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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明痛史-第1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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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炮声已响,忽然一清将飞骑而来,高喊:“如果有人投降,立刻封以王爵!”闻此言,左懋第坚定而清晰地说出他生命中最后八个字: 
  “宁为南鬼,不为北王!” 
  似乎英雄义举,感动天地。时正晴明天气,忽然风沙四起,屋瓦皆飞,其情其景酷似当年文天祥大英雄北京受刑之日。 
  行刑刽子手杨某也是汉人,他向左懋第等人涕泣叩头行礼,然后行刑,落刀。 
  萦绕不去的阴影 
  ——与国偕亡的党争 
  南明弘光朝的党争,一般史书和史家,皆众口攻讦马士英、阮大铖二奸挑事,其实,此见过于偏颇。 
  弘光小朝廷的党争,乃东林党人首先发难。正是史可法的犹豫和短见,使得四镇军阀得拥弘光帝继位。武人自此骄恣,东林一系再无全掌朝政的可能。在此打击下,东林党一腔邪火无处发泄,拼命对马士英和他所推荐的阮大铖展开攻击,大揭“逆案”。为求自保,阮大铖发起“顺案”,引联群小,与东林一系在朝中展开恶斗,大施拳脚。双方争得你死我活,完全不顾国事危在旦夕的大局,浸沉于党争派斗之中,最终把南明拖向灭亡。   
  欲向江南争半壁(14)   
  言及明朝党争,有必要理顺一下脉络。 
  自万历朝张居正去世,昔日被压制的言官力量忽然反弹,他们上书频频言事,指斥执政。党论之兴,自此勃然不可复制。此后,明神宗一朝的“争国本”、“妖书案”、“禁宗案”以及癸巳京察引起的贬黜,门户渐趋明显,首辅沈一贯出于私心,为争阁权,他对党争推波助澜,终于造成朝臣派系交恶日甚一日的情况。 
  1594年(万历二十二年),吏部郎中顾宪成因在推选阁臣问题上惹恼明神宗,被黜为民,回乡闲居。十年后,他在老家原有的东林书院中与高攀龙等人以讲学为名,讽议朝事,品评人物,并与北京朝臣同志者遥相应和,终于形成了“东林党”。 
  政治发展过程中,朝中又出现了宣党,昆党,齐党,楚党,浙党,皆因其首领籍贯而加以命名。这些党人互相勾结,与东林党人作对,只要是他们的异己,他们就把对方斥为“东林党”,这才造成东林势力中正人越来越多的局面。 
  而后,梃击案、红丸案、移宫案的发生,更使得晚明党争趋向一个高潮。三案之中,东林一系大都为持正君子,但也造成朝野诸党联合、共击东林的局面。 
  明熹宗继位后,魏忠贤大太监乱政,便与东林党的对手们联手,形成阉党势力,霍维华、崔坚秀、阮大铖等人纷纷加入,形成了“五虎”、“五彪”、“十狗”、“四十孩儿”等阵容强大的阉党集团。有皇帝和魏公公撑腰,这些人在朝中大翻盘,屡兴大狱,接连以熊廷弼“封疆案”为由头,弄死了东林党杨涟、左光斗、魏大中、周朝瑞、袁化中、顾大章等“六君子”,然后编著《三朝要典》,以官方语言,对万历三案等事进行歪曲记录,从意识形态上把东林党人描述成罪不可赦的大奸巨恶。 
  崇祯继位后,诛除魏忠贤,大除朝中阉党。而后,在翰林编修倪元璐等人发起下,正直朝臣们纷纷要求为东林党人平反昭雪。对此,崇祯帝大力支持,下旨焚毁《三朝要典》。可值一讲的是,当时的侍讲官孙之獬冒天下之大不韪,在东阁痛哭,大声嚷嚷不可毁焚先帝(明熹宗)时代御定的《三朝要典》。此人正是日后给多尔衮出主意使之决意施行“剃发令”的败类。 
  东林党恢复名誉后,钦定《逆案》,诏示天下,一百多从阉官员名列其中,阉党势力几近灭顶。可是,阉党中漏网分子也有不少,他们一直在朝野中蠢蠢欲动,时刻欲翻逆案。 
  崇祯二年,太仓学者张溥成立“复社”。这个团体,本来是为了“复兴古学”而成立的文学团体,但日趋壮大,江南地区各文学、政治团体纷纷加入,名人荟萃,吴伟业、黄宗羲、陈子龙等大批宿儒名士联袂而入,一时间声名大噪,显然是东林一系的延伸。当时的首辅温体仁特别讨厌东林党人,借机打击复社,疏奏张溥等人结党不法,遥控朝政。 
