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雁屏从来没被人如此骂过，糗得希望此刻能有个地洞让她钻。
这时，何永洲开口说话了，语气中带着明显的严厉，“晓媛，你闹够了没有？这位小姐已经说是误会了，你为什么还要出口伤人呢？”
“你说我出口伤人？”陈晓媛脸色一变，马上向一旁插不上嘴的何咏安说：“作评评理嘛！我才不过说了几句，他就心疼了，还敢说他们两个昨夜没什么吗？”
“是真的没什么嘛！”雁屏都快急哭了。这淌浑水愈膛愈深，她必须速速离去，否则就脱不了身了。
不管解释和澄清，也不管场面的混乱，她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推开挡住她的何永洲逃到屋外。她那拼命的模样，就仿佛木屋着了火似的。
当然，何永洲又毫无防备的当了一次旋转门。
但他并没有错愕太久，就连忙追出来，然而，浓浓的雾气中，已不见女孩的踪影。他内
心有一种说不出来的沮丧，除了做律师工作这几年来，问案从未如此“有头无尾”外，就是他对那个女孩有永远想追下去的冲动。
他明白这是不合逻辑的，也努力强压住内心的真正情绪，但这些情绪已够他不舒服的了。
“怎么？她真的是走错房间？”何咏安站在他身边问。
“大概是吧！”何永洲依然看着远方说：“她不像是个会撒谎的女孩子。”
“可是这种事也太离谱了！”何咏安说：“哪有两个人睡一夜都没感觉的？那床又不大，你昨晚夜游回来，没发现床上有人吗？”
事实上，他不是没有感觉，尤其是今天清晨，那枕畔的香气，那不寻常的软玉温香，都唤醒他男性的欲望。但他以为那是梦，梦到了现实中冷静的他所不曾有过的依惩及缱绻。
然而，面对姐姐，他只能回答说：“昨天太累了，而且又喝了一点酒，一进门，连灯也没开，哪想得到去检查呢？”
“说实在的，你也没吃亏啦！倒是那女孩羞跑了。”何咏安拍拍他的肩说：“你也别怪晓媛会生气，如果是你姐夫，我会吵得更厉害，何况那女孩还相当年轻漂亮哩！”
“问题是，我和晓媛又没结婚，她有什么资格吵？”他说：“我觉得我们一点都不适合。”
“有什么不适合的？她强，你也强，两人在一起，是标准的郎才女貌，不知要羡煞多少人呢！”何咏安说。
正说着，陈晓媛装束整齐，提着皮箱，抬头挺胸地走出来说：“我要走了，我再也受不了这种鬼地方了！
“拜托你们两个成熟一点，好不好？打从昨天上车起，就争个没完，比那些立法委员还难缠。”何咏安板着脸孔教训说：“我可是把老公丢下，又放着一大堆紧急事件不顾，陪你们上山的，你们至少也得给我把这个假好好度完吧？！”
“这点我的意见和晓媛一致，我们没有必要再度什么假了。”何永洲说完，就回到屋内。
陈晓媛看他仍一副高姿态，便愤愤地由小径离去。何咏安落得两面不是人，她一边怪自己无聊，去找吃力不讨好的媒婆做，边叨念地走过木屋。
何永洲刚把行李搬出，看见姐姐就说：“‘车让你开，你载晓媛回台北吧！反正我们也避开了高雄环海工程的案子了。”
“那你呢？”何咏安接过钥匙说。
“我坐公路局车子就好。”何永洲做个怪表情说：“我没把握能和平的跟晓媛待在一辆车里三、四个小时之久。”
“何永洲！我警告你，你再做到那样目中无人、自以为是的话，我保证你讨不到老婆！”何咏安好气又好笑地说。
何永洲则一脸的不信邪，他继续移动行李，甚至还吹起口哨。
“我是说真的！”何咏安手擦着腰说：“我知道你待过美国，早习惯女男平权那一套，但台湾女入不一样，她们既要当女强人，但也想维持被呵护娇宠的滋味。你要学着哄哄她们，偶尔让她们无理取闹或蛮横撤设一下，她们才会对你死心塌地的。”
