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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薄！�19 世纪产业工人没有工具，只有劳力，他以协议价格并按照协议条件“出雇”他的劳力。他服从工厂规章，在他受雇工作期间放弃自己的自由。）
根据麦第奇的经营契约，支付报酬不是按 “工时”，而是按织成的毛布或纺成的毛线数量计算的；同时，弹毛工和打纹工可以按日计工，或者至少部分以食物或货品代酬；麦第奇企业可以贷款给工人购买织布机，但在贷款全部偿还以前机器要算作是麦第奇财产。
尽管某些历史学家曾将15世纪和16世纪法国描述为处于相对停滞状态，但那时契约理论在法国，却正在精深的水准上被仔细研究。罗马法传统当时在法国已分为两派，一派承接了教会法学者传统，另一派则崇尚俗世民法，他们都在王家监督下，科用罗马法传统来编撰各地习俗志。为了缩小和调和成文法地区和习惯法地区之间的差别，许多学者和律师开始撰写注释和进行比较研究。1608年洛瓦塞将这些资料汇编为 Les
Institutes Coutumires（《习惯法浅说》），采用这一书名意在表明习惯法和依据罗马法的法律在法国是同等的。在这类注释和比较研究的作者里面，最杰出的是杜穆兰，亦名穆利奈。他对巴黎地区习俗志的见解，以及他对民法和习惯法的比较研究，直到 18 世纪初期法学著述大复兴时期都还在被引为权威——例如在 1714 年费里埃对巴黎地区习俗的权威性评论中即曾引述过。杜穆兰文笔夸张，斗志旺盛，论述详尽无遗；他令人拜服的学者式分析最后总是归结到当时具体问题上面来。在一项有关契约法的争端上，他站在商人一边，引述了公教法、罗马法和习惯法的原则来作对比，坚决认为法国习惯法已认可公教法中口头承诺具有约束力这一规定，因此作出结论说，罗马法原则认可的契约自由不应受到关乎协议方式的规定的约束，他认为那些规定在罗马时期结束以后已失效了。
新大陆发现以后，法国国王和资产阶级在对西班牙贸易上发了财，因而能够把钱用在艺术、科学和大学上面。在布尔日大学，居侠（ Jacques
Cujas
）和他的学生开始以人本主义、或者说文艺复兴时期观点，重新对罗马法进行系统研究。居侠又回到历来有争议、而且被许多注释家和历代开业律师曲解了的那些罗马法文本上来，他代表了对原有文本加以科学性研究的学派。但是，他种种纯罗马法的解释，并没有比杜穆兰以及其他专业顾问的咨询性著述对罗马法实用上的统一作出更多贡献。
各地习俗有了书面记载，就使得杜穆兰及其同时代人能够看出，以罗马法为依据的各种条例（包括精妙的契约法）的采用有助于增进贸易；而且地方习俗写成文字，就会受到王室要求一致化和罗马化的压力。同时，书面化却又容易使那些继续为习惯法依据的古老法律原则趋于僵化。编成法典就会僵化，因为有了法典，分析案情和作判断就要受到新写成的书面文字含义的限制，这些含义是可能由于种种理由（因颇合逻辑、可允许、或表面上讲得通）而赋予的。
城市与其他王室直辖地区的习俗志大体类似。它们都明显得益于巴黎习俗志，并在契约、所有权和诉讼法等方面包含许多惊人的借用罗马法之处。王家权力较薄弱地区的习俗志则有所不同，它们不是全然不提可能有利于贸易的法律原则，就是公然摒弃以罗马法为依据的条例。两类习俗志的这一差别很难消弭，除非注释家的才智能为充分有力的国家机构所利用，并由之而将他们提出的解释付诸实施。然而，不论是资产阶级这一阶层，还是它处于王室集团以内的同盟，都还不具备这样的权力。尽管王室法庭扩大权限，已使领主法庭处于不利地位，尽管各地领主从16世纪开始都已禁止亲自开庭审案，并被责成罗致专职法官，但是，其法庭所遵循的诉讼程序和所采用的法律，仍在很大程度上局限在习俗志的种种例规以内。
