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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新凤霞
末代皇帝的逸事前言
末代皇帝的逸事前言（1）
新凤霞
爱新觉罗？溥仪，是个世界闻名的特殊人物，中国的最后一位皇帝。以前我知道末代皇帝——宣统，那是在看了电影《末代皇帝》以后才知道的。在十年文化大革命中，因为我所在单位中国评剧院和全国政协同在一条大街——北京西城区赵登禹路，相隔不远。因此，我的单位有机会组织劳改队去支援政协，我也常被派去。
我是在劳动中认识皇帝爱新觉罗？溥仪的。皇帝是个可怜人，我觉得他很善良。他常说：“我三岁做了皇上，我的七叔载涛三岁做了镇国将军，我能管谁？他能镇谁？现在想想多么可笑！”皇帝溥仪在一九五九年被宣布特赦，改过自新，离开抚顺劳改监狱，他很真诚地认为他的新生是人民给他的，要好好生活、学习、劳动，过好后半生平民百姓的日子。他回到北京在他的涛七叔家头一次吃的是菜团子，感觉好吃极了，老是说：“这是人民的血汗呀！”
他觉得认识了我这个唱戏的非常光荣。他说：“在宫里看梅兰芳、杨小楼、余叔岩、王瑶卿演戏时，都没有自由，只能看几眼就得回去。演员演完戏来谢恩，都不能多讲一句话，稍有一点高兴就被说‘失去皇上尊严’了。唉！心里想的事一点也不能做，比我在抚顺监牢里都难受！”
皇帝常说：“历代的末代统治者最后的结局，大都被杀死，我得到新生，被改造成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一个平民百姓，得到了学习求知的机会！以前我连穿衣系扣都不会，真是个废物呀！”皇帝知道入境随俗，努力劳动，使我很同情他。皇帝在北京和北伐成功后逼他出宫的鹿钟麟、熊炳坤等人见面，高兴地说：“你们那时的行动是为了救我呀！”几个人兴致勃勃地畅谈旧事。
皇帝在“文革”中见到看管监督的人就害怕得要命，于是我问他：“你做过皇帝，一人之下，万人之上，怎么这么胆小？”皇帝说：“现在害怕是心里愧对于人民啊！一九二四年被逐出宫，那时心里害怕，是怕杀头。一九四五年被苏军俘获后送回国，也是害怕，还是怕杀头。可是真想不到哇！十年的学习改造，我这个封建帝王被改造成新人，有工作、有工资，写出回忆文章，还有稿费。心里感到愧对人民哪！”
皇帝时刻不忘自己在人民面前是有罪的，时时处处自觉做好事，回到北京和弟弟、妹妹、叔叔、婶婶家族见面团聚，娶妻组成了新的家庭，得了病有公费治疗。文化大革命中，他虽然挨批挨斗，可并没有受到太大的伤害。
溥仪这人也伤害过人，又当过傀儡被人利用过，可怜又可恨。他知恩报德，不忘恩负义。他总是说别人比他强，有本事，对杜聿明、沈醉给他的帮助和关心，十分感谢……记得前几年，杜聿明在美国的女儿杜致礼回北京到我家来看我，提起她父亲说跟皇帝——溥仪一起在全国政协工作，是和溥仪一桌办公，对溥仪印象是好的。溥仪在抚顺十年劳改中和“文革”中，都是个诚心接受改造、真心想赎回前半生的罪过的人。杜聿明对他的女儿说过和溥仪一起在劳改队中的很多有趣的事。杜聿明还特别表扬了溥仪。
溥仪是个悲剧人物，也是个喜剧人物。因为我和全国政协的劳改队有过一段一起劳改的生活，虽然时间不长，但溥仪、沈醉、杜聿明等给我的印象都很不错，应该记下来。现在，溥仪、杜聿明、杜建时已经去世，只有沈醉仍健在，他也是近八十岁的老人了。沈醉和我常常见面，有时也一起聚会，他也鼓励我将我们在“文革”中一起劳动值得回味的事写出来。这些故事也可以作为溥仪传记的一些补充史料吧。
我在这十年的文化大革命中受尽迫害，受了重伤，三十几岁就被迫离开了舞台，再也不能演戏了。但是我相信，害我的只是少数人，多数人是爱我的。为能使我和我的广大观众还能联系，我就边学习边写作，这对我自己也是一种安慰。
