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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草地，对红四方面军许多人来说已经是第３次了。动身前，规定每人筹集１５公斤粮食，１公斤食盐。并严令规定，进入草地后每人每天只能吃４两粮食，违者枪毙。但也有因为实在饿得顶不住以身试法的，有个战士偷吃了自己背的一把青稞，被何畏知道了，当场就被枪毙在途中。
红四方面军虽有过草地的经验，但脚下的路还是需要一步步的走，缺粮的情况下只好再以野菜、牛皮来充饥。
过草地，单人行走也要耗尽力气。而担架队的战士们还得抬上战友行进，其困难可想而知。宿营了，他们还要照顾伤病员的吃饭喝水和睡觉，付出的辛劳要比一般人大得多。有些担架队员过于疲劳和饥饿，抬着担架就倒下再也起不来。
担架队员的苦和累使伤病员非常感动，在草地上就曾发生过多起伤病员集体“罢走”事件。他们说：“不能再拖累同志们了，甩掉我们这些‘包袱’吧。请组织放心，伤病员本是硬骨头，绝不会给组织丢脸。我们商量好了，给我们留下点武器，如果能够活下来，就在这一带打游击。如果活不下来，我们总算为部队减轻点负担，也算为革命尽了最后一点力。”
“你们为革命冲锋在前，流血受伤，我们怎么能把你们丢下呢？我们一定要竭尽全力把你们抬出草地。就是死，我们也要死到一块。”担架队员们在做说服工作无效后，硬是把伤病员按在担架上。但是，担架刚一抬起，伤病员又从担架上自己滚落下来，他们又集体“罢坐”。
“如果硬抬我们走，那我们也提个条件。我们每天的口粮应该分给担架队员一半。如果不答应，我们就不坐担架了。”
伤病员躺在地上说。
最后，担架队领导不得不同意伤病员的意见。
“我们不能为大家做些什么，就为大家唱首歌娱乐吧。”伤病员们说着就集体唱起来：
草地青又青，学会瞄准打骑兵；
草地黄又黄，骑着马儿去筹粮；
草地泥浆浆，红军齐心打老蒋；
草地明晃晃，北上大道在前方。
担架队员被伤病员们这种高尚的集体主义精神所感动，泪水伴着歌声流淌。
在草地上，腿受重伤的李付成连长再也跟不上连队，他被送到随军医院。当大家劝他上担架时，他有气无力地说：
“把我留下吧，我不能拖累大家。”
但大家还是坚持把他扶上担架。路上，李连长见担架员累得气喘吁吁，激动地恳求说：“反正我不行了，抬着我这个累赘，咱们都过不了草地。丢下我吧，你们走出草地，消灭蒋介石，为我报仇！”
到了宿营地，看护排的战士把李连长安置好后，才去休息。但在次日早晨出发时，却找不到李连长。大家到处寻找，才在很远的树丛中找到他。他仍然反复恳求说：“你们快走吧，我不能再拖累大家……”
大家被李连长这种集体主义的自我牺牲精神所感动，不容分说，还是硬把李连长抱上担架，追赶部队。
当路过一条激流时，李连长忽然高呼：“劳苦大众万岁！”
猛一翻身滚进滔滔漩涡中。
如此为了整体的生存而牺牲个人利益的事例在草地上还有很多。
廖承志随总部北上。行军队伍中有位女红军在噶曲河附近分娩了，大家找来了尿布、粮食和担架，准备抬这位女红军过草地。谁知这位年轻的母亲怕给已经十分疲惫的部队增添拖累，晚上偷偷把她心爱的小宝贝投进水塘。这件事深深地触动了廖承志，他到了陕北后就动手为此作画，但他画了２０多年，每当他触到“扔孩子”的那一笔时，手都颤抖起来，泪水就模糊了视线，他也就始终没有完成这一悲壮的画卷。
进入草地没几天，所带的粮食就吃光了。沿途倒下的红军战士，绝大多数是因饥饿而倒地再也难以起来。有的是两个战士摞在一起倒下的，上面的战士紧紧搂着下面战士的脖子，下面的战士用双手还紧紧托着上面战士的身体，这显然是下面的战士背着已经昏迷过去的战友，而后自己也倒下了；有的侧卧在泥水中，手里攥着的几十粒青稞已经送到嘴边，这是他舍不得吃的最后一口粮食，现在准备应急吃下，但为时已晚，他连放到嘴边的最后一点力气也没有了，扑倒在泥水中；有的赤身裸体像是沉睡在路旁，身边却叠放着脱下的衣物，泥地上歪歪扭扭写着一行字：送给缺衣的战友。从此经过的红军指战员无不脱帽致哀，都明白这位好战友的生前心愿，把衣服披在烈士的身上，安葬入土。
