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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团。这反映了西方对亚洲内的巨大种族和文化差异的无知。就像欧洲本地的共同意识一样，亚洲本地的共同意识的主要功能（包括澳大利亚和新西兰）是减少或消解种族认同，而不是强化种族认同。
最后，第五个支柱是日本要成为一个优秀的全球公民。日本努力寻求联合国安理会常务理事国席位反映了它的这种渴求。但是，它寻求得到该席位的方法是“车在前，马在后”的经典案例。如果没有现成的处理国际冲突的轨道，日本在安理会干什么？如果日本表明，就像美国在中东一样，在解决国际冲突上能够发挥领导作用，那么日本追求常务理事国席位的态势就能得到明显的改观。
例如，思考一下日本在柬埔寨和平进程上的作为吧。虽然良好的和平协定已经签署了，但是随着美国发现很难提供联合国维持和平行动费用的份额，其实施却由于缺乏资金而步履蹒跚。如果按照传统做法，日本会在一番犹豫之后，等待并同意美国提出的要求、然后采取提供财政援助的行动。但是，日本政府应该积极主动一些，宣布填补柬埔寨和平行动所需要的任何财政缺口，并在满足柬埔寨经济重建的需求上起带头作用。日本应该声明：它将确保柬埔寨人民的长久噩梦不可更改地结束了，由此履行其地区和普遍人性的责任。整个行动花费了日本10亿或20亿美元，这只是其海湾战争后所支付费用的一个零头，但是日本在亚洲、西方，尤其在美国赢得的声望却是巨大的。这样的行动将会极大地改变日本人只是没有道德目的地算计的大众观念。这就是日本必须采取的那种大胆的跨越行动。
当然，大胆的步骤自从二战以来一直不是日本对外政策的特点。小心翼翼则是日本对外政策的特征。但是，一种新的跨太平洋的危机正在酝酿之中。幸运的是，危险和机遇都是明显的。或许东亚正在经历人类历史上最激动人心的经济增长。增长开始于日本，并扩散到整个地区。但所有东亚国家的政府都认识到，即便现在，如果日本的经济停滞不前，那么他们的经济增长也会受到冲击。因此，日本在该地区塑造一个新的地区政治体系方面具有重大影响。但是，为了取得成功，日本不仅要满足自身的利益需求，而且还要符合三大邻国的利益、整个东亚地区的利益以及美国的利益。未来将会严格检验日本领导人的外交想像力和外交艺术。
第三部分：亚洲 太平洋太平洋动力 1
1994年9月，国际战略研究学会在温哥华召开了第36届年会，我在那次会议上做了一次公开演说。那次会议把美国和欧洲的主要战略思想家们都召集到了一起。在那些思想家的头脑里始终存在一个天然的假定，那就是在战略理论和实践方面，欧洲走在世界其他地区的前列。这些领域里最关键的概念和范例都是由欧洲创造的，世界其他地区最好的办法是仿效欧洲的成功经验。然而我的演说却从两方面使听众们受到震动：第一，我提出亚太地区比欧洲有着更优越的安全观念；第二，我认为太平洋地区的发展道路也许能够为广大战略思想家们提供一种可供选择的世界观。显然，我在大会上听到了很多反对的声音，但是当这篇演说的摘要在《外交事务》和《生存》上发表之后（两篇文章的题目分别是“太平洋道路”和“太平洋动力”），它们获得了更为友好的回应。时任澳大利亚外长的埃文斯告诉我他已经在发言中多次引用我的观点，其中最突出的观点是：在亚洲和美洲文明融合的过程中，亚太地区将释放出一股具有爆炸性的创造力。
6年之后，我提出的这个论题经历了严峻的考验。1997—1998年发生的亚洲金融危机是20世纪最严重的经济危机之一。这场危机给许多东亚国家的经济造成了巨大的伤害。西方思想家们普遍认为伴随着权力动荡的经济危机通常会导致战争，就和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情形一样。
