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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平定了叛乱之后，景帝挟战胜之威，继续推行削藩政策，对朝廷和王国的职官体系做了调整，突出尊卑之别；剥夺了诸侯王亲理国事的权力。朝廷对封国的控制努力，已经大大强化。
汉武帝即位之后，注意设防立制，继续厉行中央集权。其中，特别是采纳了主父偃的建议，颁布“推恩令”，效果最为明显。朝廷在允许各王国“推私恩，分子弟邑”（《汉书·王子侯表上》）的名义下，实际是把王国的领地割裂成许多侯国，达到了不事声张而削藩的目的。此外，汉武帝还以“左官律”、“阿党法”等立法手段，打破封王与官僚士大夫之间的联系，从对人才资源的控制上，堵塞了诸侯王国势力坐大的通道。
经过景帝、武帝两代经营，汉初诸侯王国的威势和地位不复存在，而是“诸侯惟得衣食租税，不与政事”，“不为士民所尊”（《汉书·诸侯王表序》）。至此，“郡国并行”之制名存实亡，国家政体复归为典型的郡县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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豪族势力在西汉中叶已经出现，当时有远见的政论家对豪民兼并的问题，曾经一再提及。董仲舒在谈论贫民的生活环境时，就说过“或耕豪民之田，见税什五。” 豪民兼并农夫土地是常见现象，甚至有“豪民役使”的记载，但对农夫的关系不是超经济强制，不构成人身依附关系。论及社会问题，人们更多关注的是蓄奴之风，而不是依附农民。自西汉后期以来，特别是经历了两汉之间的动乱，东汉时期的豪族势力迅速崛起，成为引人注目的社会焦点问题。
东汉思想家仲长统论及豪族势力之盛、影响之大：“豪人之室，连栋数百，膏田满野，奴婢千群，徒附万计。”“馆舍布于州郡，田亩连于方国。不为编户一伍之长，而有千室名邑之役，荣乐过于封君，势力侔于守令。”（《后汉书·仲长统传》）分而言之，豪族具有以下特点：
其一，往往集官僚、富商、大地主三种身份于一身，社会影响空前增大。他们之中，有世为公卿的大官僚，有出身商人向土地投资而转化来的“高资地主”，有以弟子、门生为依附力量的经学世家，也有横行乡里的地方著姓。数代相承，有稳定的社会地位和巨大的经济势力，是他们的共同之处。豪族对政局影响之大，可以从东汉初年的“光武度田”事件中反映出来。光武帝刘秀的开国之业，得益于南阳、河北两大豪族集团的追随和支持，他当然需要对豪族势力投桃报李。但当着豪族势力过分膨胀，侵占土地、庇荫人口，直接与国家产生利益冲突时，光武帝不得不加以制裁。他下诏各州“度田”，即实际检核垦田和户口之数，以作为征收赋税的依据，意在裁抑豪强兼并，增加国家收入。此举立即遭到豪族势力的联合反对，地方官不敢得罪他们，在执行“度田”政令时，“优饶豪右，侵刻羸弱”，把本来应该由豪族承担的负担，转嫁到贫弱小民身上，百姓不堪其苦。在豪族的唆使和挑动之下，激成民变，天下为之汹汹。光武帝痛下决心，将高级官员河南尹和郡守十余人，以“度田不实”之罪下狱处死，借此显示度田的决心。但面对着豪族利用民众的反抗情绪处处叛乱，光武帝也不得不适度妥协和让步。此后，度田之名虽存，但地方官不必去做实地普查、丈量了，而只是虚应差事照抄旧档而已。裁抑豪族的原意根本无从谈起了。东汉一代，对裁抑豪族一直难有作为。朝廷减轻赋税的惠民之政，也被豪族用为保护自己的利益。汉末学者荀悦曾如此评论当时的社会状况：“官家之惠，优于三代；豪强之暴，酷于亡秦。”足以说明豪族社会能量之巨大。
其二，以“徒附”、“部曲”、“宾客”、“奴客”、“族人”等名义，大量占有依附人口。豪族与部属之间，有严格的人身依附关系而不存在人身占有关系。依附者的政治地位低于编户齐民，法律和习俗都规定他们不得离开所附着的土地，只有经过主人的放免，才能成为平民。但他们的地位又高于奴婢，他们还有一丝“人格”，不像奴婢那样等同于主人的私财畜产。当然，低首服侍主人，也是他们的“本分”。汉末政论家崔寔曾谈到“上家”与“下户”之间的关系：“上家累锯亿之赀，户地侔封君之土，……下户崎岖，无所峙足，乃父子低首，奴事富人，躬帅妻孥，为之服役。……历代为虏犹不赡于衣食。”（《政论》，载中华版《全后汉文》726页）这里典型地反映豪族对依附者的经济剥削和人身控制。
