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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才没有发生俄罗斯那样严重的经济灾难。
中国这20年中对进口品所设立的贸易壁垒，主要集中于技术含量高但是暂时还缺乏国际竞争力的那些产品。这样的进口壁垒收到了明显的效果。在它的保护下，在国内市场中互相激烈竞争的中国家用电器生产企业有了长足的技术进步，具有了国际竞争能力；中国的汽车产业也有了急剧的发展，取得了明显的技术进步。
英国周刊《经济学家》2001年8月25日一期发表了一篇文章《一只大熊猫打乱了队形》，生动地描述了中国的经济如何在这样的对外贸易政策下崛起。
正如这篇文章所说，人们通常都以“雁行式经济发展”来描述东亚各国近几十年的经济发展模式：“东亚国家是以生产简单产品——如鞋类或足球——然后将产品出口起家的。它们将获得的利润再投资，并使它们的实际资本得到升级，以便出口更多的先进的产品，如半导体和便携式电脑。在这一过程中，它们的工资和生活水平得到了提高，向着富国的水平发展”。
该文指出，中国并没有完全按照这个模式来发展：“中国不是雁阵中的一只雁。它没有肯定这种陈旧的模式，因为它在生产简单产品的同时又生产先进的产品，既有简单的绒毛玩具，又有集成电路”。“任何产品在中国实际上都可以以更低的成本生产出来”。“设在香港的摩根—斯坦利公司研究亚洲问题的经济学家安迪—谢说，如果有同中国的这种经济发展相类似的模式，那就是19世纪的美国。劳动力过剩使工资下降，但是，由于物价的下降消费量却在增长”。于是中国就在工业上崛起了。
这篇文章的某些提法是不合乎国际贸易理论的常识的：由于产品之间的相对成本在不同国家间总会有差别，当两个国家相互向对方出口的总额相等时，一国不可能生产任何产品的成本都低于另一国。在与此相近的正常情况下，一国总会有某些产品的生产成本低于别的国家，而另一些产品的生产成本高于别的国家。如果一国任何产品的生产成本都低于另一国，这个国家就会只向另一国出口而不从它进口，这只有在这一国货币的汇率过低时才有可能。
但是这篇文章确实指出了一个重要的动态现象：如果今天中国某种产品的生产成本还高于别国的话，中国很快就能够降低成本，变为能够以低于别国的成本进行生产。能够这样快地转变的原因之一，是中国几乎生产过任何高技术的产品，而且几乎保存了所有的高技术产品的生产。由于中国已经生产过这些高技术产品，已经学习过它们的生产经验，中国就能够很快降低这些产品的生产成本，使今天在低技术产品上的低成本优势迅速转化为明天在高技术产品上的低成本优势。
归根结底，中国经济之所以具有这种结构特征，是因为中国早就同时生产了所有各种低技术和高技术的产品，而不是等待低技术产品的生产已经成熟再开始转向生产高技术产品。但是在有国际贸易的条件下维持这种生产结构，意味着在每个时点上都必定有许多产品的生产成本高于其国际市场价格。没有一个高度保护国内市场的对外贸易政策，这样的生产结构是不可能维持下去的。我们前边所引的那篇文章指出，现在的中国和19世纪的美国都具有这样的生产结构。这是因为二者都实行了严格保护本国的高技术产业的对外贸易政策。我们的任务应当是继续实行这个明智的对外贸易政策，以便中国能象19世纪的美国那样迅速上升为世界第一经济强国。
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中国绝不应当实行自由贸易政策，不应当为了换取出口的扩大而过度开放进口。对那些现在还没有国际竞争力的高技术产品的生产，我们应当采取适当的措施加以保护和扶植，保存并发展其技术力量。美国的正面经验和拉美的反面教训都告诉我们，这样才会大大加快整个国家技术能力提高的速度，并且为国家将来达到发达水平时的经济准备好支柱性的产业部门，从而使中国尽快上升成为一个经济发达的国家。