漫漫草地，不知有多少红军指战员口中含着野菜倒在泥泊中。
红二方面军是第一次过草地，他们在断粮的情况下也只好采集野菜。但是，这些南方人对川西北草地上的植物多数是第一次认识，他们无法辨别哪些能食，哪些有毒？为了战胜饥饿，他们开始冒险尝百草。红６军团保卫局执行科共有７人，科长杨凤生把大家采集来的野草揽在自己身边，庄严地说：“我们现在开一次党小组会。这些野草一定要先品尝、鉴别后才能食用。我是科长，是老党员了，我看，我先来尝。万一我中毒了，科里的工作由副科长陈云开同志负责。”
“不行，不行！”另外６个人对科长的毛遂自荐表示坚决反对。陈云开急着说：“我们这个科，没有你的领导，怎么能完成任务。羊群行走靠头羊。眼下，最要紧的是你要带领大家克服困难，走出草地。这堆东西，应该由我来先尝。”
“我看你们谁也别想先享这个口福。”躺在担架上的黄凯支撑起身体，强打着精神说：“你们都比我年轻，身体又好，将来为革命工作的时间还很长。我年纪大了，身体又弄成这个样子，还是由我来尝比较合适。”
黄凯说着就向野草堆爬过来。
“你的身体本来就不好，抵抗能力太弱，这怎么行！”大家都慌了，连忙把黄凯又拖上担架。接着，小尹、小张、小萧、小李也都争着要尝野草。
“都不要争了！”陈云开猛然站立起来，拿起一大把野草，激动地向大家请求道：“同志们，我今年才２０岁多点，身子骨硬，抵抗能力强，有毒的野草，在我身上只能产生较低的效能。我恳切请求党小组长和同志们对我的意见进行表决。”
没有人言语。陈云开首先举起右手，过了好大一会，黄凯才慢慢地举起自己的手，……３只，４只，……７只手全部举起来。
陈云开在大家的瞩目下开始品尝这些不知名的野草，绿色的浓汁从他的嘴角流出，可看出这些野草的滋味并不美好。
“这种有点苦而涩。……这种有点酸中带麻。这种还可以……”陈云开尝着，说着自己的感觉。对口感好又没有反应的野草就放在身子右边，这野草顿时就成“菜”了；而放在左边的则是不能食用的野草。
突然，口嚼一种野草的陈云开感到一种难忍的怪味，瞬间被一股刺鼻的辛辣味锁住喉咙。一阵晕眩，他昏迷过去。
大家连忙把陈云开口中的野草抠出来，进行急救。
陈云开终于醒过来。
杨科长高兴地握着陈云开的手，说“够用了，你尝出的这１０多种野菜够用了。小尹，你们快去煮野菜！”
陈云开是幸运的，他尝到的有毒野草是不致命的。在有的连队，有的战士就因尝野草而中毒身亡。在红２６９团，有的战士发现了一种罕见的山萝卜，它的颜色是灰色的，外形有些类似山药蛋。因为采集到的数量不多，在煮熟后大家还互相谦让。结果呢，到了半夜，吃了山萝卜的战士开始出现神经错乱现象，大吵大闹，接着就是呕吐和头痛。卫生队长带着医生赶来抢救，但吃得较多的３个人终因中毒较深未抢救过来。
为能顺利通过草地，贺龙在向朱德等人通电请教后，也亲自参加进挖野菜的行列。许多野菜，大家根本叫不上它的真实名字，只好根据它的形状和特征临时命名，有的野菜则是根据是谁先采集到的或谁采集到的多，就以这个战士的名字称呼为“小李菜”或“大赵菜”等。寻找野菜时，不管是哪个单位或个人发现有大片野菜，就马上通知大家来挖，共享“胜利果实”。
红军在草地中尝遍了野草，最后大家对哪些是草哪些是“菜”也就有了初步的认识。走出草地后，个个都成了野菜专家，并以可口味好标准评出了名次，排在前１０名的是：冠军菜是灰灰菜，然后依次是大黄叶子、野芹菜、野韭菜、籽籽菜、苦丁菜、刺儿草、花菜、锯齿菜、野蒜。其实，这所谓的“口味”好，大概是因为肚子饿的关系，连大黄叶子、籽籽菜这些在当时又烤干代作烟丝抽并且“旱烟”味很足的野菜，在这时吃起来竟也不感到有什么怪味，列入“优秀野菜”排名榜。由此可推知，那些排在１０名之后的近百种野菜的人口滋味肯定不怎么样了！
