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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现在看来还不会露馅。他是以艾尔·柯诺尔斯的面目出现的，这很安全。里基对此一无所知，还在磁带里“艾尔长艾尔短”地叫唤着。不过他必须结束这段关系，至少是暂时结束。
波音飞机里挤满了莱克竞选班子中享受高薪的官员。一飞机还嫌太小，装不下他所有的随行人员。如果他租的是一架波音747飞机，不到两天飞机上就会挤满会计主任啊，大大小小的顾问啊，民意调查人啊，更别提他那支不断庞大的由特工处特工组成的保镖队伍了。
他赢得的预选越多，他的飞机就变得越重。输掉几个州也许是明智的事情，那样的话可以扔掉一些行李。
黑乎乎的机舱里，莱克吸着番茄汁，决定给里基写最后一封信。他会在信中说艾尔祝他一切顺利，然后就果断地与他结束通信关系。这孩子会有什么样的举动呢？
他很想立刻就写信，坐在大转椅里，两腿跷得高高的。但是，任何时候都会有个什么助手上气不接下气地闯进来，向他汇报一件他不得不听的紧急事情。他根本没有隐私可言。他没有时间思考、遐想、或闲着什么事都不干。每次在想一件开心的事情的时候，总会有人来打搅。要么是新的民意测验结果，要么是最新消息，要么是需要立即做决定的紧急情况。
他能躲到白宫去，这是确定无疑的。孤独者以前曾经在那儿生活过。
第二十一章过去的一个月里，特朗博尔的犯人们都津津乐道于手机失窃案件。手机的主人是T·波尼先生，一个来自迈阿密的精瘦结实的小伙子，因贩卖毒品被判刑二十年。手机本身来路不明，因为人们不知道他是怎么搞来的。特朗博尔严禁使用手机，因此人们对手机的来路议论纷纷，甚至超过了T·卡尔的性生活。亲眼看到手机的只有很少几个人，他们说这只手机只有秒表那么大。他们当然没有在法庭上说，只是私下在各处传传。有人曾经看见T·波尼先生天黑时背着身子躲在僻静处，弓着腰低着头，冲着手机叽里咕噜地讲话。毫无疑问，他在指挥迈阿密街头的犯罪活动。
手机不见了。T·波尼先生宣称他要宰了偷手机的人，不管他是谁。眼见暴力威胁没有用，他又悬赏一千元现金捉拿窃贼。
疑点很快就落到另一个年轻的毒品贩子索罗身上，他来自亚特兰大，其家乡的社会治安非常非常混乱，一点也不比T·波尼的家乡逊色。看样子很有可能发生血案，因此狱方管理层和看守介入此事，让双方明白一旦事态失控就会将他们转狱。特朗博尔决不允许暴力存在。一旦暴力事件发生，当事人将受到惩罚，被送往中等防范的监狱，那儿的犯人最了解暴力是怎么回事。
有人告诉T·波尼先生三兄弟每周都开庭审案，于是他找到T·卡尔提起诉讼。他要找回手机，另加一百万损失赔偿费。
第一次开庭审理此案时，一位监狱长助理来到餐厅旁听，三兄弟立即推迟开庭。第二次开庭时同样的事情又发生了。狱方管理层无人能听到当事人对是否持有这部非法手机的申辩。监督每周庭审的看守什么都不愿说。
斯派塞法官最终让一位监狱法律顾问相信这是一桩私事，两个年轻的当事人想私了，不想让上面插手。
“我们正在处理一件屁大的事，”他凑着法律顾问的耳朵说，“而且我们不想公开处理。”
这个请求传到了上面。第三次开庭时餐厅里挤满了听众，大多数人是想来看流血事件的。狱方只来了一个看守，孤零零地坐在后面打瞌睡。
