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闹贫劝。�
另一类思想观点
尽管中国特色的经济自由主义借用甚至发挥了西方主流经济学在上述几方面的观点，但是它并没有全面地吸收和继承西方主流经济学的全部理论体系。它对西方主流经济学采取的是“各取所需、为我所用”的态度，只援引自己喜欢的论点，而回避甚至闭口不提那些它所不喜欢的西方主流经济学的重要思想观点。
中国的经济自由主义者们极力回避不提的这样一些西方主流经济学的重要思想观点包括：
——以公共利益为出发点。西方的主流经济学尽管主张让个人自由地追求自己的私利，但是它看待任何问题的出发点却是公共利益。
近现代西方的经济学从其产生之日起，关注的就是怎样才能增进公共的福利、特别是整个国家的福利；就连亚当。斯密的那部主张经济自由主义的经济学奠基之作，讨论的也是如何才能增进“国民财富”。按近现代经济学的观点，只有那些从公共利益角度来讨论经济的运行规则的学说，才能被看作“经济学”，它也正是这样看待近代的经济学产生之前的经济思想的。
由于近现代的西方经济学以公共利益为经济研究的着眼点，它就不能不重视对经济福利的分析——它必须以所谓“实证的”微观经济分析为基础，去进一步研究整个社会的经济福利；
——有关市场失灵的一整套经济理论。当代西方主流经济学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承认现实当中的许多具体条件可以导致市场失灵，它还深入研究了市场失灵的各种情况。它的理论分析已经证明，现实当中必定会存在许多具体因素，如不完全竞争的市场、外部性、信息的不完全等等，它们都会使自由运行的市场没有效率。只要存在着这些因素，即使市场是自由运行的，资源配置也不会达到“帕累托有效率”。这些有关市场失灵的经济理论，成了当代西方的主流经济学承认国家干预和调节的思想基础。
——有关非自由贸易的贸易政策好处的理论分析。
最近几十年经济分析的发展，已经在西方主流经济学的贸易理论中产生了一些新的理论模型，如有关“战略贸易”的理论模型等等。这些模型引入了一些现实的因素，如通过边干边学可以在生产时自动提高生产率（“学习效应”），这些因素与金融市场的不完全、企业技术进步的外溢效应等等相结合，就会导致在某些落后国家实行贸易保护比搞自由贸易要好。其实，在西方主流经济学发展的历程中，不断有主流经济学中的重要人物（如19世纪英国的约。斯。穆勒）按照这条思路承认保护贸易可能对一国更好。这样就形成了一些承认保护贸易可能更好的理论观点和理论模型，只不过这些观点和模型在西方的主流经济学中一直不占主导地位罢了。但是，因为西方的主流经济学承认在经济生活中适用的模型可以是很不同的，它就并不否认存在着保护贸易比自由贸易更好的可能性。
——有关公有制企业同样可能有效率的观点。虽然西方的主流经济学历来把私有制看成是有效率的经济活动的前提，但是也经常有一些主流经济学训练出来的杰出学者坚持并论证公有制企业同样可能有效率。这方面最突出的例子是20世纪30年代兰格等经济学家对“竞争社会主义”的论证。最近一些年来西方的主流经济学内部又出现了很强烈的反对私有化的思潮，认为对于企业的经济效率来说，重要的不是私有化，而是实行充分的竞争。这些事例都说明，使用西方主流经济学的分析框架也完全可以证明，公有制企业可能有充分的效率。只不过西方的大多数主流经济学家不喜欢从而也不想接受这个论点罢了。
对于西方主流经济学的上述这些重要思想观点，中国的经济自由主义者们一贯地闭口不提。令人惊异的是，就是整个的中国经济学界也极少谈论这些思想观点，以致在中国人心中造成了对西方主流经济学的很大误解。
第三节 中国特有的误人之见
