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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生工作进入到最后阶段，这一天要决定录取名单。一张大桌上排开了两条长龙，上面一排为我们的考卷，下面则对应摆上了政审材料。政审情况看来不能令人乐观，我那一本卷宗更是让人触目惊心，老师们站在一旁紧皱着眉头，谁都不敢上前拍板。这时系主任孙浩然走了进来，他也是系招生办的主要负责人。孙主任走到桌前朝那两条长龙浏览一遍，然后伸手往中间一劈，说道：今天我们只看上面不看下面。一下将我劈进了大学之门。这是我的绘画老师最近告诉我的，他目睹了当年这惊险的一幕。可惜孙主任已经去世，否则我一定要当面去问他哪来的这个胆量。其实我不问也已经知道，他背后有人撑腰。史料表明，那年一月中央在北京开了个七千人大会，刘少奇在会上作了报告，这以后中央颁布了一系列宽容政策，那年的高考也淡化了阶级路线。是刘少奇轻拂橄榄枝将党的一滴雨露洒到了我身上，对于这样一位恩人，我不仅没能结草相报，反而在他落难之时投井下石给了他这张漫画。
我作画一般不打草稿，也不留底稿，墨迹未干就贴到了红楼墙上，我常常这样奢侈地对待自己的精神产出。这张复制品让我回忆起了当年的岁月。我打算将我的创作意图对我这位学弟作一次全面：的阐述，趁这个机会表一表功劳，没有功劳嘛也有苦劳。我刚要开口，他却转身走了。这个人平时沉默少言，表情也很含蓄，叫人摸不准他的思路。不过他对我的态度很和蔼，甚至还带有一分敬意，可是他的来访总令我感到不安，因为我分明看到那四个口袋上分别写着共产党员四个字，尽管它们都被打上了引号。
事实证明我的担心并非多余，那同学是来履行一道程序的，在我供认不讳之后，这幅画就被制成了影印件。凡有东西被制成影印件就被赋予一种特殊的含义，我的行为也因此有了作案的嫌疑。七一年五月三十一日在友谊电影院开了一个重要大会，主席台上就座的是上海市四位最高领导马天水、王洪文、徐景贤和王秀珍。我的作品就在这个会上被高规格地展示出来，徐景贤拿着影印件向台下介绍起了画面内容。我的作品由徐景贤来介绍应该不是偶然，因为他同我们．的漫画有点缘分。那事情还要从六六年说起，大约在十月底，一天我路过红楼走廊，被一个同学叫住了，他从围看漫画的人群里指着一个瘦瘦的中年人告诉我，那是市委写作班的徐景贤，我于是也认出了他，确切地说我先认出了他头上的那顶解放帽。
那还是两天前，我们在文化广场成立文艺界造反司令部，徐景贤被上面派来出席会议。由于这是上海造反派的首次集会，群众的情绪十分高涨，大会也开得轰轰烈烈，最后让徐景贤代表市委表个态。没想徐景贤站上了主席台却支支吾吾说，这一类全市性的组织上面不给搞，他不能擅作主张给予承认。徐景贤一盆冷水泼下，反而让群众火冒三丈。有人一把抓过话筒高喊打倒奴隶主义口号要徐景贤朗读最高指示，不料徐景贤一摸口袋忘了带毛主席语录。这性质就严重了，顿时全场乱成一片，愤怒的小将纷纷朝台上冲来，有的已经爬上了台唇。我那时站在侧幕后面注视着现场有点着急，我想徐景贤再不是东西也得对他讲政策，看他这一副身架也经不起群众的三拳两脚。眼看事态就要失控，就一步上前按住了一个小伙子的肩膀。他是扬剧团的演员，我去该团实习时就认识了他，他来自苏北一个农村苦大仇深，那双眼饱含着泪水已气得说不出话来。但他还是被我劝住了。可后面仍不断有人涌上，有几个已越过了警戒线把徐景贤围在中间，其中一个一把抓下他那顶帽子并将它扔到了地上。
