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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20世纪六七十年代西方惩罚独裁政权的政策是有效的，那么中国台湾和韩国引人注目的经济增长就在西方迫使其执政者由不那么独裁的政权取代的时候，即已中断了。但是，西方允许独裁政权充分地进行经济发展贯穿了这个时期，西方导致了重大的经济和社会变迁，这些变迁为中国台湾和韩国更开放、更具参与性的社会的形成铺平了道路。东亚的教训十分明显。没有任何捷径可走。对于一个发展中社会而言，在实现西方社会所享有的社会政治自由之前首先在经济发展方面取得成功是必要的。
在人权和新闻自由方面，亚洲没有一个统一的看法。这都是西方概念。亚洲人有责任对此做出回应。推测一下，肯定存在包括完全同意和完全拒绝这些概念的人的广泛反应。许多亚洲人感到至少有必要应酬一下西方价值观，这样的事实掩盖了对亚洲反应的理解。比如，虽然他们在以同样的语气讨论日本在二战中的罪恶时具有奇怪的无能，但是许多在明治维新时期还是孩子、坚信日本应该“脱亚入欧”的日本知识分子声称日本遵守西方的人权观。从新德里到马尼拉，仅仅列举了两个城市，就有许多强烈支持这些价值观的信徒。但是，大多数亚洲社会根本就不知道、更不用说理解这些概念。客观事实是面临更多紧迫挑战的亚洲大陆没有时间和精力来讨论这些问题。
虽然我有理由相信大多数亚洲人不会驳斥我的观点，而有可能认为我的看法稀奇古怪，但是为了亚洲的利益，我应该不带伪装地发表我的看法。我现在的希望是找到一个令人信服的妥协方案，亚洲人和美国人能够作为持有同样正当观点的同辈进行对话。我将斗胆提出引导论证的五项原则。
第二部分：亚洲价值观原则 1
原则之一 相互尊重。
我要强调的第一个原则是：亚洲人和美国人在人权和新闻自由问题上的所有讨论应该建立在相互尊重的基础之上。我曾经访问过四家美国大报的办公室：《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洛杉矶时报》和《华尔街月报》。在任何一家办公室，如果你斗胆在夜晚外出，并在几百码外迷路，你的生命就处在危险之中。但即便如此，却没有编辑或记者支持减少惯犯的公民权利。他们认为，惯犯的危险是拒绝减少自由权利可以接受的代价。这是一种社会选择。
在新加坡，你可以在夜晚从《海峡时报》办公室出发四处游荡，你的生命不会有任何危险。原因之一是惯犯和吸毒者通常被长期羁押，直到他们改过自新为止。虽然安全部门努力确保清白之人不被羁押，但是大多数人拥有城市安全的利益还是被置于少数人正当权利之上。这是另外一种社会选择。我认为两个选择本质上都不高明。就让那些做出这些选择的人承受由此带来的后果吧。同样，如果西方人没有通常的嘲笑而接受了这个观点，我就要列举一个禁止出售口香糖的城市，该城市与允许在街道上狂嚼口香糖的城市一样具有同样的道德权利。我们要努力避免一个选择比另一个选择更有道德上的自鸣得意的反应。
在这个观点上我不想做冗长的分析，但是西方人接受不同的社会与政治选择应该得到平等的尊重这样的主张，在心理上是困难的。西方已经以一个或另一个形式主导了世界500年。二战之后，像许多第三世界国家一样，大多数亚洲社会获得了政治解放。但是，精神的解放过程对于部分殖民者和被殖民者一样需要相当长的时间。这可以解释在香港回归的五年之前，为什么彭定康提出了中国政府完全不能接受的香港政治形式。如果一个中国总督到达北爱尔兰并指示其从英国解放出来，将会震撼英国人。但是，英国人并未看到其在香港的所作所为的荒谬之处。像许多西方国家一样，英国人觉得有权利对亚洲指手画脚，颐指气使。