其三，豪族大多有可资依托的“坞堡”。它除了具有设防自保的军事意义之外，也兼具经济意义。豪族在指令依附者从事生产创造财富的同时，还把他们编组为私人武装。当着社会发生动荡乃至于战乱之时，豪族以“聚众自保”的形式，把依附者团拢在自己周围，结成保护生命财产安全的利益共同体，其内部的奴役关系就被淡化了。坞堡内部是自然经济占统治地位。农业和家庭手工业、养殖业、种植业紧密结合，形成了“闭门成市”的格局，除了盐铁之外，不需倚赖外部市场供应即可自给自足。这与东汉时期商品经济萎缩的局面是完全一致的。至于这种以豪族为中心的组织形态，是否可以与西欧中世纪的庄园经济相类比，学术界迄今并未取得一致意见，但“坞堡”式豪族田庄的存在，是没有异议的。
崔寔的《四民月令》记载了汉代的农事和时令风俗活动，是了解豪族田庄的宝贵资料。各地考古所见东汉的陶阁楼、坞堡、园地山林等明器，以及壁画、画像石、画像砖等直观材料，为人们了解东汉豪族经济的各个侧面，提供了缩影式的物证。
东汉豪族势力的发展，具有多种社会意义：从经济关系来看，豪族庇荫人口，构成了一种前所未有的人身依附关系。依附者只为主人所役使，户口不上国家户籍，不为国家承担赋役。这种人身依附关系在魏晋南北朝时期继续得到发展。从政治格局来看，它体现了地方势力的抬头，隐隐与中央集权制的皇权相对立，构成了东汉末年由统一趋向分裂的社会原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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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曾经试图用内敛、谦恭之类的言辞，来表述中国文化的特征或称之为中国人的精神风貌，显然是不准确的。我们可以说，汉唐时期的中国，就进取精神、开放意识而言，决不亚于任何国家和民族。这也是造就汉唐盛世的动力之一。汉唐的都城，是世界各国政治、经济、文化交流的中心；沿着著名的“丝绸之路”，来自各国的使臣、探险家、商人，往返奔波，使之成为连结东西方文明的纽带，给世界历史的进程，打上了明显的烙印。
汉代士人以积极进取的精神风貌，发扬光大了“天行健，君子自强不息”的传统理念。秦汉之间的四位名人，对这种精神做了集中揭示：首举反秦义旗的陈胜，在为人佣耕之时，就自负鸿鹄之志；目睹秦始皇出游的盛大仪仗，流亡之中的项羽，口出心声：“彼可取而代也”；身为亭长小吏的刘邦，也敢于道出仰慕之情：“大丈夫当如此”；后来成为汉家大将的韩信，在困顿之中寄食漂母、受辱胯下，既不自惭形秽，也不恣睢妄行，是因为他坚信可以建成伟业，故不肯逞一时意气而自毁前程。西汉的许多名臣都有不断进取的佳话传世：儒学大师董仲舒，为了学业有成，可以“三年不窥园”；探险家张骞奉命出使异域，十余年出生入死，终于不辱使命；青年统帅霍去病自称“匈奴不灭，何以家为”；名将李广用兵不循常规，每每以少胜多，匈奴对他敬畏有加，号称为“汉家飞将军”；政论家主父偃慷慨明志：“丈夫生不五鼎食，死则五鼎烹耳！”至于快意恩仇的游侠、专断敢行的酷吏、“自炫鬻”的名士、立功异域的能臣，更以群体的方式，把进取精神发挥到极致。东汉开国功臣马援一生进取，“丈夫为志，穷当益坚，老当益壮”的慷慨激越，“男儿要当死于边野，以马革裹尸还葬”的豪气万丈，激励了多少后人！以经营西域而名垂青史的班超，由一介书生而投笔从戎，以“不入虎穴，焉得虎子”的精神，终成定远之业。东汉末年的国家栋梁陈藩，在少年时期即胸怀大志，有人因见其居室庭宇芜秽而质疑：“孺子何不洒扫以待宾客？”陈藩应声作答：“大丈夫处世，当扫除天下，安事一室乎？”（以上引文，俱见《汉书》、《后汉书》本传）正是具备了这种锐意进取的精神，他们才能在历史舞台上，施展抱负，建功立业；他们所处的时代才能充溢着雄壮激昂的气氛而令后世仰慕。
