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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因为商人奥吉斯若不对各类法律的判例都有些了解，他就难以着手进行大宗买卖，所以我们要简论这几类法律。
罗马法
到公元1000年时，西罗马帝国已消失了600年，但西欧人仍沿着可以回溯到凯撒奥古斯塔时代 ——即公元 1 世纪时的——道路走。罗马城市、罗马港口和罗马教堂的许多废墟，装点着各地的风景。受过良好教育的商人，——及其律师——都曾听说，随着罗马的征服，罗马法律和罗马商业随之而生，这包括以强制履行契约为手段而有买卖自由。就连主张用古代地方习俗来统治臣民的领主，有时在不知不觉中也承袭一些部分来源于罗马法学家的原则。对于教会以及期望君临全球的俗世君主，罗马帝国提供了一个有意识的组织模式。为了了解中世纪商人，我们必须从这些罗马制度里选出一些来仔细考察。
就法律是一种受到国家权力支持的体系，我们不主张把罗马社会规定为第一个法治社会。中世纪的法律家也明白，情况不是这样，而且他们都能接触到关于更早期的社会，包括古代雅典社会的书面记载。但是，罗马不同于更早期的社会，它留下了一批丰富而又互不相同的法律文献。罗马商业导致一些中世纪商人及其律师认为有用法律的产生。而且，罗马法律后来又开始像我们还将见到的那样，得到教皇体制在俗世与宗教两方面的支持。
罗马法律体系是在公元前5世纪至公元2世纪之间创建的。为了使这种法律的起源笼罩在神秘之中，并使它显得久经传统认可，罗马法学家意欲将每一项重要法律原则都溯源于 “十二铜表法”。这部简明扼要的古代法规集成已难恢复原貌，但无疑是确曾存在过的。它在公元前 450 年左右的罗马共和国时期起草编订，伪托来源于种种不言而喻的原则，但实际是在研究了若干希腊城邦宪法以后编写出来的。“十二铜表法”仅仅概述了有关所有权、家庭和公民身份的一些最简单的法律原则，而且其特征均在于信赖巫术和宗礼议，以之作为法律诉讼程序的主要部分和产生义务的手段。这种“古典时期以前”的法律，保证了罗马人、尤其是创建罗马共和国各氏族成员的某些权利。
我们在 “十二铜表法”中初次见到关于债务、契约和民事罪行等法律观念的产生。这些观念后来又在无数中世纪特许状和习俗志（用文字写出来的风俗集成）中出现。早期罗马人，如同其他以氏族为社会基础的人一样，若亲属被谋杀或受到伤害，即以对杀人者的亲属施行报复来对付。对罗马人来说，从这种用暴力解决的办法前进一步，就是“和解条件”，即向受害者的亲属交付一笔款项或一批货物，同时举行庄严的仪式，承认有偿付义务。看来很可能，这种最古老的罗马和解条件所采取的形式，就是“十二铜表法”中所描述的“奈崇”（nexum）。它是债务人与债权人之间所产生的约束，由前者承诺服从后者，直到债务偿清为止。到“十二铜表法”时期，这种办法也被用来在任何债权人和任何债务人之间，产生扣押权，不管债务如何形成。
当债务人 ——“奈西”（nexi）——对于使他们受制于债权人的法律渊源已经忘却，这很久远的约束仍一直保持全部原有效力。法国南部显然有罗马色彩的习俗，即承认这类契约，诸如 1369 年格拉斯的一个名叫哈西尔的放债者所持的一张债券，要求债务人万一不能偿清债务，便得从（ 35 英里以外的）尼斯迁移到格拉斯居住，受他的指挥干活，直到偿清债务为止。格拉斯市的档案表明，哈西尔果真强制执行了这样的“人质”（hostgium）条款，他获得法庭的一道命令，要求他的债务人住进格拉斯监狱。
按照 “十二铜表法”，财产的有效出售或交换，必须严格遵循通称为“曼西帕乔”（mancipatio）的精细谈话和行为程式：
