是毛改的。我们只能从经他誊录过来和再加修改过的稿子中，猜测哪些地方是毛改的。尽管一般说我们能够猜得出来，但是也有猜得不准的。有一处，我们以为是毛写的，当我们用这样的语气同周扬谈到这个地方时，周扬说，这个地方是我改的，你们不要以为我上次改在稿子上的都是毛主席改的。又有一处地方，把社会主义社会内部的两类矛盾，用括号注明（即对抗性的矛盾和非对抗性的矛盾），我们以为是周扬改的，认为这同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的提法有一点区别，毛在那篇讲话中讲社会主义社会两类矛盾，是指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并认为属于人民内部矛盾的同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矛盾，既有对抗性的一面，又有非对抗性的一面。我们据此建议周扬修改括号内那句话，周扬说，那是毛主席修改的，不要再改动了。
近年出版的《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十册，收有毛对周扬这篇文章所作的修改，共二十处。其中整段加写的文字，共有八段，最长的一段达四百几十字！可见这篇文章怎样引起毛的重视和引发毛的文思。当时中苏论战正在激烈开展，已经进入第三轮，这一轮评苏共中央给中共中央的公开信，共有九篇连续的评论（九评），周扬讲话以前已经发表了四篇。毛很重视周扬这篇文章，因为这篇文章的主题正是“批判苏联修正主义”。毛修改得最多的，是周扬文章的第一部分（“一部马克思列宁主义发展史，就是同各种反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潮辩论和斗争，并且战胜它们的历史”），整段加写的地方全在这一部分。周扬文章的第二部分（“批判现代修正主义，重新学习和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是当前哲学社会科学战线头等重要的任务”），毛也修改了五处。周扬文章的第三和第四部分，面对国内研究工作者讲任务和队伍建设，毛只在开头的地方作过一处不大的修改，往后面就没有作修改了。从这里可以看到毛看重周扬这篇文章，注意力集中在什么地方。
毛对中苏论战的各篇文章，大都看过也作过修改，但从《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提供的档案来看，改写和加写的段落这么多，像周扬这篇文章的，没有几篇。
周扬这篇文章，在《人民日报》和《红旗》杂志同时发表，这种发表的方式，同正在陆续发表的九评完全一样，而且也同这些评论一样，由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向全国并用多种语言向世界广播。播音员以格外庄重的声调，朗读这篇文章。人们一听到这种声调，就知道：又发表重要反修文章了。
这样的发表方式和广播方式，听说，也是毛泽东主席要求的。
然而，《战斗任务》也没有收进《周扬文集》。这当然也是因为我们现在对于六十年代中苏之间的这场论战，有了同过去不很相同的看法。周扬对这场论战和他的这篇参加论战的文章显然有过认真的重新思考。如果不采取略过的办法，而是把这篇文章和后来对这篇文章的重新思考，一起收进文集之中，我以为要好一些。
几番风雨忆周扬 十二、文献征引及其他
帮助周扬起草这篇讲话，是由童大林（中宣部秘书长）、林涧青（科学处副处长）具体组织，我们几个人参加。说是帮他起草，其实帮不上多少。不但先由他几次详细地讲说设想要写的内容，而且我们分别写的一些初稿，他都详细改过。还有许多完全是他自己写的，我们只是对他写的稿子，帮他作一些文字整理，提出一些修改意见。他改稿的特点（至少是我这次所见到的特点），是在我们送去的宽边的铅印大字清样上改，虽然改得很多，却宁可保留原稿中的一些字句，哪怕是“但是”，“大家知道”，“毫无疑义”之类的词汇，有时他都利用上。林涧青曾经开玩笑说，周扬同志连原来清样中的一个标点符号都利用上了。周扬用很清秀而有些难辨的毛笔字，改得密密麻麻。我们誊清和稍加整理之后，排出清样，他又改得密密麻麻。不但讲话以前，仔细修改，讲完以后，还反复修改。这次从讲话到发表，又改了两个月时间，直到发表的前两天，他还要我们帮助他考虑一些修改的问题。
有几件事情，我记得比较真切。
一件事情是周扬在大致定稿以后，要我帮他一一注明引文的出处。常见的那些引文，查找出处没有困难。周扬自己引用的、我不太熟悉的，我也努力查找出来，虽然有的挺费劲，我还有一股好胜心，不愿意向周扬问出处。只有一处马克思的话，是周扬自己引用的，我花了九牛二虎之力，还是没有找到出处。没有法子，只好问周扬自己。他看了看，想了想，说，这句话他是从南斯拉夫弗兰尼茨基的《马克思主义史》中看到的。按照这个线索去找，果然从这本书中找到了马克思的这句话，原来是在马克思一八四三年给卢格的信中，这属于马克思早期著作，选集中没有收，全集中也没有收的。
一件事情是在批评“实用主义”的地方，写了一句实用主义的信条是“有用就是真理”。周扬曾将他的稿子送给在我国工作的几位美国专家，征求他们的意见。一位专家对于实用主义哲学家是否说过这样荒谬的话表示怀疑。我告诉周扬，国内多年来批判实用主义，都是这样说的。周扬说，人家专家的意见还是要尊重，如果要写这句话，得查出确实可靠的根据，才能跟人家交代。我借来美国詹姆斯著作的原本，查出上面确有：Itistrue，becauseitisuseful。
还有一件事情是关于异化问题的。原稿中关于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的那一大篇文字，是周扬自己写的（那时有一个小组在研究批判人道主义的问题，也是由周扬领导，也许那里有人帮周扬做过一部分最初的起草工作），林涧青这一摊子人中没有人接触过异化问题。原稿中曾写过这样的意思，马克思早期用过异化概念，后来成为马克思主义者之后，就没有再用异化概念了。这也是当时文章中多有的说法。哲学所的黑格尔专家杨一之提出了异议，说情况并非如此，马克思后来还用过。周扬要我就这个问题专门再向王学文同志请教一下。王是老一辈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当时不知是因为年迈还是别的什么原因，他算中宣部的干部，住在中宣部的院子里，但没有参加中宣部的具体工作，我同他没有过接触。我特地上他家去请教这个问题，他跟我说了一大篇话，解释什么是异化，马克思怎么讲异化问题，他也认为马克思后来还用过异化概念。我以为这就算谈清楚了。可是，第二天还是第三天，王学文同志又把我叫去，翻开了一大堆书在书桌上。他指出了马克思《资本论》第三卷和其他著作中多处使用了异化概念的地方。确如杨一之所说：这些地方，在马克思的原文中，用的是异化这个概念，但是，中译者不了解，把这个专门的哲学术语当作普通词汇，用于“疏远”“离开”一类的普通词汇来翻译，所以在中译本上，就看不到“异化”的字样了。对于杨一之、王学文这一番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