眼看徐景贤就要吃亏，我们在台上的几个学生只得奋力插入将他与群众隔开，并把他保护进了后台的一个化妆间。司令部的几个头头关起了门继续同他谈判，但徐景贤仍是不肯松口。他靠着一面镜子站着，垂头耷脑，那顶帽子已经被他拣起来又重新戴到了头上，也许是紧张，那帽子没戴正，看上去总觉得碍眼。不知怎的他这个形象就从此刻进了我脑子里。这以后徐景贤频频向公众露面，可我老觉得他那顶帽子戴得不够妥帖，表情也有点滑稽。这或许不能怪徐景贤，是我的眼睛出了毛病。
这时只见徐景贤脖子歪歪在人墙里钻进钻出看得很投入，完全没注意到背后有人正对着他虎视眈眈，我那位同学要拖我上前去与他理论，也许还想把他教训一顿，可我正忙着，再说也没把他放在眼里，就抬抬手放了他一马。没过几天徐景贤突兀而，出在市委后院放了一把火，并很快成为张春桥姚文元以下的上海滩第三号人物。在他云起造反的那些日子里，我班上一个姓陆的同学一直在他的身旁，出于对小将的尊敬，他称呼我那同学为老陆。一次他说：老陆，你们戏剧学院的漫画有意思，我看了很受启发。那么在这个大会上，他手持我这幅漫画左右比划一定有了新的启发，果然他对着全场一千多名工宣队负责人说：这张漫画的炮制者出身于反动家庭，对我们的党有着杀父之仇。徐景贤的嘴巴就像个榔头，一下就敲断了我的脊梁骨，我再也爬不起来了。
我当然没有资格出席这么重要的会议，但是我很快就听到了传达，不过我是在一种极不舒适的状态下听到的，那时候我的双臂被两名同学反拽向上，全身呈现出喷气式战斗机的形状，而且脑袋朝下，正仿佛要俯冲大地。六月二日我被押上了全院大会的批斗台，工宣队营长传达完徐景贤的批示后，就有几个同学相继上台宣读批判文章，由于这种批判会三日两头开，一套程序已是驾轻就熟，会议进行得有条不紊，批判的火力也一个比一个猛。这一天校园里几乎成为“蒋寄梦日”，我成了各传媒的焦点人物，大字报的通栏标题称我为蒋介石的孝子贤孙；广播台那公众熟悉的脆型男声滚动播出通讯：蒋寄梦不要做梦！我的种种行为与蒋介石梦想反攻大陆似乎也有了某种联系。这并非拿我的姓名做文字游戏，革命群众还不至于这样无聊。这实在是我母亲的一个疏忽。父亲死后，母亲为减少政治压力，将我们姐弟三人都改了她的姓。母亲出生于奉化溪口，蒋姓为当地大族，论辈分应是蒋介石的侄孙女，但早巳出了五服，也没有任何政治经济上的联系，原想不会有事，哪知道文化革命也讲名人效应，就硬把我扯上了这门恶亲。
曾经是我们的战地红楼，这时候成了我们的囚室，我被关在顶楼东边的一个房间。也许是批判从严吧，有关部门并没有当真将我作为潜伏破坏一类人明正典刑。又因为我已经成为一只死老虎，就不太有人来理会我了。我成天坐在窗前闲看华东医院的屋顶和屋顶上空载载浮云，倦慵慵如唐诗中的一名怨妇。革命群众并没有闲着，他们都被调去红楼西部作战，因为那里关着一只活老虎。那是我的一个漫画战友。我代号红画刀，他即为红画枪。红画枪也是我院的革委会主任，地位比我高，名气比我大，我是胁从，他是首恶，我或能不问，他却是要必办的。我与他虽然同在一个楼面，但是中间隔着个排练厅，加上戒备森严，楚囚相对却彼此打不上照面。然而他还是设法传了一张纸条过来，写道：苦战四年得此下场甘心否？笔答。我看着那一行字心情十分复杂。我明白他身陷重围渴盼增援，可他哪里知道我已经丧失了战斗力，徐景贤那一榔头也是打亮了我的眼睛，使我痛苦地看清了自己是怎样的一块料。当我能够冷静下来重新审视六八年中央文革的那个文件，我就有了更深一层的理解。据说这是专门发下来对我们这种人讲政策的，只要我们能够背叛家庭，与反动的父母划清界限，便可望得到可以教育好的子女这样一个称号。