在场须有不少于五位成年罗马公民，还须有一位具备同等资格、通称为 “掌秤人”（libripens）的第六人，由他执掌一个青铜秤盘，按照“曼西帕乔”取得东西的一方，手持一枚青铜锭说：“我宣告这个奴隶‘依据罗马氏族成员所应享的权利’（exjure
Quiritium）属我所有，他被我以此青铜锭和青铜秤盘买下。”然后，他用青铜锭敲响秤盘，再将它作为一种象征性代价，交付给按照“曼西帕乔”从其手中接受所购之物的那个人……据一位公元 1 世纪的法学家解释说，使用青铜锭和秤盘，是因为早先使用的只有青铜货币，其价值是称出来的。早期强制实施各种要求的罗马诉讼程序，也同样充满形式主义。原告须将申诉填入一张精细的表中，并向行政司法长官准确说出必须要说的话。例如，假定申诉的是要求偿付钱款，而长官对诉讼仪式感到满意，那末他将案件交付给一位指定审判员亦即“承审法官”（index）来作判决。“承审法官”的审判又要求原告和被告履行一套控诉和辩护程式。在氏族具有任何重要意义的时期过去以后很久，讼案的原告仍须发誓说，他对钱款或财产提出要求是依据罗马氏族成员所应享的权利（exjure
Quiritium）。按照“十二铜表法”，邦外人（即非罗马人）是毫无权利的，他没有法定资格订立契约，拥有财产，或作出强制还债或履行义务的诉讼行为。
诉讼程序和财产交换仪式，传播了氏族社会以及早期罗马共和国的神话。共和制度本身在公元前3世纪和2世纪罗马进行征服战争和扩张势力期间业已衰落，并随着凯撒奥古斯塔从公元前44年至公元15年组成帝国而正式告终。
随着公元前3世纪和2世纪在地中海沿岸殖民而来的，是贸易大扩展，从而需要有更广泛的法律体系。仅只授权利予罗马人的法律制度，是不能用于对邦外人的贸易的。而且即使在地方性交易中，为农业经济制定的规则并未将大商人的利益包括在内，而他们的财富却以损害小农和手工艺人利益而增长。
公元前367年，一个称为 “最高裁判官”（praetor）的新官职为罗马商人而创设，他有权每年以告示方式宣布认可罗马人之间的诉讼。大约在同时，有些条约将通商权让与某些邦外人，并在诉讼仪式方面作了更改。另一些邦外人获准在“最高裁判官”面前提出申诉时自称为罗马人，而诉讼的对方则不准反驳这种声明。（十五个世纪后，英国法庭也采用同样办法，来获得对英国境外纠纷的裁判权，即准许诉讼当事人不容反驳地虚称有些外地是在英国境内。）
公元前243年，又任命了一名 “外事最高裁判官”（praetor
peregrinus）来监督审理涉及邦外人的案件。通过这一行动，在其后两千年间，罗马法所跨出的这一步在商人意识中一再被津津乐道，原先的“最高裁判官”改称了“民事最高裁判官”（praetor
urbanus），他的裁决是依据当时已存在的“市民法”（juscivile）。用公元 1 世纪的权威法学家盖尤斯（Gaius）的话来说，“市民法”是“一个民族为自己确立的，［因为］是它特有的……它是“市民（civitas）专用的法律。”
另一方面， “外事最高裁判官”（jusgentium），用盖尤斯的话来说，是“自然理性在全人类之间所确立，是各民族一律遵循的法律。”
认为罗马的一些法律概念可以适用于 “各民族”还不能算是那么狂妄自大。罗马在公元前 280 年到公元前 146 年第三次布匿战役中毁灭迦太基期间，有力地征服了地中海沿岸大部分地区。以行贩、钱商、商人、地主以及保障他们利益的军队为主要人物的帝国阶级结构，正在迅速取代以村庄为基础的农业经济。推动这个体制运转的劳动力，主要是从征服地和殖民地征募来的奴隶和半自由人。统治阶级的权力能使这罗马国家实施容许进行贸易的商业法。他们在发展地中海贸易时所形成的习惯，正是那种法律最合理的基础。采用“万民法”一词正反映出新罗马统治阶级征服内外敌人的事实。
然而，这 “各民族的法律”却也并非单纯由罗马法学家制订和靠罗马军事力量执行的产物，它还带有同罗马人有过贸易和殖民关系的多种西方文明的痕迹。举例来说，用“定钱”（即达成协议时所付的小额货币或其他物品）来确定交易契约是受“万民法”承认的。这种钱币或信物的拉丁语名称是arrhoe