７月２２日，毛泽东、张浩、张闻天、周恩来、博古、彭德怀联名致电长征路上的朱德、张国焘、任弼时，指出：我们正动员全部红军并苏区人民粉碎敌人之进攻，迎接你们北上。“红二、红四方面军以迅速出至甘南为有利。待你们进至甘南适当地点时，即令红一方面军与你们配合，南北夹击，消灭何柱国、毛炳文等部，取得３个方面军的完全会合，开展西北伟大的局面。”中共中央领导人和征途中的红二、红四方面军指战员的相距距离越来越近，大家都在盼望着早一天会师。
缩地术是没有的，路还是要靠双脚一步步的走，跋涉在草地间的红军正处在艰难时刻。也就在７月２２日这天，一日雨雪，仅红６师抵达绒玉之夜，红军指战员就有１６４人停止了呼吸。这个师的红１５团进草地时有１８００多人，担负着红二、红四方面军的后卫任务。贫瘠的草地由前面的部队走过，到了后来，野菜几乎都被挖绝了，烧的也找不到，情况更加困难。这个团最后走出草地时，仅剩下４００余人。就是这４００余人，他们在红军长征的道路上，留下了最后的脚印。
为尽早实现大会师，中共中央于７月２７日批准成立西北局，由张国焘为书记，任弼时为副书记，朱德等为委员，统一领导红二、红四方面军。这实是毛泽东等人为了团结张国焘所作出的一种积极姿态。次日，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又极为关心地致电朱德、张国焘、任弼时，询问红二、红四方面军两部的行动情况：“不知粮食够用否？目前确至何地？８月中旬可出甘南否？”并指出：“西北统一战线有了进步，３个方面军会合之后即能引起西北局面大变化。”
红军从甘孜地区出发，经过１个月的艰苦长途跋涉，终于走出草地，于８月初到达包座附近。整整１年前，这里是红四方面军鏖战的地方。８月１日，徐向前等人特意赶到求吉寺山下王友钧师长的墓前，献上鲜花，表示对１年前壮烈牺牲在这里的红军指战员们的哀悼和怀念。徐向前泣不成声，大家明白他心中的悲痛，这不仅是对牺牲了的战友们的哀思，还表达了对烈士的战绩被张国焘所断送而感到痛惜。红四方面军在１年前没有能够沿着王友钧等烈士打开的通道迳直北上，而是走了一大段弯路。
徐向前说：“我们现在又回到了１年前的起点，再也不能走回头路了。”
这天，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两次致电朱德、张国焘、任弼时，对红四方面军第３次通过草地到达班佑、包座地区表示祝贺。并通报了国民党军西北“剿总”第１路总司令朱绍良、副总司令王均部队的布防情况。指出：接占包座捷电，无比欣慰。红四方面军在包座略作休息后，宜迅速北进；红二方面军随后跟进到哈达铺再大休息，以免敌人封锁岷西线，北出发生困难。同时提出，除包座到哈达铺之外，最好在西边选一条直达岷州附近之路，分两路北进较为妥当。
在这时，徐向前和任弼时是第一次见面，两人一见如故，同时也谈起了红一、红四方面军的问题。
任弼时问起了红一、红四方面军的分歧问题。徐向前说道：“现在看来，中央和毛泽东同志的北上方针是对的。我当时没有跟中央走，主要是不想把红四方面军分成两半，而且主力部队也不是一个人就能带得动的。”
“大敌当前，团结为重。张国焘另立中央，这很不应该。”
任弼时表示自己的态度说。
“红一、红四方面军会合时，我们大家都很高兴。但中央有的同志说红四方面军是军阀呀，土匪呀，逃跑呀，政治落后呀，太过分了，伤害了红四方面军的感情，我和红四方面军许多指战员都想不通。加上张国焘在当时从中故意拨弄是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