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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人民看。
可是伊达尔已经得到情报，他们的情报很可能是以色列提供的。当灵巧炸弹从天而降时，营地里早已空无一人。炸弹命中了目标，震撼了沙漠，摧毁了营地，却没有伤及任何恐怖分子的皮毛。
两枚炸弹偏离了方向，其中一枚飞进了市中心，击中了一家医院。另一枚击中了一幢民居，一家七口人当时正在酣睡中。幸运的是，他们根本就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
突尼斯电视台迅速播放了正在燃烧的医院的镜头。东部地区天亮时，这个国家的人民得知灵巧炸弹根本不灵。至少发现了五十具尸体，都是无辜的平民。
一大早，总统突然一反常态，讨厌起新闻记者来，不愿出来对此事做评论。副总统在空袭开始时滔滔不绝说了一大堆话，现在却和他的手下躲在华盛顿的某处不肯出来。
死亡人数急剧增加，电视镜头不断播放着轰炸现场的悲惨场面。到上午九、十点钟的时候，世界各国都迅速做出反映，一致谴责空袭暴行。俄罗斯发出了战争威胁。法国人似乎有与俄罗斯人携手合作的意思。就连英国人都说美国太好战。
由于死者不是美国人，只是一些突尼斯农民，政客们立即将这次大失败政治化。还没到中午，华盛顿就炸开了锅，有人指手画脚，横加谴责；有人故作姿态，哗众取宠；纷纷要求对此事进行调查。那些正在进行巡回竞选的总统候选人则费了一些时间来考虑这次空袭究竟会带来什么样的恶果。他们中间没有人会不动脑筋就参与这种孤注一掷的报复行动。只有躲起来不敢见人的副总统才会做这种事。正在清点死亡人数，因此没有哪个总统候选人认为这次空袭是值得一试的举措。他们一致谴责了总统。
但艾伦·莱克最引人注目。他发现自己一移动就会绊倒摄影记者。他不用稿子发表了措辞严谨的声明：“我们很无能，我们很无助，我们很软弱。我们居然无法消灭一支由不足五十个懦夫组成的军队，一批乌合之众。我们应该对此感到羞耻。不要以为按按按钮就万事大吉天下太平了。要打地面战。可打地面战是需要勇气的。我就有这个勇气。我当了总统，不会放过任何一个手上沾着美国人鲜血的恐怖主义分子。这就是我的郑重承诺。”
在上午愤怒和混乱的气氛中，莱克的话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这是一位说话算话的人，他清楚自己该做些什么。如果由一个有勇气的人来做决定，我们就不会去屠杀无辜的农民——莱克正是个有勇气的人。
在地堡里，泰迪经受了另一场风暴。人们把这次灾难归咎于情报工作不力。当攻击成功了，功劳是属于飞行员、地面部队勇敢的战士们和把他们送上战场的指挥官和政客们的。但是当攻击出了问题，这是常有的事，中央情报局就代人受过。
泰迪是反对空袭行动的。以色列人与伊达尔有一个心照不宣的秘密协议——相互不搞残杀。只要袭击目标是美国人，或偶然是欧洲人，以色列人就不会插手。泰迪明白这一点，但他事先没有情报。空袭行动开始前二十小时，他曾经以书面形式向总统提出忠告，对空袭时恐怖分子是否会在营地里表示怀疑。此外，他还指出由于攻击目标紧邻塔拉市，极有可能会伤及无辜。
哈特立·比奇打开那只棕色信封，没有注意到信封的右下角有点破损，皱巴巴的。这些日子他开启过的私人信件太多了，所以他只看写信人的姓名和回信地址。他也没有注意邮戳是坦帕的。
他已经有几个星期没有收到艾尔的来信了。他一口气读完信，信中提到艾尔用的是一台新手提电脑，他对此根本就不感兴趣。至于里基的笔友从新奥尔良的索尼斯塔皇家饭店拿了一张信纸，在三万五千英尺的高空费力地打出一封信来，他也觉得完全可信。