今天在亚洲舞台上所发生的权力动荡比世界其他地区具有更大的规模，同时这个舞台上也布满了地缘政治的条条虚线：俄中关系，日中关系，中国和东南亚诸国的关系，更不用说世界上最重要的新兴战略伙伴关系———中美关系。
为什么这个地区在经历过严峻的危机之后仍然能够保持和平？为什么这种紧张状态没有重新出现？对此我不得不承认，在我写作那篇演说稿六年之后，我更加坚信我当时所提出的有关“太平洋动力”的主张。事实证明我的观点并没有死亡，它是有生命力的。然而，持怀疑观点的还是大有人在。大多数西方战略思想家坚持认为亚太地区仍像是一个随时可能爆炸的火药桶。只有时间会证明谁是对的，看在儿孙们的面子上（如果我有的话），我希望最后持有正确观点的人是我。
21世纪将会出现一场介于“大西洋动力”和“太平洋动力”之间的争夺。在过去的几个世纪里，“大西洋动力”主宰了世界历史的进程。如果我的假设是正确的，那么太平洋将取代大西洋成为世界发展推动力的中心，因此那些以欧洲为中心的战略分析家们将不得不重新审视他们的概念和假设，这样才能更好地理解世界历史的发展潮流。21世纪将会成为独特的世纪，因为世界上将会出现三大权力中心（欧洲、北美和东亚），这和只有两个中心（欧洲和北美）的20世纪以及只有一个中心（欧洲）的19世纪是不相同的。在以往的几个世纪里，欧洲的确决定了世界历史的进程：它把世界上大部分领土都变成了自己的殖民地，动摇了其他帝国的根基（包括中国、日本和伊斯兰世界），同时通过移民的方式占有了其余的大陆空间（北美和澳洲）。20世纪的两次世界大战，甚至随后发生的冷战从本质上说都是泛欧洲的争斗。与此相反，东亚对本地区之外的事务几乎毫无影响。
第三部分：亚洲 太平洋太平洋动力 2
如果战略分析家们不能从欧洲中心观中解放出来，对于欧洲和世界来说就是很危险的事情。世界上各个地区都有其辉煌的时代，欧洲也曾经为整个世界的前进贡献了巨大力量，然而今天的她已经精疲力竭了，其他地区推动世界进程的时代来临了。
东亚的崛起
在21世纪，东亚将摆脱以前的被动地位。这个地区巨大的经济分量将会为它在国际上赢得相应的地位。1960年，包括日本在内的东亚经济只占世界国民生产总值（GNP）的4％，而同期的美国、加拿大和墨西哥却占到了37％；今天，这两个地区的上述指数已经十分相近了（大约都占23％—24％）。然而，由于20世纪90年代世界经济增长的一半以上是在东亚地区实现的，所以北美自由贸易区（NAFTA）和欧洲的经济规模将会呈现日益下降的趋势（相对而言）。最早在世界范围内产生巨大影响的将会是东亚的巨大经济规模。这一点也许能解释两个相对的现象：欧洲的经济学家和实业家对待东亚的态度十分尊敬，相反，欧洲的理论家和战略家却由于在东亚暂时没有看到有效的智力挑战，就坚信他们从这一地区无法学到任何有用的东西。
几乎所有的战略分析家都认为只有欧洲经验才能够解释东亚未来的发展。在东亚和欧洲发生不可避免的相互比较的时候，前者总被看做是次好的。理查德·贝茨（Richard Betts）说：“我们对欧洲和平持乐观态度，其中的一个原因是每个大国都有其确定地位，我们对此十分满意。”然而在对东亚却有这样的描述：“两极分化的趋势虽然使地区争端不再进一步扩大，但同时这里成为一片充满烦恼和不满的湖泊，里面潜在的冲突比冷战时期还要多。”据佛莱堡（Aaron L。 Friedberg）所说：“从长期来看，欧洲周边潜伏着不断的内战和民族纷争，而东亚却最可能成为大国争斗的主战场。近500年来，欧洲一直是世界战争的主要策源地（当然也是财富和知识的发源地），现在这个时代即将终结。但是，不论是好是坏，欧洲的过去即将成为亚洲的未来。”在重温了东亚斗争的历史之后，巴里·布赞（Barry Buzan）和吉拉德·西格尔（Gerald Segal）写道：“考察了这个地区的历史遗迹，我们看到的是破碎的政治体制和充满敌意的国际关系。这里的国家和社会之间很少有彼此联结的纽带，反而存在不少相互分离的因素。我们一直在寻找这一地区抵抗西方世界的共同基础，但是至今没有发现。冷战强加给这一地区的种种政治扭曲现象现在正在慢慢拆解，在这个过程中重新出现了一些历史发展的模式，这些模式在当时却由于意识形态和大国对抗而遭到了压抑或践踏……因此，历史坚定了我们的观念，亚洲的未来正处于倒退的危险之中。”许多亚洲人担心这些段落不仅仅是分析家们的预言，更反映了欧洲人的心态：他们不希望亚洲崛起，更不希望亚洲超越欧洲。