随着东亚越来越富裕，讨论最终将在平等的基础上进行。但是，通过建立一个我们可以相互尊重、相互接触的讨论形式，像我们这样的论坛是能够提前实现这个目标的。
原则之二：经济发展。
西方人权鼓吹者的主要关切是铲除人权的粗暴践踏者，改善发达世界之外的43亿人民的生活水平。我认为，虽然获得了一些像阿基诺革命或昂山素季荣获诺贝尔和平奖这样的象征性胜利，但是，现在西方发起的“战役”（即使严格执行也难以实现目的）不会对这43亿人民的生活产生任何影响。
只有一种动力有力量“解放”第三世界。经济发展可能是历史建构的最具颠覆性的力量。它动摇了旧有的社会制度，并为更大比例的人民参与社会与政治决策铺平了道路。如果克林顿政府要实现中国更尊重人权的目标，他就应该竭力促进而不是阻碍中国的经济发展进程。
遗憾的是，促进经济发展（与促进人权和民主不同）是困难的。对于发达国家而言，这会付出直接和间接的重大代价。对第三世界有利的（促进经济发展）在短期内对西方社会而言是痛苦的，比如，欧盟、美国和日本将不得不放弃大规模的农业补贴政策。遗憾而矛盾的是，西方社会的根本特性（存在于政治家关于牺牲的言论中）可能是包括亚洲在内的第三世界社会有效普及民主和人权的最大障碍之一。
原则之三：与现有政府合作。
西方人不要梦想推翻亚洲大多数现有政府。我出席过哈佛大学举办的关于处私刑问题的会议，主题是印尼政府的处私刑的行为。这个论坛在肯尼迪行政学院举行，讨论1991年11月发生于帝力（东帝汶首府———译者注）的不幸屠杀事件。在印尼政府的许多左派批评者的帮助下，两个死里逃生的美国记者做了形象直接的演讲，群情为之激愤。一个倒霉的国务院官员不得不解释美国应该继续与苏哈托合作的理由。如果与会者有废黜印尼政府的力量，他们会毫不迟疑地去做，而不会去考虑由此产生的可怕后果。这也是许多人权活动家的态度：驱除所知的问题政府，而不担心随之而来的后果。对于他们本身而言，这样的活动家可能不会带来麻烦。但是，当他们进入一个具有影响力的位置时，导致真实损害的能力就会跳跃式地提升。
我呼吁美国在与亚洲国家打交道时要有长远的视角。有些亚洲国家历史悠久，没有一千年，也有五百年。阿基诺总统的经历为那些相信首脑更迭就可以改革一切的人提供了一个生动的教训。
在发展的现实阶段，亚洲需要能够承诺快速发展经济的政府。幸运的是，亚洲具有许多不同的政治类型，从社会主义的中国和越南到军事主导社会的泰国和印尼以及民主社会的韩国、马来西亚等类型应有尽有。所有社会都经历了快速的经济发展。这些社会应该得到赞许和鼓励（只要他们能够担当其他社会的发展典型）。虽然零星的政治压迫应该加以批评，但是只要其人民的生活正在得到改善，这些政府就不应遭到惩罚。
第二部分：亚洲价值观原则 2
原则之四：建立最低限度的文明行为准则。
对于一个西方人权活动家来说，应该适度地对非西方社会提出人权要求的主张几乎与一个妇女有些怀孕的看法一样荒谬。在心理态度方面，这样的行动家与过去的宗教改革者是完全不同的。他要求彻底的转型，而不是其他任何方式。这样的狂热者可以带来大规模的破坏。遗憾的是，自从他们占据了西方社会的道德“高地”后，政府或媒体都不敢向这些说教者发起公开挑战。但是，这些人权活动家的一些要求在任何条件下都是不可接受的。在光天化日之下看见同性恋权利活动家招摇于大街之上，许多亚洲社会感到震惊。如果举行全民公决，他们中大多数人会压倒性地同意支持死刑和扫黄。
但是，亚洲人和美国人都是人。他们能够建立并遵守最低限度的文明行为准则。比如，不应存在严刑拷打、奴隶制、任意杀戮、夜半之时取人性命、射杀无辜的示威者、未加谨慎审判的监禁等等。应该提倡这些权利不只是因为道德的原因，还有合理的功能性原因。精英发生争执、在他们进行和平示威时将其射杀的社会，比如缅甸，将会引起动乱。大多数亚洲社会不希望处于缅甸现在这样自乱阵脚的境地。
原则之五：让自由新闻自由飞翔。