艾尔坐的是头等舱吧？他问自己。很可能，二等舱可没有计算机接线。艾尔是去新奥尔良谈生意，住在豪华宾馆里，然后又坐头等舱飞往下一个目的地。三兄弟关心的是他们所有笔友的经济状况，其他事情都无关紧要。
他念完信，把信递给雅伯，他正在以可怜的拍西的名义写另一封信。他们正在法律图书室一角的小会议室里干活，桌子上乱七八糟地堆着信件和卷宗，还有各种各样漂亮的淡粉色明信片。斯派塞坐在门外的桌子边守着门，一边在研究赌赛的分数差。
“柯诺尔斯是什么人？”费恩问。
比奇正在翻着卷宗。他们将笔友的资料都分开保管，每一个笔友的来信以及他们写给他的信的复印件都放在一个单独的文件夹里。
“不太清楚。”比奇说，“住在华盛顿特区，用的是假名，我肯定。用的是邮政信箱。我想，这是他的第三封来信。”
比奇从柯诺尔斯的资料卷宗里抽出前两封来信。十二月十一日的信中写到：
亲爱的里基：
你好！我叫艾尔·柯诺尔斯，五十多岁。我喜欢爵士乐、老电影、汉佛莱·鲍嘉，还喜欢读传记。我不抽烟，也不喜欢抽烟的人。
平时最喜欢吃中国外卖，喝上几口，找个朋友一起看黑白西部片。
给我写上几句。
艾尔·柯诺尔斯信是用普通的白纸在打字机上打出来的，这种信大多数一开始都是用打字机打的。字里行间透着恐惧——对与一个遥远的陌生人开始一种不正当关系的恐惧，担心被抓住的恐惧。他的每一封信每一个字都是用打字机打出来的，甚至连名字都没敢签。
里基的第一封回信是按照比奇己经写过数百遍的模式写的：里基二十八岁，正在戒毒所，家庭背景不良，有一位富有的叔叔云云。然后就是千篇一律的热心问题：你是干什么工作的？你的家庭情况怎么样？你喜欢旅游吗？如果里基袒露自己的心扉，他就需要回报。两页纸的骗人话，比奇已经重复了五个月。他很想把这一通胡言乱语复印下来。但是他不能。他不得不将每一封信搞得有点个性，写在漂亮的信纸上。他把寄给其他人的同一张漂亮的照片寄给艾尔。这张照片像鱼饵一样几乎钓到了所有这些人。
三个星期过去了。一月九日，特雷弗送来了艾尔·柯诺尔斯的第二封信。和第一封信一样，这封信干净无痕，很可能是带着橡胶手套打的字。
亲爱的里基：
读了你的来信我很高兴。必须承认，一开始我为你感到难过，但看来你己经非常适应戒毒所的生活，而且知道自己今后的方向在哪里。我从来不沾毒品和烈酒，所以去理解你的境况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似乎你正在接受金钱可以买到的最好的治疗。你不应该太苛责你的叔叔。想一想，如果没有他，你会在哪儿。
你问了许多有关我的问题。我还不想与你讨论许多私人问题，但是我理解你的好奇心。我曾经有过三十年的婚姻生活，但现在已经解脱了。我住在华盛顿特区，在政府部门工作。我的工作既富有挑战性又令人非常充实。
我一个人生活，几乎没有亲密的朋友。我喜欢这种生活方式。
旅行时，我通常去亚洲。我很喜欢东京。
今后，我不会忘了你的。
艾尔·柯诺尔斯在打印出来的名字上面，他潦草地签上了“艾尔”，用的是黑色墨水，钢笔头又尖又细。
这封信令他们颇感失望，原因有三条。第一，柯诺尔斯没有妻子，起码是他说没有妻子。有妻子对他们的诈骗是至关重要的，可以威胁他要告诉他妻子，把同性恋笔友写的信统统寄给她。这样就可以让钞票哗哗地流进他们的口袋。第二，艾尔在政府部门工作，很可能没有什么钱。第三，艾尔太胆小，不值得在他身上多花时间。获取信息就像拔牙齿。读昆斯·加比和柯蒂斯·凯茨的来信就有意思多了，因为他们一辈子都生活在自己封闭的内心深处，现在急于解脱出来。他们的信都很长，而且喜欢夸夸其谈，信中充斥着诈骗犯可能需要的琐碎的生活细节。艾尔不同，他很令人乏味，他不知道自己需要什么。
于是，里基在第二封信中给赌注加了筹码。第二封信同样是满纸荒唐言，充满了陈词滥调。比奇常写这种信，已成了他的拿手好戏。里基刚刚获悉他将在几个月后获释！他是巴尔的摩人。真是巧合啊！他需要帮助找一份工作。他那富有的叔叔已经拒绝再帮他。没有朋友的帮助，他不敢面对外面的生活。他真的不能相信过去的朋友，因为他们仍在吸毒云云。
