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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结果是形成了严重的恶性循环：发达国家越是限制移民，非法的偷渡越厉害；而非法偷渡越厉害，发达国家查禁偷渡的措施越严厉。而这种愈演愈烈的反偷渡措施把偷渡者们逼上了拿生命去冒险的道路，在偷渡过程中惨死的事件不断发生。2000年在从欧洲大陆渡过英吉利海峡的集装箱大卡车中，发现了几十具企图偷渡者的尸体。他们试图藏在集装箱中偷渡进英国，结果在卡车运输过程中被活活窒息而死。这种人间惨剧只是冰山漏出水面的那一个小尖顶，这个冰山就是发达国家禁止穷国劳动力流入所造成的那种种惨无人道的后果。
20世纪90年代中期，美国政府开始在美国与墨西哥的边界上修建金属墙，以便阻挡从墨西哥到美国的偷渡者。这堵高耸的围墙延伸77英里长，它逼迫墨西哥的非法移民冒着生命危险穿越别的高山和荒漠以绕开它。有475人因此丧生于山中的大雪和亚利桑那州的无情烈日下。这堵由美国建造的墙自出现时起，在4年间就造成了比德国的柏林墙更多的牺牲者。而这一切，都是在西方世界咒骂柏林墙“破坏自由”的声音还未息时发生的。
谈到这里，就不能不说到经济全球化产生的原因。经济全球化当然必须有其物质技术上的原因。没有发达的运输和通讯技术及其有效率的应用，产品交易和资本流动的全球化是不可能的。但是仅仅有发达的运输和交通还不足以造成经济上的全球化，经济全球化还需要有经济体制甚至政府经济政策的前提。以今日交通运输的发达程度而论，劳动力在全球范围内的广泛流动根本不会有任何问题。我们之所以至今还没有劳动力流动的全球化，只不过是因为发达国家以极不人道的政策禁止穷国的人流入本国。
这样我们就可以全面地说明当前的经济全球化发生的原因：首先是现代的运输和通讯技术及其有效率的利用为经济全球化提供了物质技术基础。特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运输和通讯技术的发展，使人们与全球各处的联系和来往都更方便快捷，并且大大降低了运输和通讯的成本；从技术上说，现在的资本在全球的流动可以在“一瞬间”完成。但是当前的经济全球化之所以会发生，也是因为发达国家之间建立了一个世界性的相当自由的国际贸易体制，形成了国际性的货币和金融体系，并且经常通过8国峰会相互协调经济政策，从而为经济全球化奠定了制度性的框架。
制度性框架对经济全球化的重要性，恰恰就反映在经济全球化本身所经历的波折中。在到目前为止的200年中，运输和通讯技术一直在发展，经济全球化的物质技术基础是在不断加强。可是，就是在经济全球化的物质技术基础仍然在强化的20世纪，经济全球化曾经经历了一次大倒退。大倒退的原因，当然只能是由于政府政策和经济体制上的原因。
19世纪末20世纪初曾经是一个经济全球化程度相当高的时代。目前整个世界的经济全球化程度，并不比一百多年前强多少。在100年前的1900年，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还不知道今日限制人员流动的“签证”为何物。当时的资本流动相当自由，流动的全球性也很强；甚至产品交易的全球化程度也极高——在英国这样的老牌发达国家中，对外贸易占总产出的比重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才恢复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水平。总的说来，在最近100年中，经济全球化的进程经过了一个重大的曲折：先是大幅度倒退，以后才逐渐重新加强。
20世纪经济全球化大倒退的第一个直接原因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大战加剧了各国的民族主义，使各发达国家看到经济上的自给自足对民族利益的重要性。结果是各国都采取措施以减少经济上的对外依赖，导致降低了各国之间在经济上的相互往来。
