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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种强有力的支持背景下，院长的五十大寿庆典，达到他的经历的高峰，他向友人和同胞发表这样的演讲：“我的政府已经克服了共产主义和中国分裂这两个并存的危机。……”（《时代》，1936年11月9日）
从上面的引文看，这或许是蒋介石几年来最为得意的时刻。然而，无论如何他也没有料到，他的演讲余音未息，一个月后的12月12日，在屈辱中挣扎数年的少帅张学良“出拳”了——他在西安发动兵谏，把前来责怪他“剿匪”不力的蒋介石及其随行人员全部拘捕。
要说“出拳”，这才是1936年中国真正重量级意义上的出拳。它将彻底改变中国历史的走向。
1936年12月28日出版的《时代》，以大量篇幅报道了西安事变。这一次，封面人物选择的是日本裕仁天皇，而非西安事变中的主角蒋介石和张学良。画面上，突出的是高耸人云的大炮，在大炮下面走过的裕仁和随从，显得格外不起眼。显然，《时代》在强调虎视眈眈和黩武主义的日本，更焦虑地关注着西安发生的一切，以及可能引发的中国对日本的全面抗战。
在关于西安事变的报道中，首先突出的主角与其说是蒋介石，不如说是宋美龄。报道的开篇就是以“悲痛欲绝”为小标题开始：
数亿人上周都在说到一个最不幸的女人——蒋夫人的名字。四亿五千万中国人，可以想象独裁者蒋介石的夫人，在南京的豪宅里，如何悲痛欲绝地守在收音机旁，收听绑架者张学良少帅从中国中部的西安播发的广播，称他的部下绑架了蒋，并将中国的独裁者杀死了。
蒋夫人悲痛欲绝的事情，已通过南京官方的新闻审查翻译成英文。此类报道的主要审查官就是蒋夫人自己。独裁者的夫人，是最迷人、最成功的威尔斯理学院的毕业生，过去由她自己翻译独裁者的演讲。他向她咨询所有事情，也正是她促成他皈依基督教（见《时代》1930年11月3日）。上周，蒋夫人；她的哥哥宋子文——中国的财政之王；她的姐夫孔祥熙——在中国出现可怕的紧急状况之时出任行政院代院长，在他们的手中，掌握着东亚的命运。他们知道，稍有不慎，就会使世界历史的行程发生对中国不利的转变。那么，他们将采取什么措施呢？
最近，获得南京审查通过的一则报道称，只有日本通讯社在制造“骇人听闻的错误”，说来自西安的广播称独裁者已被打死。南京政府说，绑架者的确发表过广播讲话，南京的中央广播电台的现代化的电台转播器已经录下了他的真实讲话。在摘引他的话之前，政府称少帅和他的军队是“十足的绑匪”，这反映了政府在其尊严下面所持的对张少帅的态度。……（《时代》，1936年12月28日）
来自西安的消息扑朔迷离。忽而说蒋介石已被杀，忽而说他还活着。在综合了各方消息、传闻后，《时代》为我们留下了一些有关现场情况的叙述。尽管后来对西安事变已有比较系统的和确切的说法，但当年外国媒体的报道，今天来看，依然有其特殊的价值，至少，它们从另外一个角度，补充着历史细节，渲染出事发之时世界为之瞩目的气氛。《时代》写道：
如果这些暗示如实，西安局势的进展大致如下：
在星期六，喜欢泡西安温泉的独裁者，由少帅和他的部下带着更衣入浴，正是这些部下杀死过蒋的卫兵。星期六剩余时间，及星期天、星期一上午，被绑架的独裁者以典型的中国式策略坚持着：他一言不发，表情不变……
在星期一下午，以拒绝单独与人讲话而幸运保全住性命的独裁者开口了——不，是改变了态度。他们的对话，并非与大量赎金有关。显然，张少帅没有说过如果得不到赎金就将独裁者杀死。那无疑是无稽之谈。这两个中国人的地位都极为显赫，权方巨大，几百万元上下的金钱，对于他们不像对温莎公爵那样重要。如果说这是争论，这是两个恺撒之间的争论，一个是征服过中国的蒋，一个是统治过满洲的张，后来他失去了满洲，即现在成为日本傀儡的满洲帝国。