地方观念和守旧思想顽强既是经济停滞的表征也是它的原因。强征过境费和对国内货物流通造成障碍，表明地方领主面对着王家的权威仍然很有势力，同时也是其继续存在的手段。领主不会自愿放弃封建性捐税，而资产阶级中又有些部分不是购得了代收这类捐税的权利 ——从而不能容许它的废除——就是对领主放了债，如果债务人没有办法捞钱或逼迫偿债的手段，那债务就要化为乌有。在英国，王室官吏人数增加已成为中央集权手段：在法国情况却非如此。王室官职对于资产阶级青年人原很有吸引力的，而且由于在上一章中谈到过的理由，这吸引力一直存在，但是，法国国王却不能够放心信任他的官员对他忠诚。
洛瓦索曾在其发表于1610年的《官职论》（ Treatise
On Ofeices）中，用文件说明王室官僚机构所遇到的种种困难。他指出，至少从 14 世纪开始，司法官职——以及其他许多为王室效劳的官职——就一直由国王售卖。反对这作法的禁令曾在 15 世纪经三级会议数度颁布，但却毫无效果。 1493 年查理八世发布诏令，要求每一位长官都在就职前立誓宣称，“他不曾由本人或由任何旁人交付或许诺交付黄金、白银或其他等价之物”以求得到官职。洛瓦索评论说：“法国法官竟要靠举行庄严的伪誓来承担职责，他们要犯当众撒谎之罪才能就职，这真是大丑闻，”但是，对钱的需求十分急迫，以致到了 1522 年法兰西斯一世居然设立了卖官的专门机构——洛瓦索称之为“销售这种新商品的小店”。 1567 年，国王承认和批准了在世的私人之间转让官职，只要缴纳转让费就行。司法官职对于买得起的有钱人说来吸引力确实极大；一个人可以指望由王室封赠为noblesse
de robe（长袍贵族，那是专为法官而设的贵族新牌号）而达到事业顶峰。法官买官所花的钱，可在若干年内从诉讼人身上收回。 1547 至 1577 年间在蒙皮立郡，长袍贵族对城市四周原属小业主的土地收购数量，仅次于金融家。
这样就出现了一个对国王并无何等忠诚，却享有长期任职的产权的王室行政机关，它有时竟使得 “国王宝座发抖”，那是不足为奇的。而这帮并不忠诚的法官一旦进入省级王室法庭——最高法院——他们所起的作用可能反而更大，因此到了 1550 年，这类法庭就变成煽动反中央的中心了。
总的来说，在法国和意大利，没有统一的本国市场，以及与资产阶级利益相结合的强有力国家机器，即使有一大群受过法律训练的专业人员为资产阶级服务也是无济于事的。在英国却有这些条件：资产阶级的法律意识形态已成为要求国家权力为它服务的公开理由。国王亨利八世没收教会土地使一群新地主得享法律权利，增强了他们凭藉其企业家身份和商业活动而获得的地位。法律在英国成了攻城木擂，可用以捣毁 “贫穷无赖”的房舍。但是，对于旧贵族阶层以及因拥有市外地产而有相同问题的人来说，法律——构成旧贵族法律意识形态的那些原则——又是一面盾牌。所以这些人也都必须吸纳到资产阶级法律关系体制中去。至少须将那些关系纳入旧有的普通法，使之结合成为一体，由国王当初主要是为封建利益服务而建立的法庭予以实施。
我们曾经谈到，普通法在根源上是 “本土的”——亦即真实的——法律。大约在 1400 至 1600 年期间，它变成了“本国的”法律，并采纳了在商人和海事司法裁决中发展出来的原则。在 1400 年，英国高等法院和高等民事裁判所仅仅很勉强地承认了有关契约的一些最有限和最初步的观念。直到 1600 年刚刚过去不久，才由柯克爵士（Sir
Edward Cook）——他在 1594 年当上了首席检察官， 1606 年任高等民事裁判所首席法官，是一位著述甚丰的法律评论家——宣布商人法为普通法的一部分，意思是说，普通法律师和普通法法庭从此以后要为商人利益服务。
这一过程是值得描述的，因为它并未遭到拥有土地阶级的暴力对抗便完成了，名义上那阶级的利益受到保护，只不过日后还会遭到严厉对待。延续的传统这一神话若加上一点历史的重新编造，倒也还是站得住的。柯克写道： “我们现在来读一读古代作家吧，因为老田里会长出新谷子来的。”