尽管中国的经济自由主义者借用了西方的主流经济学、特别是自由主义经济学的某些观念，从它们那里找到了一些思想上的支持，但是中国的经济自由主义本质上是中国的特殊环境的产物。中国的特殊国情使中国的经济自由主义一开始就带着许许多多中国的特色，具有许许多多自己特有的思想观点、信念和信条。这些思想观点、信条和信念是西方主流经济学、甚至西方的经济自由主义所没有的，而且往往与在西方经济学家中流行的信念相冲突。正是这些东西构成了中国的经济自由主义所特有的特色。
本节下面所列举的，就是中国经济自由主义所特有的那些特别有害的思想观点、信念和信条。它们包括：
1。“改革开放”至上的政治标准和思维定式，这种思维定式把“改革开放”本身当作经济政策为之服务的目标，当作衡量一切政策的准则。
自90年代初以来，由于国人的政治化思维习惯，特别是由于中国的经济自由主义者们的有意鼓吹，这种思维定式已经在中国的经济学界占了统治地位。结果是形成了这样一种舆论氛围：说一种经济政策好，应当实行这种政策，就必须先论证这种政策是“改革开放”的政策；而谁要是被戴上了“不改革开放”的帽子，他就不仅被宣判了政治上的死刑，甚至在学术上也很快就被视为一条死狗。
在制造这种氛围的过程中，中国特色的经济自由主义者们扮演了急先锋的角色。他们总是以“改革开放路线的代表”自居，以“引导改革开放的潮流”的面目出现，不但把“改革开放”拔高成唯一的政治原则，而且把它变成了衡量经济政策的唯一准则，把“反对改革开放”化成了消灭其对手（政治上的甚至学术上的）的大棒。最近几年，这种政治化的手法更是愈演愈烈，逐渐发展到把改革与发展“非公有制经济”等同起来，甚至发展到把改革与鼓励少数人侵吞公共财产等同起来。
最近，一位经济学上颇有造诣、但是被这种思维方式占据了头脑的经济学者竟然说：实际的形势确实不好，刁民、暴民在那里胡干，但是我们不应当讲形势不好，因为那样讲就会影响改革开放！一番话再坦白不过地表明了，改革开放至上的政治标准已经把中国经济学界的学术空气变成了什么样子。
这种思维定式的流行造成了一种为改革而改革，为开放而开放的社会政治风气，它象流行的服装时尚一样统治着社会。在这种流行氛围下，谁要被认定了是“反对改革开放”，谁就会遭到舆论起哄式的围攻或唾弃。2001年某小报在评论老国有企业的产权变更时还质问：职工利益与改革哪个是更大的政治？其用意显然是：经济政策必须服从的第一位目的是“改革”，而不是职工利益。
在这样的思想围剿下，中国的知识界人人自危，谁都怕被戴上“反对改革开放”的大帽子，而又都想把这顶帽子给自己的敌手扣上。即如在2001年春天有关中国股市的论战中，某著名经济学家刚说了声中国股市太不规范、有泡沫，否认有泡沫的几位马上就出来给他戴上了“反对改革开放”的帽子，而他也赶紧说“我是真正主张改革开放的”，以便为自己辩护。那架式令我马上回忆起“文化大革命”时的情景：那时对立的两派不也是这样争着说自己是“革命的”，而对方则是“破坏文化大革命”吗？
其实这种改革开放至上的思维方式本身就是与西方的主流经济学不相容的，甚至与西方经济自由主义的精神实质也不甚合拍。西方主流经济学的思维方式是整个社会的福利至上；在它看来，经济政策为之服务的目标、衡量一切政策的准则，都只能是社会的福利，而不能是别的什么。一种政策，只要它能使社会福利最大化，那就不管它是“改革开放的”还是“不改革开放的”，都是最好的政策。因此，以“改革开放”为目标、为准则的改革开放至上思维方式，是中国经济自由主义地地道道的本国货色。
2。 只强调效率，不讲公平和平等，而效率又被等同于个人的发财致富。