本章所述的历史经验只能证明，保护新兴的幼稚产业是国家从落后迅速变为发达的共同道路，实行这种政策不力、进行自由贸易的国家则往往会滑入落后的泥潭。西方人信奉鼓吹“自由贸易优越性”的经济理论，现实却与它形成了如此明显的对立。尽管如此，有些人还是如此虔诚地相信和宣传这一套学说，这是为什么？
在19世纪中期，经济上最发达的国家英国极力鼓动欧洲各国都实行自由贸易，它自己也确实带头实行了自由贸易。但是德国的许多企业家和经济学家却把这看作是英国扼杀后起国家德国的经济的阴谋。针对这一阴谋，德国经济学家李斯特曾经一针见血地指出，自由贸易政策是最发达的国家扼杀其未来的竞争对手的手段。这在今日仍然是至理明言。
克鲁格曼作为当代国际贸易理论的权威，在其所著的《国际经济学》教材中明确承认我们前边所说的学习效应的作用，也明确承认今日的发达国家多半都是靠保护本国幼稚产业起家。但是一讲到今日的发展中国家的贸易政策，他就通篇大谈它们保护本国产业的政策如何失败，给人留下的印象就是发展中国家根本就不该保护本国的产业。对一种理论上完全有道理、历史上又是行之有效的贸易政策，他却硬要说它不适用于今日的发展中国家。这样的写法不能不让人怀疑他写作的真正动机。我们有理由怀疑他在这里并不是抱着真正的科学态度，而是为了某种利益而从某种偏见出发来说话。这背后的利益就是当今最发达的国家美国的利益，与此相联系的偏见就是由美国的利益而产生的对落后国家发展的敌视。
落后的国家不应忘记，自由贸易政策是破坏其经济发展的一副毒药；而许多向第三世界鼓吹“自由贸易优越论”的人是披着科学的外衣贩卖毒药。
第八章 全球化陷阱
“全球化”（ｇｌｏｂ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是一个在20世纪90年代才风行于全世界的概念。一直到20世纪70年代，人们还很少使用“全球化”这个术语，以致许多含词条不很多的英语词典都没收进这个词。只是到80年代，这些词典中才出现了这个词。
由于“全球化”只是一个流行的说法，到现在它也没有一个为大家都接受的很清楚的定义。尽管如此，本章还是试图对多数人心目中的全球化概念作一个经济上的分析。本章的分析将说明，目前的全球化趋势是由发达国家、特别是发达国家的垄断资本主导的；如果按它们主张的方向实行全球化，发展中国家就不可能在经济上赶上目前的发达国家。
第一节 由发达国家界定的含义
我们首先讨论经济上的全球化问题。
分析一下目前人们在谈及“经济全球化”时所普遍带有的含义就可以看到，这个概念的含义是由西方的发达国家根据它们的私利界定的。曾任美国财政部长的鲁宾在1999年访华时，就对记者明确表述了这样一个目前通行的经济全球化定义。
按照鲁宾所表述的这样一个经济全球化定义，目前的经济全球化只限定于产品交换的全球化和资本运动的全球化这两个方面。这也确实是目前人们在使用“经济全球化”这个概念时实际上所指的东西。这就意味着，在目前，经济全球化包含下述两个方面：
一个方面是商品交换的全球化，也就是每个国家的人民都越来越多地与地球上任何一个国家的人民进行贸易，而在这种贸易全球化背后发生的是商品生产和劳动分工的全球化；
经济全球化的另一个方面是资本和资金的运动全球化。具体说来，资本运动的这种全球化又包括两个方面：一方面是投资的全球化——每个国家的人都在全球范围内进行实际的投资活动，不过这方面的主力当然只能是西方发达国家的跨国公司；另一方面则是金融活动的全球化，是任何国家的金融资产都趋于在全球范围内交易，其中也包括了贷款、证券交易和股票投资的全球化。
更进一步的考察还表明，人们就是在从这样两大方面来使用“经济全球化”概念时，所说的“全球化”也有两个不同层次的含义：