两位当事人都是法庭的常客，所以T·波尼先生和索罗先生都没请律师辩护就不足为奇了。开庭后的第一个小时里，比奇法官花了一大半时间来维护语言的纯洁性，试图让两人说话不带脏字。但他最终还是放弃了。原告嘴里喷出一串串粗暴野蛮的字眼，控告被告偷走了他的手机。即使有一千个联邦调查局特工帮忙也无法证实控告的真实性。被告毫不示弱，用同样粗暴野蛮的语言大声回敬对方，说指控纯属子虚乌有。T·波尼先生出示了两份由犯人签名的书而证词，证实有人亲眼看见索罗躲起来用一部微型手机打电话。这给了对方沉重打击。那些签名犯人的名字只有三兄弟知道。
索罗怒不可遏，用三兄弟闻所未闻的脏话痛斥这两份证词荒谬之极。
T·波尼先生突然亮出了杀手铜，一个就连最精明的律师也会赞叹不已的高招。他当庭出示了偷偷弄进来的电话记录单。记录单上白纸黑字明明白白记录着整整五十四个打往亚特兰大东南部的电话。他的支持者们高声叫喊起来，T·卡尔往桌子上重重敲着塑料槌才使他们安静下来。尽管现在他的支持者占大多数，可他们的忠诚可能会在一瞬间化为乌有。
索罗已经很难重整旗鼓卷土重来了。他的迟疑注定了他失败的命运。他被责令立即在二十四小时内将手机交给三兄弟，并赔偿T·波尼先生四百五十美元长途电话费。如果二十四小时内不交出手机，将向监狱长汇报案情，同时向他提交三兄弟的调查结果，即索罗的确拥有一部非法手机。
三兄弟还命令两人随时保持至少五十英尺距离，即使在吃饭时间也不例外。
T·卡尔敲了一下塑料槌，人群开始闹哄哄地走出餐厅。他大声宣布开始审理下一个案子，并等待听众离去，又是一起鸡毛蒜皮的赌博纠纷。
“肃静！”他大声喊着，但喧嚷声更大了。三兄弟又开始看报的看报、看杂志的看杂志。
“肃静！”他又大叫了一声，重重地敲了一下塑料槌。
“住嘴，”斯派塞朝T·卡尔吼了起来，“你比他们更吵人。”
“这是我的工作。”T·卡尔回了他一句，头上的假发卷儿四处乱跳。
餐厅里的人都走光了，只有一个犯人留了下来。T·卡尔看了看四周，最后问他：“你是胡顿先生吗？”
“我不是，先生。”年轻人回答道。
“你是詹金斯先生？”
“不是，先生。”
“我想也不会是。胡顿与詹金斯的案子因双方当事人均未到庭，本庭兹宣布撤销此案。”T·卡尔说完就开始很夸张地记起了庭审记录。
“你是谁？”斯派塞问那个年轻人，他独自坐在那儿，似乎不知道自己在这儿是否受欢迎。三个穿着淡绿色袍子的人现在都在看着他，他们就像头戴银灰色假发、身穿揭紫红色旧睡衣、光脚拖着淡紫色浴鞋的小丑一样。这些人是谁？
他慢慢站起身来，忐忑不安地向前走去，来到三人面前：“我正在寻求帮助。”他胆战心惊地说。
“你的事与本法庭有关吗？”T·卡尔在一边怒气冲冲地问道。
“无关，先生。”
“那你得——”
“住嘴！”斯派塞厉声说，“法庭休庭了。你走吧。”
T·卡尔啪地合上庭审记录本，踢开折叠椅，冲出了屋子。他的浴鞋在瓷砖地上拖着，假发在脑袋后面蹦跳着。
那年轻人看上去一副哭样。
“我们能为你做些什么呢？”雅伯问。他手里拿着一只小硬纸盒子。三兄弟一看就知道那里边装满了文件，就是这些文件将他送进了特朗博尔监狱。
“我需要帮助。”他又说了一遍，“我是上星期来这儿的，我同宿舍的人告诉我你们能帮我上诉。”
“你难道没有律师？”比奇问道。
“以前有过。不过他不太行。这也是我到这儿来的一个原因。”