“就像姐夫对你那样？”何水洲扬扬眉说；“很抱歉，我就是我，谨守男性的自尊及原则，绝不能苟同你们这种‘大女人主义’的说法。”
“什么？你说我是大女人主义？”何咏安气势汹汹地走向前说：“你知道吗？现在全世界还有几亿的女人生活在贫穷、饥饿、被强暴、被虐待的阴影中，你说‘大女人’？我倒觉得女人的权利还争得不够
‘大’呢！”
何承洲本着职业训练的冷静回辩说：“姐，我这人向来最讲公平正义，但我的公平正义，从不以性别或其他因素来划分，我只为‘人’争权益，若一定要分，就是强者和弱者，你可以说我是‘济弱扶倾主义’者。”
“狗屁啦！你根本就是披着羊皮的沙猪主义者！”何咏安流利地骂说：“我看你呀！只有回到中古世纪那种民智来开的时代，才娶得到老婆了！”
何永洲明白，再争论下去，何咏安必定会把立法院“女神龙”那一套骂功搬出来，到时招招凌厉，有理都说不清，于是忙回到眼前的问题说：“姐，谢谢你给我的忠告，但你再不走，停车场恐怕会有另一场暴动喔！”
何咏安又意犹未尽地训了他几句，才拎着行李离开。
何永洲松了一口气，继续关灯关水，检查善后，他虽然年近三十了；但一点也不担心娶妻生子的事，像大哥永旭，当初早早结婚，也不过落得早早离婚的收场而已。
在他的观念里，婚姻是一种很理性的关系，夫妻双方都要很成熟独立，彼此不依赖、不牺牲，有适度的自由，有自己的空间。在这种相敬如宾之中，
“哄”和“让”就变得很可笑，似乎更不尊重女性了！
何永洲锁上房门，往度假区办公室的方向走。其实地不和何咏安她们同车回台北，还有一个没说出口的原因，就是他想到九号木屋去看看。
他想再见那女孩一面，什么理由呢？呃！也许是觉得事情并不那么单纯……
至少，这是他长期以来镇密思考的习惯告诉他的。
雁屏坐在候车亭内，欲哭无泪。
她怎么会沦落到这种地步呢？昨天像疯子般奔波一日不说，晚上还白痴地和一个陌生男子睡了一夜，真是丢脸啊！如果曼如她们知道了，铁定会笑悼大牙，而且还证明她独自旅行的低能。
在此情况下，她当然不敢再找她们，只有灰头土脸地回台北啦！
但愿……但愿不会再有更糟的事情发生！雁屏才刚祈祷完，就看见迈着两条长腿的何永洲从山径走过来；哦！好得很，这是上天给她的回应吗？
冤家路窄，避之唯恐不及！
雁屏头歪一边，假装没他这个人存在，可他偏偏停在她身旁，而且还坐下来，说：“我去过九号木屋，那里并没有你所谓的‘同学’。”
“你在调查我？”雁屏猛转头说。
“管理员说，九号木屋漏水，几天前就没有人住了。”何永洲接着说。
哦？若不是她听错了，就是史曼如她们换了房间，来不及通知她。唉！为什么这些马龙事全凑在一块？而且让她在初次单独远行中都遇上了呢？
她皱着眉，不小心触及他若有所思的眸子。
“又怎么啦？”她才刚问完，就恍然大悟的说：
“哦！你认为这一切都是无中生有，我在骗你的，对不对？”
其实她完全误解了，何永洲只是被她身上某种特殊的气质吸引住，想她被他占了一夜的“便宜”，在吓得魂不附体之后，还遭人奚落谩骂；而她不但没有反击，还拼命道歉，落荒而逃，比起来，他就太设有风度和骑士精神了。
想到此，又见到她的脆弱旁惶，他在原有的好感及好奇之外，又加上我见犹怜的心态。这一怜，使他
“不受同情心影响判断”及“毋妄自臆测”的两大原则，整个连根动摇。
他竟然用极不寻常的温柔声音说：“老实告诉我，你是不是跷家？”
他的语调令她怦然心动，但她的回答却是粗里粗气的，“不干你的事！”
他以和方才冷漠暴躁迥然不同的耐心继续说：
“你的样子不像旅行，倒像是出来流浪的。我猜，你和同学约好在此会合，却被放鸽子，所以才临时找个小木屋睡觉，对吗？”
“拜托，别管我好吗？”雁屏跳起来，走得远远的。
