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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松本清张/著
张朝杰/译
此案看来很简单……
一个秋天的晚上，六十二岁的放债者，在家里被一个二十八岁的年轻人敲扁了脑壳致死。凶手偷了一只银箱逃掉了。银箱里有二十二张债据。凶手从中偷走五张后，把银箱丢在附近的池塘里。被谋杀的放债者住在东京西郊一幢房子里，当时那里几乎一半是农田。
嫌疑犯上木寅郎被捕，他声称没钱请律师，于是年轻的原岛直见律师被指派为他免费辩护。原岛详细地阅读了本案的调查报告，了解到以下事实：
被害者山岸神原先拥有大片农田，十年前卖给一个房地产经纪人。用这笔收入，他造了一幢二层楼住宅，并做起小规模的金融事业。当他被谋杀时，妻子已去世三年，没有子女。他单身过日子，把二楼租给一个年轻的小学教师及其妻子，房租不高。人们都知道他是个贪婪的人，为什么会收低房租呢？因为他知道这个教师是二级黑腰带柔道手，住进他家就既是房客又是保嫖。
10月15日，住在二楼的小学教师得知母亲病重垂危，偕妻子当天启程回故乡九州岛。谋杀案发生在10月18日，山岸的尸体于19日上午被一个来还债的邻居发现。他报了警。
验尸官的报告里说，死因是脑部被人从后面敲扁，造成脑震荡并大量内出血。致命的伤口有成年人的巴掌大。受害者倒地后用手脚爬行几步身亡。胃里剩余物化验结果显示，山岸死于晚饭后三小时左右。习惯于自己做饭的山岸一般在6点30分吃晚饭，这说明谋杀案发生在晚上9点到10点之间。
房间里没有被搞乱的迹象。显然是山岸自己为凶手开门的。门被一根相当粗的门闩闩住，不可能从外面打开。当尸体被发现时，门闩搁在门旁，只能是山岸本人拿掉门闩的。肯定有一个山岸认识的人来造访。
邻居都没有听到过敲门或喊叫开门声。卧室角落里有电话，凶手可能打电话说要来访，山岸起床拿掉门闩等着他。他一定和来访者很熟悉，没想到这个人要来谋杀他。
存放债据的银箱被盗，与凶手也有关联。凶手肯定知道银箱存放在什么地方，里面有些什么东西。他的企图是为了偷去债据；而在一座佛像下面，警探发现有十五万日元的现钞，却安然无恙，没有踪迹表明凶手曾经试图找到这笔巨款。
案发两天后，警方逮捕了上木寅郎。在调查中，有位中村吉屋先生说那天晚上从家中浴室窗口，看到一个人走向山岸家，这个人很像在火车站附近开面馆的上木寅郎。上木寅郎三年前在火车站隔壁开了一家面馆。结果，生意并不红火，顾客越来越少，面馆亏本，背上一大笔债，他陷入了困境。这个上木寅郎，十八岁到二十五岁时曾在市区一家旧书店当过营业员，做面馆生意完全外行。现在糟了，欠山岸的利息已四倍于他借的钱。到谋杀案发生时，上木共欠山岸七百五十万日元。山岸讨债时冷酷无情，他知道上木永远还不了债，打算把上木抵押的地皮和店铺占为己有。上木恨透了，曾经在一些人面前扬言说：“我要杀死这个老家伙！”
在案发现场没有发现凶手的指纹。屋里指纹很多，但已被抹得模糊不清。楼上有清晰的指纹，是两名房客的，他们在案发前三天回九州岛了，足以证明不在现场。余下的一些指纹也许是山岸其他债务人的，都旧了。
凶手没有留下凶器。警方没找到可疑的脚印。门闩可能是凶器，可是与那致命的伤口相比较，既不够粗，也不够重。门闩上的指纹是山岸本人的。山岸几乎秃顶，伤口往外流血不多，门闩上没有头发或血迹。
但在房子后面屋檐下有一堆松木柴，是烧火用的。当时煤气管还没接到这个地区，有许多人家用液化煤气罐，但山岸由于吝啬和习惯于农村生活，他仍用木柴烧炉子做饭菜。松木柴堆成好几层，看来用这木柴作凶器要猛击好几下才能造成山岸头上那样的伤口。木柴表面粗糙不平，很难找到指纹，而且也不可能留下头发或血迹。