第三部分：亚洲 太平洋东亚浪潮 1
上述文章有一个最显著的缺陷，它没有看到一股由普通常识和自信心构成的浪潮，这股浪潮对东亚形成了巨大的冲击，也正是东亚经济发展的根本推动力。过去的一二十年，亚洲人经历了一次广泛的心理变革，今天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他们的先辈花了几个世纪的时间试图跨进现代社会，但都以失败告终，他们已经无法承受再次失败。现在，他们成功的转折点到来了。为什么要将时间浪费在微不足道的地区争端和历史争论之中呢？
欧洲人或北美人无法理解亚洲人头脑中的这次重要变革，因为他们无法真正了解亚洲人的思想。他们的思想从未受到殖民主义的束缚。他们在潜意识里决不会认为自己的种族也许是第二流的，永远赶不上那些是最优秀的种族。然而今天更多的东亚人却意识到，即使他们的社会发展和文明程度不比其他地区更优秀，但至少是平分秋色。这种想法刺激了他们自信心的加速膨胀。
由于东亚人意识到他们用于赶超发达国家的时间已经十分紧迫，所以他们的信心得到了更有力支持。世界各国用于使它们主要产品的数量加倍的时间正在不断缩短———英国用了58年（从1780年起），美国用了47年（从1839年起），日本用了33年（从1880年起）印度尼西亚17年，韩国11年，中国只用了10年。各国发展的原因虽然复杂，但都包括先进科技、理念和实践的广泛传播以及跨境资本的迅速流动。
许多东亚人渐渐意识到他们正在为自己的社会做一些适当的基础工作，而这一点在欧洲社会却恰恰相反。许多欧洲思想家把他们社会中长期灌输的民主传统视为绝对正义，尤其是因为民主可以避免战争。然而民主体制一旦形成就很难改变。美国国家预算局最近做出一项预测，当年出生的每一个婴儿在现行体制下要缴纳的税款相当于他（她）一生收入的82％。威廉·里斯莫格（William Reesmogg）指出：“这项数据显然让人无法忍受。”但他接着说：“欧洲的政府支出实际上比美国还要多。”
欧洲的多项社会经济政策是根本无法维持的。自1977年以来，欧洲仅仅创造了900万个就业岗位，而同期的美国和加拿大却创造了3000万个。在这段时间里，美国新增的就业岗位大多属于私营产业，而欧洲更多的却属于公共部门。这样一来，欧洲的税收额不断增加，同时与工资相应的社会支出平均达到美国的两倍。
一些预言已经暗示：在未来的25年，欧洲人可支配收入将会每年递减1％。欧洲的儿童将会面临比父母收入更少的局面。与此相反，东亚人意识到他们正处于一股巨大的上升潮流之中。以实际购买力作为标准，亚洲各国25亿人口今年的国内生产总值（GDP）大致相当于欧美800万人口的一半。到2025年，亚洲的GDP将达到欧美总和的两倍。
100多年前，日本通过明治维新成为走上现代化道路的第一个亚洲国家。随后，日本卷入了数十年无休止的纷争。在起初获得了对中国和俄国的胜利之后，日本随后也遭受了接连不断的灾难和耻辱。100年后，我们也许在想东亚国家会不会重蹈日本的覆辙：经济现代化导致了最终的军事冲突和无尽的灾难。
但是100年前的日本和今天的东亚国家存在着至关重要的差异。日本坚信只有跻身世界一流的大国俱乐部才能够成功的发展，所以它加入了殖民的行列。正如理查德·萨缪尔（Richard J。 Samuels）所言：“日本早期的工业化是以军事工业为先导的，目的在于维护本国安全超越西方强国。”这种动力最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