唉！被一个英挺迷人的帅哥“关爱”，本是人生一大乐事；但此帅哥是何永洲的话，很快就会变成致命的“安乐死”。
这时，车子摇晃晃地驶来，她像被人追杀似地逃上车，希望能和他划清楚河汉界，没想到他老兄也随后跟上来，而且问也不问地就挨着她坐下，把她挤向窗边。
“你上车做什么？”她惊恐地问。
“咦？不行吗？我也要到台中呀！”他理所当然地说，脚还占用了她的空间。
“位子那么多，你为何要坐这里呢？”她一脸着急。
“我是来表示歉意的。”何永洲微笑地说：“其实昨晚有一半是我的错，我一向很机警，但一场夜游弄得我筋疲力竭，倒头就睡，没注意到身旁有人。不过，我怎么也没料到，会有个小姐在床上等我。”
本来听他前半段还颇有诚意，后半段又开始胡说，还引得几个乘客回头观望。
雁屏面红耳赤地说：“让我们忘掉这一切，就当作什么事都没发生过好吗？”
“好哇！这正是我的意思。”他笑咪咪地说。
“那就别再跟着我，我已经够倒榻了，不想再死得更惨。”她严重的声明。
“死？怎么个死法？”他很直觉地反问。
“哎呀！跟你说也说不清，你不走，干脆我走好了！”她再也不顾肢体会有的碰触，硬是要从他的膝盖前脐出去，转坐在最前排一位老太太的身旁，看他还有没有办法再“纠缠”！
雁屏坐定后，久久仍耳鸣心跳不止。
真怪异，早上他还咄咄逼人地像个律师，现在又一副死皮赖脸样，落差真是太大了。然而，这两种态度都令她心神不宁，仿佛喝醉酒的人，思考失衡。就像此刻，她还觉得他的目光要穿透她的后脑勺呢！
没错，何永洲的确是在注视她。向来只有他躲女孩子，没有女孩子躲他的道理，只除了一种——犯罪的人，但她长得一副天使脸孔，怎会怕他这种正义之士呢？
何永洲不自觉地一笑，他对她愈来愈有兴趣了。
车子一进台中站，雁屏就一马当先地冲下车，冲出车站，希望把河水洲甩得愈远愈好。
但何永洲也非省油的灯，他盯人的技术一流，虽然到现在为止，他仍讲不出这女孩有何跟踪的必要。
她在市区里东晃西晃，偶尔坐下来吃东西。在何永洲的眼里，她是没目标的，而且相当举棋不定，有时一个十字路口也可以发余个十分钟。老实说，这是他盯人盯得最累的一次，只有用“无聊”二字才能形容。
但奇怪的是，她仿佛像个磁铁般，走一步，他就跟一步，脚似乎都不受控制了。终于，她把车站统了好几圈后，又走了进去，然后，又是发呆，十足像个可怜的迷路孩子。
雁屏再度被一堆地名、车种、票价弄糊涂了。为什么要那么复杂呢？往台北就一种车一种票，不是大家都轻松愉快吗？
她在原地很努力的加减时间和金钱，任凭人潮川流。突然，她以为已经甩掉的何水洲不知又由何处冒出来，手里还拿着两张票，拉着她说：“到台北的直达票。车子五分钟内就出发，快上车吧！”
她因为惊愕，根本来不及拒绝，就被当街“掳”走，等她意识到要挣扎时，人已经在冷气车上了。
“放开我！你这是绑架，你知道吗？”她气愤地说。
“嘘！小声点！你要招来警察，让我们明天都上报吗？”何永洲说。
他的话击中她的要害了，雁屏最怕的就是警察和记者。
她被“塞”进靠窗口的座位时，仍在做最后的抗议，“我的目的不是台北！”
“对一个跷家的人，哪里不都一样吗？”他一屁股坐下，堵住了她的出路。
“我没有跷家！”她用力地说。
“我猜你是因拒绝联考而离开家的。我能够明白你的压力，尤其高考期还有三个月……”他自以为是地说。
被人当成高中生，她不知该生气，还是高兴，如长得真的一副很“嫩”的模样吗？雁屏气不过，打断地说：“拜托，还什么联考？我都二十一岁了！”
“哦！很好，那我就不算诱拐未成年少女了一他笑着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