看上去是心疼着把我们当自己的孩子，那好意却十分可疑。文件首先假定我们有原罪，然后根据我们的表现，给予法外施恩那种宽大优容，事实上将我们划进了贱民那一类群体，并烙上了制度化的标记。我这才明白所谓天下也者，原来不是我们这种人的天下，我不说没人把我当哑巴，我不干也没人把我当傻瓜。我没有能够夹紧尾巴做人从而得到这样的下场完全是咎由自取。想通了这个道理我就心甘情愿地接受了面临的现实。我发誓从此远离政治，去他*的革命造反！我要是再画一张漫画就是小狗；对于红画枪的问题我决定给予沉默，纸条也被我冲进了厕所。
这样又过了几个月，红画枪也开始交待问题了，这其中有许多辛酸，我是后来才知道的。总之他缴枪了，而且缴得很彻底；包括那张纸条的事。我天性不善藏秘，所以当专案组过来向我追问时，我反倒松了一口气。事情的经过并不复杂，纸条上的内容我也背得一字不差，专案组对此表示了满意。下一步就去向那个替我们传纸条的中介进行核实，没想这最后的一个环节出了麻烦。
那是表演系的女生，就是我前面提到过的张炼。此人虽然也是造反派、但属于另一个山头，我们这个组织以前还整过她。这次专案组特地将她关在我的隔壁，原以为在我和红画枪之间可以加筑一道政治藩篱，却没想给我们提供了一位信使。张炼十分虚弱，前不久她被送进医院抢救过一次，目前专案组对她实行的是革命的人道主义，即让她在康复中审查，或者说在审查中康复，总之她的身体正在慢慢地恢复，起码可以歪歪斜斜自己走出来透一透空气。张炼是我院唯一被隔离审查的女生。她之所以落到这个地步是因为参加了赵全国的反夺权阴谋。反夺权行动发生于六七年的一月，赵全国这人总爱玩新招，正当我们还坚守在学院阵地同院党委苦战，他却将兴趣转移。他先去北京漂了一阵，回来即伙同张炼几个跑上社会云合雾集拉起了“上三司”这支队伍，并将矛头对准了上海市委。一天深夜，我刚躺进被窝，“上三司”一名女将风风火火闯进宿舍把我叫起说：外面正闹得天翻地覆，你还睡大觉真不像话！接着向我出示一份新上海公社成立宣言，要我连夜赶制一幅宣传画明日见报。我不敢怠慢提笔就画。三位工农兵昂首挺立，背后一面大旗，旗上书以“新上海公社”五字。画面下面我又配上个大标题：天下者，我们的天下！据说这是毛泽东年轻时候的绝岩吟啸，后面的话是：我们不说谁说！我们不干谁干！当我拿起笔来，眼前立刻湘江奔涌鹰飞长空。由于带着激情，下笔呼呼生风，画面一片靓丽，女将看了连声叫好，当即把画取走。可是久等不见那画发表，二十天后当它由文汇报刊登出来时，赵全国已经坐进了班房。画面上三位工农兵风采依旧，那旗帜上的字却已改成为“上海人民公社”。
那二十天里上海滩波诡云谲英雄沉浮，文化大革命这出戏也拉开了最为扑朔迷离的一幕。就在我赶制宣传画之时，赵全国与二兵团的耿金章联手进入康平路市委大楼宣布上海夺权成功，并向中央发电报捷。赵全国在电文中引人注目地提议张春桥担任上海市委第一书记、上海市市长；提议姚文元担任上海市委第二书记、上海市副市长。建国以来党和政府对于各级干部自有一套例行的选举任命制度，可他却别出心裁弄出了这两个提议。赵全国电报打了可他心里没底，一千人坐在会议室里久不见中央的回电也有点急。赵全国吩咐手下再去邮局发电报，每隔半小时发一封，发了若干封电报仍无北京方面的反应，正彷徨着，他身边的耿金章忽然不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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