或arroe，源出于希腊文arrhabon。
盖尤斯所说的 “自然理性”比较费解。中世纪及其后的许多作家争相应用这个词，并从中寻找出自由贸易资本主义和立宪民主制的自然法哲学。 16 世纪和 17 世纪的法律理论家将“自然理性”等同于“自然法”或“上帝赐予的法律”，从而赋与罗马自由契约观念以普世适用性。“拿破仑法典”的编订者声称在“万民法”中发现了关于自由的自然法原则，还有一位 19 世纪美国最高法院的著名法官约瑟夫·斯托里，坚称美国各法院可以运用这种观念，来形成一套州际和国际的“自然”法。
盖尤斯大概没有如此夸大的想法。对他来说，自然理性更可能是指久经许多民族奉行而对于商贸和制订法律的阶级来说是合乎情理的一些风俗习惯。
“外事最高裁判官”所提出的许多变革承认和容许罗马新兴商业霸权的扩大；同时“市民法”与“万民法”并存，导致前者发生许多涉足契约、销售、所有权和诉讼程序的细致和普遍变革。
到了设置 “外事裁判官”时期，罗马法已经承认“ 单方 约束诺言 ”：某甲可向某乙承诺（stipulatio）于某日交讨某货，而法律则对违反诺言提供补救办法。一份约定要在未来履行某事的契约称为待行契约（executory），它乃是一切近代商务交易的基础。在此以前，罗马法也像早期的盎格鲁撒克逊法和其他早期法律体系一样，只承认 已生效的 契约，它涉及面对面的交易，在达成交易之际与之有关的财物即按规定方式进行交换（这在罗马法中就是 “曼西帕乔”仪式）。这类法律无须处理未履行的诺言；所需要的只是关于被窃商品的法规，或许还需要有关已售商品质量的法规。承认单方面的、具有约束性的待行诺言，是走向贸易自由的一步，因为它使商人在商业往来中得到较大灵活性。
下一步是认可 双边 待行契约，包括涉及复杂的长期商务合作的契约。 “万民法”承认并详细说明关于销售、租赁、寄托和合伙的双边契约，以及关于信托关系、亦即专门委托和信任关系商业概念。单方约束性的诺言与那种双方都有义务的双边契约的区别很重要的。单方面约束的义务，是由承担义务——交货、付款等等——的人，重复一套对诺言的有效性和强制履行性至关重要的言词而产生的。如果许诺者未能履行，那末因许诺受益人可以诉请强制履行或索取不履行诺言而受损失的赔偿。这类契约对甚至最简单的商业交易的实际情况也不大能够反映出来，因为通常总是一方承诺交货、另一方承诺在货物交到而且情况满意的条件下付款。如果一种法律体制只承认单方面的承诺，那末，这两种义务就必须分别承担，而且还须为了要求强制履行每一诺言而分别进行诉讼。举例来说，假定奥杰里尤斯（罗马的张三）没有交付他所许诺的布匹，因此尼吉狄尤斯（罗马的李四）就不付款，于是，每方都可对另一方进行有效的起诉，因为法制所涉及的仅仅是义务是否已经履行。但是，对买卖双方来说，商业的“自然理性”所需要的却是互相承诺的制度，以便在不履行诺言时可由国家通过法庭进行干预，命令每一方各向对方交付所欠，在必要时将双方所欠相互抵消。这一概念已列入“外事最高裁判”实行的重大改革之中。
此外，罗马 “最高裁判官”还大大扩大了他们权力的范围，增加可以施行补救的交易类型，修改契约形式以适应商业需要，并推行合理辩解（辩护）和作证的方法。这些诉讼程序在其处理契约和交换纠纷的范围内，也扩大适用于强制履行“bonae
eidei（按字面解为诚信）契约”。在罗马法中，“诚信契约”属于最富弹性的契约类型，本来只适用于少数几种以特殊和信托为基础的关系，诸如监护人和受监护人的契约关系，涉及带有互相承担义务的双边协议等。可是，罗马“最高裁判官”却开始在“诚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