  张溥见情势不妙,就主动找到宜兴人周延儒(此人原为东林党人的对头),鼓励他再返北京,从温体仁手中夺回首辅之位。周延儒借助东林(复社)之力,最终回北京重返相位,悉反温体仁时代之政,并召回被罢斥的倪元璐等人(当然,周延儒本人并非君子,所以在《明史》中此人列于《奸臣传》)。 
  周延儒再相事件,明白无误地表明,复社已经全然不是个什么文学团体,而是完完全全的一股政治力量。这也说明了晚明党争的如火如荼。党争,并非仅仅是正义与邪恶之争,其中夹杂不少个人恩怨或团体利益,彼此攻讦,不择手段,最后对明朝的时政没有任何好处,只能加速正常状态下朝政的紊乱,使大明加速衰败。 
  清朝士人总结明朝亡国原因,认为“明朝之亡,始于朋党,成于阉竖,终于盗贼,南渡继之”(《南疆逸史》),此言非常确切。所以,南明成立后,党争不灭反炽。 
  在南京,东林系痛斥马士英援引阮大铖,似乎看上去马士英是阉党成员,其实根本不对。马士英此人,原来还属东林党人的支持者。至于阮大铖,更非阉党骨干。 
  这里,还需清楚交待一下阮大铖的为人以及他和马士英的关系问题。 
  阮大铖的仕途,是个倒霉蛋的霉运过程。由于他本人是安徽怀宁人,和左光斗同乡,所以他最早意属东林,是个老东林“党员”。但在朝中,顾宪成从中阻挠,把本应属阮大铖的“吏科都给事中”一职转让予魏大中担任,如此,嫌隙构成,激使他与东林党人反目。虽反目,却未成仇。崇祯帝继位,久居乡间的阮大铖急于在新君前有所作为,便弄个双保险,写成两份疏奏,一份专攻阉党,一份把阉党和东林党皆指斥为朋比奸徒,交给在北京的友人杨维垣,让他相机而行,代为上疏。 
  杨维垣出于自己私心(为反驳倪元璐),也不观察当时政事的进展是否对阮大铖有利,就把第二份攻击阉党和东林党共为“奸党”的疏奏封进。由此,东林党人就把阮大铖视为大奸大逆,并在随后对阉党的清算中把他打入《逆案》名单,惩罚结果是“永不叙用”。 
  投机不成的阮大铖虽然倒霉,但本人是大地主出身,有钱有闲,又是大戏曲家,就流寓于南京,弄出一支高级戏班子,借戏遣愁,自娱自乐。 
  这位落魄老才子,使得当地的一些东林党士子大为不爽,以顾杲、黄宗羲等人为首,他们发扬痛打落水狗的精神,联合签名,写了一篇《留都防乱公揭》的“大字报”,把阮大铖说成是南京可能发生的“动乱”毒瘤。   
  欲向江南争半壁(15)   
  这样一来,阮大铖有口难辩,毕竟他名列钦定《逆案》,东林仇人遍地,只能灰溜溜离开南京,跑去牛首山“隐居”。 
  张溥的“复社”用巨款行贿崇祯帝手下司礼太监,使得周延儒能重返北京政坛当首辅,当时的阮大铖也从中出钱出力。对此,周相爷准备“投桃报李”。但碍于东林党人势力强大,周延儒不敢公开大用阮大胡子,就取用中间手法,让阮大铖推荐一个好友当官。思来想去,阮大铖就推荐与自己同为万历四十四年会试榜的朋友马士英(又有说阮大铖是马士英“房帅”)重新出山。 
  这位马爷,本来当过宣化巡抚,中间因为贪污罪被罢职。至此,周延儒为做给阮大铖“人情”,就把马士英的职位归复,使他能得到凤阳总督的位子。马阮二人由此成为莫逆。 
  弘光帝继位后,马士英把持朝中大权,自然首先想到昔日的“恩人”阮大铖,说服弘光帝直接任命他为兵部右侍郎。 
  从马士英本人讲,他举荐阮大铖入南京,只是人情还人情,起先绝无为《逆案》翻案的意思。不料,此举却捅了东林党这个大马蜂窝,他们群起而攻之,以刘宗周、黄宗羲等人为代表,不断上书,危言耸听,指斥阮大铖是阉党骨干,如果起用他,国将不国。 
  于是,大学士姜曰广、户科给事中罗万象、兵部侍郎吕大器等人,纷纷痛心疾首,上疏弘光帝,责斥马士英不顾崇祯帝尸骨未寒就翻逆案,是浊乱朝政的大恶之事,指责马士英有意把弘光帝当成曹髦那样的末世庸君来掌控。 
  言语汹汹之下,马士英极其窝火,但也不得不暂时中止让阮大铖入朝的行动。 
  不久,在左良玉军中当监军的巡按御史黄澍入朝见了弘光帝。黄澍此来,主要是受左良玉所遣,伺察弘光朝廷虚实。出于门户私见,这位东林党人在朝堂行礼完毕,即呼奏道:“臣今来朝,誓当冒死以击奸贼!” 