了解了以上情况，原岛开始看上木的供词：
“大概两年前，我从山岸处借到钱，利息可恶地高。从此我因欠债而受尽折磨。最近他威胁我说，要把我抵押的店铺和地皮拍卖掉。生意的失败和山岸的逼债使我绝望。我决定与妻子和孩子一起自杀；但是，天哪！这岂不是便宜了那个老家伙吗？在我死以前，非先杀死他不可。这至少也算是为其他受他折磨而痛苦的人做件好事。
“10月18日，我在离火车站约两百米的万园麻将馆，从傍晚约7点开始打麻将，同桌有三个朋友，中田、前田和西川。我们打了三圈，柴田来看我们打牌。他也想打，我就说我有事要回家一趟，让他坐在我位子上打。他很高兴。我离开了麻将馆，时间也许是9点。
“但是我没有回家，我在火车站前面的公用电话亭，打电话给山岸说我要跟他谈谈债务的事，我已经弄到了两百万元，带在身边，马上到他家去。他听到我有这么多钱了，一口答应我到他家去，甚至用迫不及待的口气，说他先开好门等我。
“果然是山岸为我先开好门。我知道教师夫妻三四天前回九州岛去了。教师到我店里吃面条时，曾亲自告诉过我。
“在我进门前，我转到房子后面，因为我知道那里有柴堆，就去拿了一根木柴，藏在背后。
“山岸引我到客厅，从墙角里一堆坐垫上面拿了两只，放在一张桌子旁。我坐下时赶紧把木柴藏到坐垫下面，我说我带两百万日元来了，请他给我写收据。说着，我从口袋里拿出一包用报纸包好的东西，其实里面包的是废纸。他一看以为是钞票，高兴得跳起来，走到隔壁房间去拿空白收据。
“我想时机已到，也跳起来跟他进去，从背后用木柴猛击他的头部。他脸朝下倒在地上。我弯身再在他后脑打了三下，他没有动静了。为了让人认为是盗贼而不是来客作案，我把两只坐垫放回原处，然后在这间房里寻找银箱，在壁橱里找到了。我要撕掉我借他的债据，可是不懂得怎样打开那把数字锁，决定把银箱带走。出门以后，我到屋后把木柴放回柴堆上，不记得放在柴堆的什么地方了。整个经过大约半个小时。
“月亮升起了，我走到路边草地里，找到一块石头，砸开了银箱。借着微弱的月光，我把有我名字的债据放到口袋里，然后把银箱丢进右面的池塘里。我走到不远处一家人寿保险公司的操场上，拿出口袋里所有债据，点了一根火柴就全把它们烧成了灰，随即用脚把地上的灰抹掉。
“当警方告诉我说，银箱已被找到，我的债据仍在箱里，我真的感到很惊奇。在山岸的账薄里有一个债务人的名字和我的很相似，警方以为我搞错了，在黑暗中误以为这个人的债据是我的。我烧掉了他的债据，因此他的债据不在警方找到的银箱里了。由于当时我很兴奋，很可能出这样的错。
“回到麻将馆，四个朋友仍在打麻将。我在一旁看了十分钟，等柴田‘胡’了，我换他的位子，打了一圈。他们都不知道我已经杀死了一个人。如果我说出来也会很镇静的，因为我杀死山岸神没有负罪感。
“我那天夜里睡得很好，债据被我烧了。山岸没有继承人，谁欠他的债全一笔勾销了。我感到快乐和轻松。”
原岛看完后，感到本案果然简单。他所要做的，只有请求对被告从轻发落；然而，又有一份材料使他大出意料。上木在公诉人面前翻供了，说警方对他搞逼供，还进行诱供。
上木寅郎对公诉人说：
“我说我和中田、前田和西川在万园麻将馆打牌，打了三圈我让给柴田打。我到火车站前面的公用电话亭打电话给山岸，说我要跟他谈谈债务的事。他说他起床等我去。以上我说的都是真话。至于其他我在警察局里说的则都不是真话。
“我在电话里没有对山岸说我已经弄到两百万日元。我怎么也弄不到这么多钱；可是警方坚持说，如果我不说带钱去，山岸不会起床等我。他们说，如果我只说要去见他，他一定会叫我明天去。他们说我把一包看起来像一捆钞票的纸包放在口袋里，然后到山岸家去。我明白他们这样说的意思。的确，根据山岸的为人，任何第三者都会同意警方的说法，因此我承认他们是对的。实际上，我对山岸说我有办法还债，想跟他商量。他说他愿意听听我到底有什么办法，才同意我去，并先开好门等我去。