我很感谢我和祖光的老友、老编辑常君实同志又为我编成这本书。君实兄已为我编辑过三本书，就是：《新凤霞回忆录》、《艺术生涯》、《我和吴祖光四十年悲欢录》。我写的这些关于溥仪的不成熟、极为幼稚的文章，给编辑工作带来很多麻烦。
末代皇帝的逸事前言（2）
最后，我还要向我的广大的读者和我的戏剧观众致以亲切的敬意和问候，并请多批评指正。
一九九○年十二月于北京
末代皇帝的逸事 第一部分
母亲口中的皇帝
吴霜
说起来那已经是三十几年前的往事了。对从那个年月走过来的人来说，那可是一个无法忘怀的时代，有着许多现在人听起来十分稀奇古怪的经历，既新鲜又宝贵，讲的人和听的人都会觉得刻骨铭心。
我母亲，新凤霞，成了这个讲故事的人。
母亲真会讲故事，她有这个天分。人们都知道，她来自天津的贫苦人家，凭着天分和努力，还有对机遇的超强的敏感性，她成了一代表演艺术的宗师级人物。也正是她对文化的这种不折不挠的追求，使她在由于身体原因而不能演戏了以后，开发了她头脑中的另一个宝库——讲故事的能力。
作为演员，在舞台上演唱，是用声音和身体给观众讲故事。而在稿纸上写作，是用手中的笔给读者讲故事，本质上这并没有区别。因而，母亲的聪明才智又一次被证实了，她讲了关于那个著名的末代皇帝溥仪的故事，她亲身经历的亲眼所见的末代皇帝生前最后的故事。现在，母亲也已作古，而这些故事，就更成了弥足珍贵的宝物。
溥仪，一个在中国人人皆知的名字，一生经历了太多的事情，做过大清帝国的第一人，也曾锒铛入狱沦为阶下囚，日伪时期曾怀着复辟的梦想成了日本人的傀儡，新中国成立以后又变成了老百姓中的普通一员。这样的大起大落谁有福气经历过？关于他一生的文艺作品数不胜数。这位中国最后的皇帝并没有后人，他永远不能站出来对有关自己的作品作出任何评说。这又给了艺术创作者们多大的想象空间？
母亲当年非常意外的和溥仪有了一段渊源，这段渊源又发生在二十世纪中国的一个极其特殊的时期——“文化大革命”的后期。那时的母亲，看着所谓的“革命运动“已到了最后阶段，百废待兴，曙光时隐时现，紧张的心态已有所缓和，恰值经常与政协机关的劳改队在一起被“劳改”，于是有了和劳改队中的溥仪一起“接受改造”的机会，也有了取得这位末代皇帝生存状态第一手资料的机会。
聪敏如母亲，当然是不会放过这样的机会的。
于是，便有了后来的一批“新凤霞和末代皇帝”的文章，文章不但具有宝贵的资料价值，而且妙趣横生，富有强烈的文艺性。
从母亲嘴里讲出来的关于溥仪的故事都是有声有色的，那些不经意的小事件，那些对话，那些观察，都是她亲身经历的，这里面不光说了溥仪，还有那些过了时的大人物，国民党的老将军杜聿明，郑洞国，杜建时，曾经权倾一时的著名特务“头子”沈醉……我有时真得很羡慕母亲的时代，那些人物，每个人都是一本极受看的书啊！怪不得母亲要写他们，要写溥仪。
随着时代的向前推进，这些曾经异常重要的历史人物也越来越远去了，新生代的人们会怀着一种惊讶的新奇的心情拜读这样的文章这样的记载，从中了解历史，学习历史，就像我当初一样，
母亲的《皇帝改造记》一书出版了，预感到这本书也会像她过去出版过的几十本书一样受到欢迎，欣喜的是她的读者比以前更加扩展了，年龄段也更年轻了。母亲不仅仅是演员，还是一个作家，不可多得的令无数读者喜爱的作家。
亲爱的朋友，祝你有一个令你欣然不已的阅读时光。
2006年11月21日
皇帝谈婚姻