  弘光帝愕然,问:“卿以谁为奸贼?” 
  黄澍大声回答:“奸臣大贼,乃马士英也!此人被先帝殊宠,由罪人擢为凤阳总督,逢北京被困,他拥兵坐视,不发一兵相救,全无人臣之心。马贼既不忠于先帝,又怎能忠于皇上!此外,凤阳乃祖陵,大明发祥之地,马士英闻警即逃,不守祖庙,不仅他自己是不忠之乱贼,又陷皇上为不孝之子孙,万死而有余辜!” 
  黄澍边骂边哭,上前大搧马士英嘴巴。在场群臣,无不淒然动容,弘光帝也面红耳赤,熟视良久,对阁臣说:“黄御史所言有理,可详细奏之。” 
  于是,黄澍当廷历数马士英罪恶,使得这位大学士脸面皆无,“惶急无以应,气索声嘶”,只得向弘光帝叩头乞罢。弘光帝当时准奏。 
  马士英当然不甘心如此就退出南京政治中心。他回家后,立刻上书,吓唬弘光帝说:“为臣一旦离京而去,四镇皆失势,朝中大臣们肯定拥立潞王为帝”。此外,密得马士英重金贿赂的原福王府两个太监也在宫内“流涕”劝说弘光帝:“皇上您如无马公,不可能正大位。如果逐出马公,天下人皆会认定皇上是忘恩负义。而且,马公在内阁,万事担当,皇上可以整日悠闲自在。如无马公,朝臣有谁肯顾惜皇上?” 
  弘光帝本来就是昏淫之君,耳根极软,很快就重新召马士英回朝。 
  这时的马士英,恨极了东林党人,召阮大铖密议,想方设法击垮朝中反对势力。 
  阮大铖咬牙切齿:“彼攻‘逆案’,我们应作‘顺案’以反击。”所谓“顺案”,就是要清算原来的北京明臣投附“大顺”的失身降贼行为。由于当时降附农民军的官员中有不少人是东林一系,马士英就上疏,准备兴起大狱。 
  由此,东林党势力大损。吕大器、姜曰广、刘宗周等人,因先前自己在“策应”时没有拥戴福王,不安于位,纷纷离职而去。 
  姜曰广陛辞时,南明小朝廷还上演一幕忠奸争骂的戏。 
  弘光帝上座,群臣陪列。姜曰广说:“微臣我触忤权奸,自分万死;圣恩宽大,犹许归田。” 
  马士英勃然大怒:“我为权奸,你是老贼!”随即,他叩头对弘光帝说:“臣从满朝异议中推戴皇上,愿以犬马余生归老贵阳,避贤路。如陛下留臣,臣亦但多一死而已!” 
  姜曰广叱之:“拥戴皇帝登基,也是人臣居功的口实吗?” 
  马士英反唇相讥:“我无功,难道你们谋立潞王有功吗?” 
  二大臣争吵不休。最后,还是弘光帝在御座上面和稀泥:“潞王乃朕之叔父,贤明当立。两先生毋伤国体。” 
  二人既出,复于朝门相对破口诟骂。 
  姜曰广骨鲠廉介,有古大臣风范。但弘光小朝廷,确实难容这样的正人君子。这样一来,正人去位,小人在朝,弘光朝廷,可想而知。 
  在太监李承芳的进一步活动下,弘光帝亲自下旨,起阮大铖为“兵部右侍郎”(李承芳从前落魄时,曾得到阮大铖的帮忙,所以,阮大胡子确实是个会押政治赌注的人)。不久,即令他“兼右佥都御史”,巡阅江防,进官左侍郎。 
  阮大铖兴起“顺案”,株连甚广。有人劝他:“天下未定,您如此罗织,专为报复,不知最后到底是为虏还是为贼?” 
  阮大铖“心直口快”,说“钟鸣漏尽,时日无多,我只要能及时报复这些仇人,管他为虏为贼!”   
  欲向江南争半壁(16)   
  转年二月,阮大胡子就坐上了兵部尚书之位。誓师江上时,他身穿素蟒服,腰缠碧玉带,一身奇装异服戏子装束,可谓过足了戏瘾。不仅他如此,东林领袖钱谦益入南京时,也让其爱妾柳如是戎服骑马,头插雉尾,作昭君出塞状。这些人妖服怪扮,已露南明弘光将亡之兆。 
  马士英、阮大铖当政后,先弄出如下当国“大计”——第一,迎接弘光帝嫡母入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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