20世纪经济全球化大倒退的第二个原因是30年代的经济大萧条。在30年代大萧条之后，许多西方工业化国家对外贸易占总产出的比重都大幅度下降，直到二次大战后很久才恢复到30年代之前的最高水平。这可以说是一次地地道道的“全球化的大倒退”。倒退的主要原因是，各国政府在30年代的大萧条面前竞相以货币贬值刺激出口，结果是使各国之间的贸易战愈演愈烈，最终导致各国都转向保护本国国内市场的贸易保护主义，导致了国际贸易的衰落。当时从国际分工向本国自给自足的倒退是如此之严重，以致德国历史学派的著名代表桑巴特把“经济民族化”说成是不可逆转的历史潮流。当然桑巴特的这一说法也没有变为现实，但是它实实在在地指出了与全球化完全相反的另一种历史潮流。
仅仅是这一段历史事实就足以说明，经济上的全球化并不是什么“不可抗拒的潮流”。没有与全球化相适应的经济体制和政府经济政策，就不会有全球化的趋势。而这些体制和政府政策，又是各该国家追求其利益的产物。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政府曾长期对本国金融界实行各种管制，比如要求投资银行与商业银行分业经营，政府限制利率浮动的范围等等。后来美国政府放松以致取消这种管制，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美国的投资者和金融业者为规避管制而到国外完成金融交易，从而造成了巴哈马这样的地方金融业畸形繁荣，不利于美国金融业的经营。此外美国人也感到，德国的银行在战后仍然一直是万能银行，可以混合经营短期信贷业务和长期的投资业务，而美国的银行只能经营短期业务或长期业务中的一种，这不利于美国银行的国际竞争力。正是出于这一类的种种考虑，美国在20世纪80年代放松了对金融业的种种管制。这些放松金融管制的作法对90年代的全球化浪潮起了极大的促进作用。
由此可见，目前的全球化浪潮不是产生于自然的历史趋势，而是产生于有意识的体制和政策设计，它归根结底是利益驱动的产物。逼迫和促使美国政府改变政策，实行促进全球化的方针的，是美国的金融资本的利益，是它为自己的利益而采取的种种行动，包括逃避政府金融管制的那些行动。为了说明全球化的发展趋势，我们必须弄清楚全球化之下的利益分配格局。而我们对全球化的态度，则应当取决于全球化对我们的益处和坏处的比较，并且取决于对其它的替代方案的益处和坏处的考虑和比较。
第二节 国际垄断资本的计谋
当今世界上的经济强者们的利益造成了全球化浪潮，这些经济上的强者是欧美的资本所有者们、跨国公司和大大小小的出口商。
按正统的西方经济理论的说法，全球化总的来说有益于全世界各国人民——因为这种全球化首先意味着实行自由贸易和资本自由流动的政策，而正统的西方经济理论从来就把自由的进入和竞争看成是最好的政策。在正统的西方经济理论看来，全球性的经济自由化会按比较优势组织全球各国之间的国际分工，让资本流向回报最高的地方，因而会使资源配置达到最优。
当然，即使按照正统西方经济理论的说法，在目前世界各国都存在大量的贸易和资本流动壁垒的状况下，经济全球化在带给某些人好处的同时，也会损害某些人的利益。而我们在上一节已经指出，近年的经济全球化趋势其实产生于西方各主要发达国家的全球性经济自由化政策。因此，我们说明经济全球化下的利益分配格局，实际上就是要说明全球性的经济自由化政策所造成的利益再分配。而这种全球性的经济自由化政策，目的是实现全球性的自由贸易和资本在全球范围内的自由流动。对于这些全球性的经济自由化政策，我们可以运用标准的经济理论很容易地说明其中的贸易自由化政策所造成的利益分配格局。