最后，在新闻自由这个困难的问题上，我认为总体上的西方和局部上的美国都不应该在全球充当自称的新闻自由卫道士的角色。如果每个社会决定进行新闻自由，就让他们自己判断这有助于还是有害于其发展吧。
但是，我不得不面对一个美国人，他对自由新闻的优点提出了疑问。即使那些轻视大多数西方记者、将其视为垃圾的人无论如何也不会认同他的看法。新闻自由的价值被看做是绝对的，不可挑战的。这里的荒谬之处在于：当他们相信新闻自由的优点是不言而喻的时候，他们就会毫不迟疑地将这个概念塞满并不迷恋它的社会的咽喉。
随着时间的流逝，达尔文定理将决定，具有自由新闻的社会是否会胜过没有新闻自由的社会。迄今为止，20世纪的记录显示拥有《纽约时报》或《华盛顿邮报》这样自由媒体的社会要胜过拥有《真理报》和《消息报》的社会。这种动人的标志将继续下去。果真如此，越来越多的社会将会演进到能够彻底实施新闻自由的社会政治体制，在社会间的达尔文竞争法则的影响下，他们相信和希望他们将加入到胜者一方。
但是，还是让这些社会自行决断吧，不必担心对美国媒体的优点依然无知。全球在收缩，随着卫星天线在印尼、印度乡村的扩散，天空同样在收缩。美国有线新闻网（CNN）和英国广播公司（BBC）的覆盖范围遍布全球。实际上在全球任何地方都能看到《国际先驱论坛》和《华尔街月报》。让这些刊物的优点自行体现吧。美国媒体不应求助于美国行政当局或国会的强大力量以出售其媒体的优点。
简而言之，就是和平共处。如果美国人坚信其人权和新闻自由制度可能是全球最理想的制度，那么就让这些制度的优点为自己辩护吧。在观念的世界里，如果一个社会制度具有优点，那么这个观念就会自由飞翔，反之亦然。现在，为了做出自己的抉择，大多数亚洲人充分了解了这些制度。就让他们安详地选择吧。
第二部分：亚洲价值观波尔布特 道德正确性的悖论
这是柬埔寨历史上的一个奇怪之处：一个700万人口的国家在20世纪产生了一个堪与希特勒相比肩的恶魔。当越南军队在1978年12月将波尔布特赶下台时，世界在欢呼。但是，当越军决定以侵略和占领军的身份赖着不走时，就产生了一个尖锐的道德困境：是否与波尔布特合作，需要谁的帮助以消除越南的占领？大多数柬埔寨和东南亚的人民选择了与波尔布特合作，其理由与丘吉尔选择与斯大林合作反对希特勒的理由是一样的，但是所有的西方媒体谴责了这样的合作。本文试图说明20世纪80年代西方知识界流行的道德正确姿态带来的自相矛盾的严重后果。意味深长的是，当西方知识分子不得不在波斯尼亚和车臣这样的地方直接应付道德复杂性的局面时，这样的道德正确性就消失殆尽了。此外，我对西方领导人不敢陈述本文的观点感到惊讶。
2000年夏，我有机会在时隔26年后访问柬埔寨。这还是一个贫穷的社会，多年战争留下的创伤依旧。但是，重返柬埔寨期间可能是这个国家在30年里最和平和稳定的时期。在经历如此之多的恐怖之后，看到这么多的普通百姓在努力重建他们的家园，真是让人感动不已。
柬埔寨的经历已经没有美妙的故事结尾，在1997年中期又发生了严重的军事冲突。柬埔寨并没有推行民主制度的计划。将红色高棉前领导人推到审判席这个难题继续折磨着柬埔寨。柬埔寨的许多方面遭到了批评，但是对大多数柬埔寨人而言，这个国家2000年并不完美的状况可能是最理想的状况。
所有这些并不会让西方的人权活动家感到满意，他们要解决柬埔寨旧有的问题，并要求这个国家有彻底的变化。在理想的世界里，这或许可行。但是在30年战争和恐怖的背景下，柬埔寨现在不理想的状况简直就是田园诗。不与红色高棉合作以解放柬埔寨的危险的旧有悖论已经被新的悖论所取代：寻求完美的解决方案对已经改善了众多柬埔寨人民生活的有缺点的解决方案构成了威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