第一个层次是实际经济活动的全球化。这意味着商品市场和资本市场都越来越融为全球一体化的统一大市场，任何国家的商品买卖和资本流动都越来越突破国界和地区的限制，在全世界的广阔范围内进行。
这个层次的全球化的一个最明显的证据是，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商品和资本在全球范围内的流动性越来越强，国际贸易增长快于全球经济增长，国际资本流动的增长又快于国际贸易的增长。20世纪80年代以来，世界经济年平均增长3％，国际贸易年平均增长5％，而国际资本流动（直接投资）则年平均增长25％，全球股票的总市值增加了250％。到90年代末，全世界虚拟资本的流动量达到平均每天1。5万亿美元，是国际贸易总额的50倍。
“全球化”概念的第二层次含义是，绝大多数国家政府的经济政策越来越具有全球化的眼光。这样一种眼光的经济政策导致了经济政策上的一种趋势，它趋向于对全球各国的商品和资本的流入本国与流出本国都实行自由化。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这样一种经济政策变化趋势是确实存在的。
“经济全球化”的上述含义确实反映了当前这一轮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实际情况。我们之所以说，这样一种经济全球化的含义是由发达国家的私利界定的，是因为当前这一轮经济全球化进程本身就是由发达国家的私利支配的。
发达国家的私利支配目前的经济全球化进程，这首先反映在它们所说的“经济全球化”中从来就不包括劳动市场的全球化。
劳动市场的全球化意味着劳动力日益强烈地在全球范围内流动。正统的西方经济理论习惯于把市场分为3类：产品市场，资本市场，劳动市场。但是目前人们谈论的经济全球化却只包括产品市场和资本市场的全球化，根本就不涉及劳动市场的全球化。应当说，这种话语习惯是反映现实的，因为现在穷国的劳动力确实几乎无法向发达国家流动。
形成这种局面的根本原因在于，发达国家从政府到民众都不想开放边界，让穷国的廉价劳动力自由流入本国。这首先是因为发达国家的工人反对穷国劳动力的流入，怕因此而危及自己的工资和就业，而其他阶层和政府则不能不向这种情绪让步。其结果是发达国家对穷国的劳动力关闭了它们的边界，强行阻止了劳动市场的全球化进程。这就造成了目前的经济全球化中并不包括劳动力的流动全球化，这不仅反映了发达国家的利益，而且甚至可以说是由发达国家的利益造成的。
当然，发达国家的许多企业甚至个人是愿意使用穷国的廉价劳动力的。但是他们深知穷国劳动力大批流入会在短期中造成大量失业，而且会明显地降低本国工人的工资，这又会带来剧烈的社会冲突甚至严重的社会动荡。近年欧洲国家特别是德国不断暴露出来的排外倾向，就是这种社会冲突的前兆。因此，为了保障本国的社会和平和生活安宁，发达国家几乎所有的社会阶层，包括企业界，都接受了一种心照不宣的默契：基本上禁止穷国劳动力流入本国，不允许劳动力市场全球化。这就造成了发达国家对穷国移民的极严厉的限制。
但是，恰恰是自由主义的经济学可以清楚地告诉我们，由于发达国家的工资水平和生活水平都比发展中国家高许多倍，这样大的差距必然会驱使穷国的人们不顾一切地要流入发达国家。发达国家对穷国移民的禁止性限制只会使这些穷国的人们铤而走险，逼他们采用各种不正当的甚至是非法的方式进入发达国家。于是种种入境和偷渡的花招层出不穷，将穷国的人偷渡进富国成了牟取暴利的国际性大生意。自90年代以来，我们不断听到媒体报道向西方发达国家偷渡人口造成的各种轰动性事件，而它们暴露的显然只是大量偷渡行为中的一小部分。
其结果是形成了严重的恶性循环：发达国家越是限制移民，非法的偷渡越厉害；而非法偷渡越厉害，发达国家查禁偷渡的措施越严厉。而这种愈演愈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