如果不考虑消费者实际收入的变动这个因素，那么全球性的经济自由化政策对每一个国家的消费者都是有好处的。我们这里所说的消费者实际收入，是按该消费者的货币收入和本国产物品的价格计算的；这里假定不考虑消费者实际收入的变动，是假定这样计算的消费者实际收入不变。在这样的前提下，贸易自由化将增加几乎每一个消费者的福利，因为消除进口壁垒将使消费者可以买到外国的产品并且降低进口产品的价格，从而扩大消费者选择的范围。消费者选择范围的这种扩大总是使消费者可以用更便宜的价格买到同样的东西，这对任何消费者都是一件好事。
贸易自由化的拥护者们最强调的就是自由贸易对消费者的这种益处。但是，尽管人人都会享受到贸易自由化对消费者的这种好处，贸易自由化从总体上看的作用却并不是对所有的人都有利。这是因为在市场经济中，人们总要先获得收入，才能进行购买，先作一个生产者，然后才能作一个消费者。而实际收入本身恰恰是取决于对外贸易政策的。因此，我们在大谈贸易自由化对消费者的好处时所假定的那个前提，既消费者实际收入不变，是根本就不存在的。
考虑到贸易自由化政策对各国生产者的影响，再考虑到其它的全球性经济自由化政策的作用，我们就会发现，全球性的经济自由化政策对不同的人会有截然不同的影响：它可能会增进某些人的福利，同时又会严重地损害其它人的利益。
贸易自由化会使发达国家在国际市场上有出口竞争力的产业受益，而它们本国的主要面向国内的产业则会受进口产品竞争之害。一般说来，发达国际有出口竞争力的产业多半是资本密集和技术密集的，而它们受害的产业则多半是劳动密集的；在那些资本密集和技术密集的产业中占统治地位的往往是大的垄断性企业，特别是跨国公司，而在劳动密集的产业中盛行的往往是小型的企业，受雇的多半是低技术、低收入的工人。
不仅如此，资本在全球的自由流动造成了一个真正的国际资本市场，它使资本可以很容易地流向更有利可图的地方，因此而逼迫每一个企业都必须尽可能使自己的利润最大化。这就在每一个发达国家中都营造了一种高压性的劳动市场环境，使大量资本流出工资高、劳动者福利高的国家，由此而造成大量失业，使企业更能压低工资以增加利润。
这样，总的来说，全球化和经济自由化的政策在发达国家使垄断资本受益，而小企业和本国的工人们则受害，特别是本国的低技术、低工资的工人受害。垄断资本受益，首先是因为资本可以自由地流向更有利可图的地方，其次是因为大型垄断企业更容易扩张其市场销售。小企业主要受进口发展中国家的劳动密集产品之害。而劳动者受害主要是因为大量资本流出所造成的失业，因为资本的国际流动使企业更有能力压低工资，还因为发展中国家劳动密集产品进口的竞争。
对不发达国家，资本的全球自由流动当然也有利于那些富有的资本家。但是由于这些国家的技术水平低，穷国流向发达国家的资金多半只能变成房地产和证券之类的金融投资，而从事这种投资的富人其实是典型的食利者，这些人的利益与发达国家的垄断资本有着密切的联系。
全球贸易的自由化当然也有利于不发达国家的在国际市场上有出口竞争力的产业，而它们本国的主要面向国内的产业则会受进口产品竞争之害。但是在发展中国家，从贸易自由化中获利的有国际竞争力的产业是劳动密集型和资源输出型的，而受害的则是资本密集和技术密集型的产业，因为这些产业只能面向国内市场，相对生产率低于发达国家。在短期内，这样一种贸易自由化对就业的总影响是难于精确估计的。
新古典经济学的拥护者们认为，由于发展中国家人均资本低，这样一种有利于劳动密集产业发展的贸易政策会增加落后国家的就业，甚至会增进经济上的平等程度。但是，大多数落后国家不可能靠这样的贸易政策来解决就业问题，因为不发达国家的人口远远多于发达国家，单靠向世界市场出口并不能消除落后国家的过剩人口。而由于这样的贸易政策不利于不发达国家的技术密集产业，它显然不利于这些国家的那些高技术劳动者的就业。
上一章已经指出，落后国家如果在对外贸易中保护新兴产业，就可以利用学习效应，加快本国的产业升级和经济发展。由此可知，全球贸易自由化是不利于不发达国家的经济发展的。考虑到这方面因素，全球性的经济自由化政策不利于落后国家企业的快速成长；在长期中，它不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