“于是我走到他房子那里，但不能进去，因为我根本就没有什么该死的办法。我真怕失去我的店铺和地皮，只想要求他耐心等待我还债。我知道这只会使他大发脾气。我不敢面对他，因此我没有进屋去，只在屋外徘徊了半小时左右就往回走了。
“回到麻将馆接柴田的位子打了一会儿。因为我没有做什么错事，所以我很镇定，我的朋友可以作证。我妻子说我那天夜里睡得很熟，我毕竟问心无愧。这就是发生在那天晚上的真实情况。
“再说说我伪供的事。一开始我就告诉警方，我没有谋杀山岸。他们不信，说他们已经有了全部证据。照他们所说，被盗的银箱已经在一个池塘里找到，数字锁被砸坏了。他们在银箱里找到十七张被水浸湿的债据，包括我的，我共欠七百五十万日元。天哪！他们说对照了山岸的账本，有一个人的名字与我名字相似，他的借据不见了。说我偷了银箱后要拿出我的借据时，由于月光暗淡，我看不清楚，拿错了。
“另一个警探走进来，很得意地说，在案发那天夜里大约9点5分时，中村从家里浴室窗口，看到我急急忙忙朝山岸家的方向走去。他咧嘴笑我当时没有注意到中村在看着我，如今要否认已太晚了。现在他们有了看到我在现场附近的人证，有那只银箱作物证，又有我说过要杀死山岸的明显动机，这可是铁证如山，无可动摇。天啊！他们接着说，由于同情我，如果我招供，他们可以请公诉人同意释放我，从此结案。他们如此说，我当然愿意尽早回到家里做生意。我只好说，好吧！我承认是凶手。他们高兴得什么似的，点香烟给我抽，到附近饭馆买饭菜给我吃。他们要我画一张山岸家的平面图，我画了。根据他们的指示，我开始写供词。
“写着写着，问题来了。第一，我不知道该说我用什么当凶器。有个警探像猫头鹰似的看着我，拉开脸说会不会是烧炉灶用的东西。我说对了，我用一块煤砸死山岸。这警探骂我笨蛋，说是从山上森林里面砍来的。他比划了长度。我说，噢！是木柴。他说这就对了，问我藏在哪里。我怎么知道呢？就说藏在厨房的角落里。他气得叫喊着骂我，说是在下雨天雨水一滴一滴漏下来的地方。我问是屋檐吧？他叫道：‘对了！’
“警探把我带到山岸房子的后面，问我拿哪一根木柴当凶器的。我根本没有杀过人，站在那里不知所措。有个警探从柴堆顶部第二层拿了一根长木柴，问我是不是这一根。我心想他已经认定了，我不承认也不行，就说是的。这就是被当作我进行谋杀的所谓物证。于是我问为什么这根木柴上没有头发和血迹。他们解释说这是由于山岸是秃顶，伤口往外流血很少。我问为什么没有我的指纹。他说木柴表面很粗糙，找不到指纹。
“他们接着问我怎么进屋谋杀山岸的。我根本没进屋子去，只好胡编说山岸听说我带了有两百万日元现钞，邀我到他房里去，我从他背后用这根木柴野蛮地猛击他的脑壳。警探们认为这不可能，于是说了他们的看法：既然我是客人，山岸会拿两只坐垫来用。两人坐下后，我说要还两百万日元，山岸急忙站起来到隔壁房间去拿空白收据。这是他们为了证明我从背后打中山岸的头。他们还添油加醋，说我把两块坐垫放回原处，以造成凶手不是来客的假象。我也只好承认了。
“跟着，他们问我打了山岸几下。我说一下。他们说打一下不至于把山岸打死，喝问我到底打几下。我说六七下。但这又太多了，因为真打这么多下，山岸头部不会出那么少血。有一个警探说据他猜测是三下，并自言自语似的说打三下的伤口就会符合验尸官报告里所说的了。哄小孩似的问我是三下吗？我只好承认。
“接着谈到银箱问题。什么砸开银箱、拿错了债据等等，都是警探们要我承认的。他们问我把银箱丢进哪个池塘。我说左面的一个。他们要我再想想。反正一共只有两个池塘，一左一右，我就说右面一个。再者，如果银箱上有真凶的指纹，我可就清白了；可是警探们说银箱上的指纹已被池塘里的泥巴涂掉了，还说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