国家版图的扩展、对外交流规模的扩大、世界性文化中心地位的确立，都与汉代的进取、探险精神以及开放的意识直接相关。汉武帝为了解除来自匈奴的军事威胁，做了多方努力。他的思路未被局限于北部国境线，指令张骞出使西域，以及经略朝鲜半岛，是为了“断匈奴右臂”、“断匈奴左臂”，这是兼顾全局的战略部署。其中，以张骞出使“凿空西域”的影响和意义更为重大。我国同中亚、西亚地区的文化交流，在先秦时期就已经出现。民国时期的学者顾实特别推崇《穆天子传》的价值，认为它记载了三千年前周穆王往还亚欧两洲的行程，“实为世界最古而空前绝后之大游行日记”（顾实：《穆天子传西征讲疏·例言》）。另外一部先秦奇书《山海经》也可以印证上古时代与域外交流的存在。但是，此类典籍的神秘性过浓，影响到它的信史地位；此外，不论当时的交往达到了何种规模，都没有给后世留下可以延续的成果。以下事例足以说明问题：张骞在西域发现了来自蜀地的特产，汉家朝廷曾依据张骞的推测而努力寻求这一可能存在的蜀——西域交流的通道，却一无所获。因此，张骞是以大一统王朝使臣的身份开辟域外交通路线的第一人，他的探险直接产生了“丝绸之路”而造福当时，泽及后人。“凿空西域”的史家赞叹，准确地道出了他奉使出行的历史贡献。
张骞首次出使肩负的政治使命是，联络与匈奴有宿怨的大月氏回师东进，与汉家夹击匈奴。大月氏因为迁居之地物产丰富，无意为复仇而与匈奴开战，决定了张骞之行无法如愿。但他十余年的出使，耳闻目睹了西域各国的情况，当他向汉武帝报告之后，立即引起了高度重视。面对此前中原王朝所知甚少的域外风情，坚定了汉武帝继续经营西域的决心。“开西南夷”是开发云贵川高原的果敢之举，实际是为了寻求通西域的民间通道。张骞的第二次出使，以联络乌孙国为主要目的。使团的规模和携带的物品更为可观，成果更为巨大。乌孙、大宛、康居等西域诸国，先后与汉王朝通使、通商，使节往来和民间贸易持续不断，实现了东西方经济文化的大范围交流，铸造了丝绸之路的辉煌。汉王朝的声威，远扬异域；汉文化的传播，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深度和广度。
丝绸之路的开通，对促进东西方经济文化交流的意义极为重大。此前的中国历史不论如何变化万端，其舞台不超出亚洲东部的地理分野；而此后的历史发展却打破了天然屏障，使中国成为世界的一个组成部分。我们的祖先，以其卓越的聪明才智，为推动人类文明的进步，做出了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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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何种渠道选官用人，总与各个时期的政局密切相关。汉代选官以“乡举里选”为依据，体现的是尊重乡里舆论对某位士人德才评判的权威性。但是，舆论评价一旦与仕途沉浮相联系，就容易被某些有权势、有影响的人物或社会集团所控制、所利用。汉代“选举失实”、“名实相背”的问题，就由此而产生。汉末政论家王符，对“名实不相符，求贡不相称”（《潜夫论·论荣》）的选举积弊进行了抨击，发出了以才干高低、政绩优劣来选拔、进退官员的呼吁。这种循名责实的主张盛行于汉末，自有其深刻的社会原因。曹操审时度势，提出了“唯才是举”的用人原则，既是出于乱世求贤的需要，也是对汉代“选举失实”的刻意纠正。在汉末军阀混战的冲击之下，乡里组织遭到破坏，士庶大量流动，由乡里对士人的德才加以评估的传统做法已经难以延续，然而在人们的心目中，用人“核之乡闾”仍是具备合理性的。
以上所述的历史背景，正是“九品中正”制应时而生的原因。公元200年，继位魏王不久的曹丕，采纳吏部尚书陈群的建议，制定和推行“九品中正法”。中正，官名。由各郡从现任朝官的本籍人中推举有知人之明且威望素著者出任。其职责是，对本郡的士人，依据品行才干，逐一划定等级，包括上上、上中……下中、下下共计九品，并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