独裁者蒋多年来一直玩着冗长的等待游戏，而少帅十四天前作为“赎金”提出的希望南京政府立即对日宣战的公开要求，已引起千百万中国人的共鸣。绑架者宣布的政策迅速传播——哪怕它也许是一个前吸毒者不太聪明的主意——几乎每一个中国人都或多或少为它所吸引，甚至独裁者蒋也不例外，他现在知道他再也不能拖延了。（《时代》，1936年12月28日）
南京政府面对突发事件的反应，不同的人提出了不同的应急对策：
根据南京审查过的报道，可以得知独裁者的妻子蒋夫人，不同意她的姐夫、行政院代院长孔祥熙上个星期处理局势的做法。他紧急调动上万军队，向西安一带包围，并宣称实有紧急调遣军队之必要，因为，中共军队正从内地马不停蹄地向西安集结。这些共产党人的麻烦是，他们被视为不一般的中国人。独裁者的军队曾屠杀过数以千计的中国共产党人，如果他落到他们手中，他的拒绝回答不会让他们感到棘手的，恐怕早就把他砍了头，或者让他为“一万名牺牲者”而被打得哇哇嚎叫。
蒋夫人显然认为，孔博士派政府军来阻挠共产党军队前往西安，很容易让被绑架者雪上加霜，这样，他反倒会害了她的丈夫，而不是促成独裁者与日本作战。孔博士的不明智还在于，他以行政院代院长身份上周发表官方广播时这样说到她的丈夫：“我们为蒋委员长的获救而焦虑不安……同时，我们的态度是一个人的个人性命不应该成为干扰……西安事态的发展令人悲痛。”
这一讲话，可能被绑架者蒋本人也从收音机里听到了，他的最忠实的助手马上向南京的孔博士带来紧急命令，要求立即停止调动军队，而孔博士刚刚发布的命令却是所有军队不得停止进军。这就令南京陷入窘状，从而需要宋子文的才能。著名的宋先生向来有“中国的摩根”之称，上海不少传言说哥哥宋子文与妹妹蒋夫人的关系一向并不十分密切。宋氏家族将他们维系在一起，有时也会出现摩擦。
独裁者是否拖延了足够长的时间，或相当长，或太长，难以定论。“中国的摩根”处在权衡中国公众舆论、世界舆论和日本局势的较为有利的位置。在这一点上，他超过了其他任何一个中国人，包括他的妹妹和妹夫蒋。
据西安最后消息，几乎所有人，包括日本，都努力在绑架事件中保持克制。西安正变成一个论坛。宋先生可望坐飞机前来。有消息说蒋夫人也将飞来。中国北方地方军阀阎锡山元帅已经派来代表，其他地方军阀也纷纷派出“顾问”抵达西安。如果被绑架者蒋还活着，那么他就有了难得的机遇来表现他的卓越才能。（《时代》，1936年12月28日）
日本也在关注着西安事变局势的发展，按照《时代》的说法，他们最担心的是中国与苏联的联合：
东京本周最大的担心与恐惧，是宋子文先生判断日本的经济和政治目前的现状，正是中国进行战争的最佳时机。日本人尊重宋子文的判断，如果他倾向于战争，那么他们肯定会马上听到来自左边的隆隆声。斯大林肯定要回到中国，每时每刻，苏联的轰炸机都有可能从海参崴飞来，在未宣战之前对东京进行轰炸。当年日本在旅顺口对沙皇尼古拉的军队，采取的就是这种不光彩的计谋。（《时代》，1936年12月28日）
张学良石破天惊的出拳！兵谏真相、蒋的生死、局势前景……西安的一切，牵动着所有人的心——无论国民党还是共产党，无论中国还是日本，乃至整个世界。有谁会想到，1936年的中国会以这样的局面辞旧迎新。
6 目击历史，改变历史
从《时代》的报道可以看出，西安事变爆发时，没有一位记者——无论中国的还是外国的——立即从现场发出消息。诸多现场细节、经过，要等高潮过后才慢慢被披露，被描述。
美国女作家史沫特莱是亲历者之一。
史沫特莱刚到西安时，在华清池迎宾馆居住。1936年11月底，因为蒋介石一行人即将进驻，她和所有其他客人不得不离开，住到城内的西京招待所。西京招待所是西安城内当时最现代化的宾馆，在12月12日之前，它成了蒋介石随行高官们下榻的地方。这样，与史沫特莱同时在这座建筑里进进出出的客人中，便增加了陈诚、朱绍良、卫立煌等数十位国民党方面的达官贵人。因他们的进住，蓝衣社的特务也曾施加压力，要史沫特莱搬出招待所，但被史沫特莱拒绝了。还未等蓝衣社采取下一步行动，张学良、杨虎城便联合“出拳”了。