柯克不是大胆提出普通法须加扩充这意见的第一个人。汤玛斯 ·摩尔在充任大法官时，就曾试图无拘束地运用权力对普通法法庭直接发布指令，藉此迫使它们改革。后来，普通法法官怨言传来，摩尔便邀请他们全体来到西敏寺会议厅举行宴会。据他的女婿威廉·罗珀记述：
餐后，他向他们透露了曾听到一些有关他指令的怨言，而且向他们说明他每次发出指令的原因，期望在交待清楚以后通过对那些问题的充分辩论，他们不得不承认若处在同样情况也不能有别的作法。然后，他又向他们提出，如果每一个法庭法官（对于他们来说由于职责所在，法律改革的苛严之处乃是最切身的事）经过合理考虑，都能自行决定（他认为他们都是受良心约束的）对法律的苛刻严厉亲自减轻和改革，那末，自那以后他就决不须再有指令发出了。他们对这番话拒不置理，于是他对他们说道： “既然诸位爵爷逼着我非用指令解救人民所受到的损害，那你们今后就再没有有任何理由责怪我了。”
可惜的是，我们不知道摩尔同这些普通法法律家之间的这场争论，究竟是在什么具体问题上发生的，但我们不妨稍作猜测。这场争论的背景是这样的。
摩尔曾在林肯法学会受过普通法律师训练，而且当过出庭诉讼律师，他是很了解他的那些对手的。那时的律师不是在大学、而是在 “四法学会”培养的，他们要在那里寄宿三年，从年轻会员接受正式训练，以资深会员为榜样并在同他们的讨论中学习。普通法法庭法官是从开业律师选拔的。福特斯鸠爵士写于 1470 年左右的De
Laudibus Legum Anglie（《英国法律颂赞》），可使我们对这种学习情况略窥一斑。他写道，在法学会里：
除了法律研读而外还有让贵族学习礼貌的学园。他们在那里学习唱歌和练习各种和声。他们也还学习跳舞和参加各种对贵族相宜的娱乐。
福特斯鸠的描述略带田园诗风味，但法学会肯定是欢迎许多并非认真以法律为专业的贵族家庭子弟流连的。
法律教育包括阅读法官对于有争议案件的意见书和报告，以及参与摹拟法律斗争。但是，最重要的学习项目是诉讼程序和讼案辩护。《关于土地使用权》这一重要的土地法论文的作者利特顿曾对他的儿子说：
我们法律中最可敬、最值得称赞、也最有利益的事情之一，就是具备在物权和人身诉讼中进行有效辩护的专门技巧：所以我要劝你格外打起精神用心学习这个。
这是极好的劝告。诉讼程序手续繁多，每项手续都须呈递一份严格符合格式的书面诉状，不精通这一套就难以向普通法法庭提出诉讼。每一桩普通法诉讼一开始就要引用一项令状（ writ）。只有提诉之事符合某项可用令状要求的时候，诉讼才能进行。头一批令状是在诺曼人征服英格兰后不久签发的，原是命令王室官吏传召被告人，以便能就保有某片土地权利问题进行查问。当初制定这种令状制度，是要对大批不同类别讼案提供处理办法，但它也将一种僵硬的规格保留下来，要求日后的原告人将其案情嵌入标准格式。自此法律发展便与初诉标准格式用语的解释联结在一起了。如果官定格式无一能与案情相合，普通法法庭就无能为力。为了缓解这种制度的苛严，律师迫切要求制定新的令状——新的“诉讼格式”——，有时则恣意施展诡辩术，强使案情适合某种可用格式。
1500年的原告人若找普通法律师，申述有某项契约未被履行，律师首先就想到援用违约令状。要使一桩违约诉讼得以成立，须指陈和证明曾经订立过一份写成文字并加了封印的契约。未加封印的简单书面协议是不能予以强制执行的，口头协议就更不用说了。很多契约为了越过这道难关，都以付款保证书（ bond
）的形式写成。一方声称欠另一方一笔款，但声明在完成某些条件后此保证书即归无效。条件若未完成，受损害的一方就可以援用债务令状追收欠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