最近20年来，中国人在讨论经济问题时，普遍强调的是提高经济效率，社会上的舆论关注的更是个人如何能尽快地致富，大富翁成了人们崇拜的偶像和敬畏的神明。而中国的经济学界则一直在引领着这股思潮，把它引上借口效率而否定公平和平等的邪路。大多数经济学家不仅把经济效率当成唯一重要的事情，而且对强调公平和平等十分反感，认为这样会降低经济效率（笔者得老实承认，10多年前笔者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如此）。这种情绪充斥了有关经济政策的几乎每一场讨论。
而在这方面，经济自由主义的信奉者们当然是最极端的代表。他们历来就是只讲效率，而且把这种所谓的效率与个人的发财致富划上等号，而绝口不提公平和平等，甚至不准别人讲公平和平等。谁一讲公平和平等，他们就说人家要降低经济效率，并且还要给扣上“反对改革开放”的大帽子。
很浅显的道理是，如果某些个人在没有任何公平和平等的条件下致富，那么这样的个人致富就只能加剧社会收入和财富分配的不平等，造成社会的两极分化。但是中国经济自由主义者们从来就不担心这一点。我们几乎从来就听不到他们对贫穷的劳动者表示过关切，也没见过他们为改善最贫穷者的状况出过主意。5年前我曾在一次会议上发言，指责对外加工贸易的特殊政策加剧了地区之间收入分配的不平等，而经贸部的一位官员竟回答说：“我们要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中国的经济自由主义信徒就是这样把扩大贫富差别看成是天经地义的事情，而这又以“提高经济效率”为冠冕堂皇的借口。
3。 不要任何秩序的倾向，这是中国的经济自由主义者的又一重要特色。
西方传统的经济自由主义并不否认秩序的重要，它一直很关心如何能产生一种有益的秩序。而中国近20年中的经济自由主义却一直有一种破坏任何秩序的“自由主义无政府主义”倾向。前面所引的那位经济学者的话在这方面就很有代表性——暴民、刁民在胡作非为，经济秩序显然已经荡然无存，但是他们还要让这种局面继续下去。下面的潜台词只能是：为了“坚持改革开放”，可以根本不要任何经济秩序。
为了进一步讲清这个问题，在这里我们需要对秩序的概念作一个简要的说明。象哲学和人文学科中的许多重要的常用词汇一样，“秩序”这个概念并没有很精确的定义。大体上说，人们在谈到“秩序”时，大都用它表示各种各样的安排和次序，这些安排和次序使事物表现出一定的差别和规则。在社会经济生活中，秩序表现为人们之间形成了一定的分工，表现为人们的行动自觉不自觉地服从各种规则，这些规则相互组合在一起，使社会的生产、流通以致消费都按照一定的规矩运转。按照西方主流经济学的说法，在这些规矩中，最重要的就是物品的生产和流通要按照人们的需要和偏好来配置资源。由此看来，维持一定的秩序实在是社会存在的必要前提。
在这里，我们必须区分两个不同的思想：“社会必须有秩序”并不意味着“只能靠国家的行动来建立秩序”。古典经济学家们在为西方主流经济学奠定思想基础时就提出，在政府提供的一个干预极少的法律框架内，个人的自由活动可以使整个社会形成一种合理的“自然秩序”。当代经济自由主义的大师哈耶克更是把这一思想升华为“自生自发秩序”、“自由秩序”、市场秩序或经济自由的概念。在这样的秩序下，政府要作的只限于帮助形成一种“抽象秩序”，它以在抽象规则下分立的“个体利益”为基础，造成一种“总体性中介”，这个中介的作用只是在个体发生分歧和争议时作为第三者进行调解有规则可循，而具体实践是由个体自己在分立的位置上完成。西方的经济自由主义由于以这种思想为指导，它强调的就只是要尽可能减少政府在秩序形成上的作用，让个人的自由活动去自发地形成秩序，而不是一般地否定社会经济秩序。
平心而论，在整个中国经济学界中，包括在经济自由主义倾向特别明显的那些人中，并没有哪个多少有点名气的人公开否认秩序对社会经济的必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