12月12日的夜晚，史沫特莱在西京招待所经历了兵谏过程。她回忆说，她对那天夜晚爆发的事件毫无准备，开始甚至还以为是蒋介石的蓝衣社特务在西安发动了暴动。“那天夜晚我也未能成眠，穿着整齐地在房间里来回踱步。当我站在窗前，观看最初出现的天边的几束曙光，就听到了连射的机枪和单发的步枪声。”
史沫特莱讲述在房间最初听到的招待所里一阵骚乱的情形：“当我听到从走廊里传来的嘶哑的叫声和激动的呼声时，我的心脏几乎快停止跳动了；我又听到有人把门踢破和玻璃在地板上被砸碎的声响；人们慌乱地走来走去的脚步声、叫骂声……”她听到的声音，显然便是西北军士兵开始的对张群、卫立煌等人的搜捕。
在亲历了骚乱和抢劫之后，史沫特莱很快就抛去不快和恼怒，沉浸在历史大事件带给她的兴奋之中。她毕竟是一位对政治有着浓厚兴趣的、热衷于革命的人，更是一个对历史突发事件有着特殊敏感的记者、作家。她从一位年轻的东北军军官手里接过一份张学良杨虎城等人拟定的致全国的通电声明，通电声明提出了八项主张：1．改组南京政府，容纳各党派，共同负责救国。2．停止一切内战。3．立即释放上海被捕之爱国领袖。4．释放全国一切政治犯。5．开放民众爱国运动。6．保障人民集会结社之政治自由。7．确实遵行孙总理遗嘱。8．立即召开救国会议。通电声明令史沫特莱为之振奋。她知道，她所经历的这一夜，肯定将改变中国的历史。（以上参见《中国的战歌》）
不过，真正亲自走在西安事变漩涡中心、直接影响着事态发展的外国人是澳大利亚人端纳（William Donald）。
从成为张学良的朋友和顾问，到受到蒋介石宋美龄的信任并担任私人顾问，这位外国人在中国的四十多年经历，堪称叱咤风云，充满传奇色彩。如今，西安事变突发，他先后辅助的两位主人，正好是相对的双方。如果说在二十世纪中国，西安事变可以看作是改变历史的最为关键的事件之一，那么，还有哪一个在中国的外国人，能够超出端纳在中国政治舞台上的分量？有谁能在历史关键时刻，像他这样扮演极为重要的调解角色，从而化解了一次迫在眉睫的国家危机？从这一意义上说，端纳受到了历史的青睐。
如果没有端纳这样一个双方都能接受、都可以信任的人选前来斡旋，僵局会很快被打破吗？依蒋介石的性格，依中国人历来最爱讲面子的习惯，没有端纳这样一个外国人出面，张、蒋双方又该如何相见呢？大的历史背景和政治力量的作用，当然最终决定着事态的发展，但政治家的个人性格往往更能决定国家命运的走向，在关键的历史时刻，当事人瞬间的喜怒哀乐，患得患失，实在举足轻重。
端纳很荣幸，他成了促成西安事变和平解决的关键人物之一。他顿时也成为世界媒体聚焦的对象。
1936年12月28日报道西安事变的这期《时代》，选用了端纳的一幅照片。他头戴礼帽，背着手，平静地站在那里，看上去颇为悠闲。经过图片处理，周边镂空，只有他的身影。图片有一简洁的说明：“张的端纳。亚洲和平也许掌握在他的手上。”夸大了的表述多少也反映出当时外界对端纳重要性的看法。
关于端纳，《时代》在报道中用生动有趣的故事，写到他中国的经历，以及他与张、蒋二人的特殊关系：
……当时正值华盛顿会议期间，心怀感激的中国政府决定聘请端纳先生，每月支付一千五百金币请他撰写经济公告，其中大部分相当出色。他拥有可能是北平最豪华的住宅，还有用昔日辉煌的庙宇改成的美轮美奂的避暑别墅。他收藏中国工艺品，包括吸鸦片用的各种古老烟具。法国葡萄酒、苏格兰威士忌、古巴雪茄，他应有尽有，虽然自己从不抽烟喝酒。
一些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