溥仪在生活中是很不幸的人。他说：“每次结婚都是看看照片就订了，不是自愿。婉容、文秀给我留下的回忆，是整天吵吵闹闹，一点感情也没有。最终文秀在天津跟我离了婚，一九五三年在北京去世。但我见到他哥哥时，还是说过我对不起她。娶婉容，那是在相片上画了个圈儿，由此与她结了缘也结了怨！后来她惨死在狱中。以后娶谭玉玲，我对她很满意，但被日本人害死了。我虽然先后正式结婚三次，娶过四个妻子，但都不曾有过爱情和夫妻生活。她们是我房子中的摆设，是名义夫妻。她们的遭遇都悲惨可怜，都是牺牲品！最后结婚的李淑贤，是个医务工作者，同情我，也了解我，可是我年岁大了，不能尽丈夫的义务了。我对不起她呀！”杜聿明说：“你是妨人精，妨老婆，看看你连连妨死了几个？”溥仪说：“我命不好，运气也坏。”杜聿明说：“你当了皇上还运气不好？还要当什么才算好？”皇帝说：“就是当了皇上才倒霉的呀！三岁，不懂事的孩子就被人耍弄，当木头人玩了……多苦哇！”皇帝又说，“我娶的李玉琴是东北人，大葱嘴，辣椒心，好厉害呀！”杜聿明说：“这话可不对，沈醉娶的也是东北人，人家可是个贤慧善良人哪！要不你们看看这伙人，就数沈醉身体精神都好，看沈醉笑的，眼睛都小了，哈……”沈醉说：“本来我眼睛就不大。不过我老婆是个不错的人，我很满意，很感谢她……”，话题转向我，都问我如何嫁给吴祖光的。我说：“这可说来话长了。”我像讲故事一样一样地说给他们听。这天正是下雨停工，正好我们闲聊天，看管我们的人也停工不干活，找地方去玩儿了。大伙都津津有味地听我讲。皇帝听直了眼，好像很不理解。杜聿明说：“老溥，你不能理解，一个人的婚姻是人生中很重要的事，有时是生命的支柱哇！我的老伴跟我出生入死，共患难，这么多年了，我的一群孩子都是她亲自培养起来……”沈醉说：“老溥，你在那封建时代的特殊地位，你的婚姻史是多么不幸呀！用看相片的方式成婚，这就是荒唐！你十六岁就娶婉容为后，娶文秀为妃，可都是加重了你的悲剧！”皇帝听呆了，情绪也随着低沉了。我看皇帝这时内心一定很痛苦，说：“不说这些过去的历史悲剧了，婉容是个才女、美人，人人知道。死得悲惨，也人人惋惜！也不能让皇帝负责任，照说皇帝也是受害的人，他终身不能和妻子成为真正夫妻，也是封建历史造成的。”大家都很沉闷，还是叫我说怎么样和祖光见面，怎么结婚的。我说：“我的婚姻是我自选的。也是我当面谈定的。是我先向他提出：我们结婚你愿意吗？”皇帝好奇地说：“吴祖光怎么说？”我说：“他说：我得考虑考虑。这可真把我气坏了！”皇帝听呆了，说：“为什么？”我说：“大概因为他没想到，没有精神准备吧。”皇帝说：“真想不到。”我说：“我也想不到他这么回答我。”
皇帝放火
文化大革命发挥“三大”政策：大鸣、大放、大字报。开始时，大字报贴在墙上，见墙就贴，所有的墙、门、窗户都贴满了。又发展了，拉绳子，挂在绳子上。一条条绳子，看大字报的人一边走一边看，大雪大雨就在室内。又发展了，重点批斗对象的大字报铺在地上；这样的大字报就是点名的，如：“某某某反革命分子，你老老实实交代，不投降，就叫你灭亡！不能蒙混过关！”这些都是重点批斗对象。记得皇帝、杜聿明、沈醉、杜建时和我，去一家纸厂拉大字报用的纸和笔墨。因为写大字报的纸、笔都由公家给，可以随便领取。有不少人就拿公家纸、笔、墨随意糟蹋。我和皇帝进这家厂子大门，皇帝用手指着地说：“看看！啊！一张大纸一个大字：走资派！某某某你必须低头认罪！”进大门地上就是大字报，满墙也是大字报。皇帝手里还抽着香烟，沈醉看见不敢说他，对皇帝作手势，用手指作熄灭烟头的动作，皇帝不理解，举着香烟来回晃悠。我挨着皇帝小声说：“把烟头熄灭了！快……”皇帝还不理解。这时来了一支男女队伍，穿得破破烂烂，都被剃了鬼头。（“鬼头”是指受“管制”的人的头发，被造反小将用理发推子从脑门向脑后推平，也有的从左耳朵根推到右耳朵根，推出个十字。）这是文化大革命最缺德的事之一，被推了鬼头的人就可任人驱使，随意批斗，想打就打，想骂就骂。这一队人现在都低着头、脸上蜡黄，一看就知道是被批斗的“牛、鬼、蛇、神”。造反派小将的口里不停地喊着：“让开、让开！”又对这群人大声嚷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