信寄出去后没有收到回音。比奇认为艾尔·柯诺尔斯被吓着了。里基就要去巴尔的摩，那儿离华盛顿只有一个小时的路程，这对艾尔来说太近了。
在他们等待艾尔的回音时，昆斯·加比的钱到了，紧接着达拉斯柯蒂斯的汇款也到了。这使得三兄弟在他们的诈骗活动中干劲倍增。里基又给艾尔写了一封信，正是这封信被截获并送到兰利做了分析。
现在，艾尔在第三封信中的态度来了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
费恩·雅伯将信读了两遍，又把艾尔的第二封信拿出来重新读了一遍：“好像完全变了一个人，对吧？”他说。
“对啊。”比奇说，看着两封信，“我想这老家伙终于忍不住了，想会会里基。”
“我以为他在政府部门工作。”
“他信里说是的。”
“那他在巴尔的摩的生意怎么解释呢？”
“我们过去在政府部门工作，是吗？”
“没错。”
“你当法官时最高薪水有多少？”
“我当首席法官时，年薪十五万。”
“我是十四万。有些职业官僚年薪更高。另外，他没有结婚。”
“那是个问题。”
“是啊，但我们要继续给他加压。他有一份很好的工作，这就意味着他有一位大老板，有许多同事，典型的华盛顿要人。我们必须找到他的要害。”
“有什么好怕的。”费恩说。
真是，有什么好怕的。他们可没什么好失去的。即使他们做过了头，艾尔害怕了或一怒之下决定把信都扔掉，又怎么样呢？你不可能失去你本来就没有的东西。
这可是在正经地挣钱，在这个时候可不能胆怯。他们采用的主动进攻的方法正在产生不同凡响的结果。邮件的数量每星期都在增加，他们在海外账户上的数字也在增加。他们的诈骗手段其实很简单，就连傻子也会。他们之所以成功，是因为他们的笔友们都过着双面人的生活，这些可怜的牺牲品真是有苦说不出。
由于市场时机好，租房子的事很快就谈妥了。杰克逊维尔还是冬季，因为夜里挺冷的，不能在海里游泳，所以旺季还要过一个月才到。沿着尼普顿海滩和大西洋滩，有许多小屋可供出租，其中包括一所几乎就在特雷弗的住宅正对面的房子。一个来自波士顿的男子出六百美元租两个月，房产经纪人急不可待地答应了下来。
房子里堆着些没有哪一家跳蚤市场买得到的杂物。地上的长绒地毯破旧不堪，发出一股经久不散的霉味。这房子太好了。
房客做的第一件事是把窗户遮起来。三扇窗子临街，可以看到对面特雷弗的事务所。监视开始后的几小时里，很明显很少有顾客来来往往。那儿的生意真冷清！有生意冒出来时，通常都由秘书简去应付。大部分时间里，她都是在看杂志。其他特工人员悄悄地搬进了出租屋，男男女女，带着旧箱子和粗厚呢绒制的包，里面装满了先进的电子设备。房子里那些易碎的杂物被堆到了屋子后面，临街的屋子里很快就布满了各种各样的屏幕、监视器和监听设备。
特雷弗本人可以为大学三年级法律系学生提供一个极有趣的研究案例。他九点钟左右到办公室，然后读一小时报纸。早上的客户似乎总是要到十点半才来，经过一个小时消耗体力的谈话，他准备吃午饭了，地点永远是在彼得烤菜馆。他总是带着手机，目的是向侍者证明自己是个人物。通常他都要给其他律师打上两三个根本没必要打的电话。他还常常打电话给他的赌注登记经纪人。然后他走回办公室，走过中央情报局的出租屋时，里面的特工人员正严密监视着他的一举一动。回到办公桌前，他就开始午睡。
大约三点时，他才醒来，足足睡了两个小时。这时候，他又需要喝一瓶从彼得烤菜馆买回来的长颈瓶酒。
他们第二次跟踪他到特朗博尔时，他在监狱呆了一个小时，六点钟光景回到办公室。当他独自一人在大西洋大道上的一家牡蛎餐馆吃饭时，一个特工人员进入他的办公室，找到了他的公文包。
里面放着五封拍西和里基的来信。
这支悄然无声的特工队伍的指挥官名叫克罗克纳，是泰迪在民居监视方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