“你为什么到这儿来？”斯派塞问。
“我不知道。我真的不知道。”
“你受过审吗？”
“受过。审了很长时间。”
“那么说陪审团判你有罪喽？”
“是的。我，还有一伙其他人。他们说我们是同谋犯。”
“同谋都干了些什么呢？”
“进口可卡因。”
又是一个贩毒犯。他们突然很想回去写信：“判了你几年？”雅伯问。
“四十八年。”
“四十八年！你多大了？”
“二十三。”
写信的事暂时被抛到了脑后。他们看着他那张年轻忧伤的脸，努力想像着它五十年以后会是什么样子。释放时他已经七十一岁了、简直难以想像。他们三兄弟中的任何一个人离开特朗博尔时都比这个小伙子年轻。
“拿把椅子坐下吧。”雅伯说。小伙子抓过最近的一把椅子放到他们的桌子面前。就连斯派塞也对他产生了一点同情。
“你叫什么名字？”雅伯问。
“人家都叫我巴斯特。”
“好吧，巴斯特，你都干了些什么给判了四十八年？”
小伙子于是滔滔不绝地讲开了。他把手里的盒子扶扶正，眼睛看着地上，说他从未犯过法，他的父亲也没有。父子俩在彭萨科拉拥有一个小码头。他们航行、打鱼、热爱大海。只要打理好码头，他们就心满意足、别无所求了。他们把一艘五十英尺长的旧渔船卖给了一个从劳德戴尔堡来的美国男子，他付给他们九万五千美元现金。钱存进了银行，或者说至少巴斯特认为钱是存进了银行。几个月后，那个男子又来买了一艘三十八英尺长的船，付了八万。用现金买船在佛罗里达是很少见的事情。后来又买走了两艘船。巴斯特和他爸爸知道从哪儿去弄不错的旧渔船，弄来后拖上岸整修一新。
他们喜欢自己动手干这活。第五艘船买走后，缉毒警察来了。他们问问题，转弯抹角地威胁，还要看账本和生意记录。巴斯特的爸爸一开始拒绝了他们，然后父子俩就雇了一位律师。律师建议他们不要与警方合作。几个月过去了，什么事都没有发生。
巴斯特和他父亲在一个星期天凌晨三点钟被一群身穿防弹背心的歹徒抓走，这些歹徒带着很多枪，足以把整个彭萨科拉的人都劫为人质。他俩衣衫不整地被歹徒从他们靠近海湾的小屋子里拖了出来，当时歹徒用来搜索的灯光把整个彭萨科拉照得透亮。起诉书足足有一英尺厚，共一百六十页，控告他们犯有八十一项走私可卡因同谋罪。他的盒子里就有一本起诉书副本。一百六十页的起诉书里几乎就没有提到巴斯特和他爸爸，但他们还是与买他们船的人一起被当做被告，另外被起诉的还有二十五个他们连名字都未听说过的人。其中十一个是哥伦比亚人，三个是律师，其余都是佛罗里达南部人。
美国大律师向他俩提出做一笔交易——只判他们两年，条件是他们必须认罪，并在审判其他被告的过程中给予合作。认什么罪呢？他们没有做什么错事。他们只认识二十六个同案犯中的一个。他们从未见过可卡因。
巴斯特的父亲用家里的房子作抵押筹了两万块钱请了一位律师。但他们却做了一个糟糕的选择。出庭时，他们惊讶地发现自己和那些哥伦比亚人以及真正的毒品犯坐在一起。所有的犯人在法庭上都坐在一起，仿佛曾经是一台运转顺利的贩毒机器。法庭的另一边，靠近陪审团的地方坐着政府聘请的律师，一群穿着黑色西服的自命不凡的混蛋。他们记着笔记，不时用充满敌意的眼光看着他们，好像他们是儿童性骚扰者。陪审团也对他们怒目而视。
在历时七周的审判过程中，巴斯特和他的父亲几乎就被忽略了，只有三次提到他们的名字。政府主要控告他俩合谋采办并整修大马力发动机渔船，其目的是用来从墨西哥将毒品贩运到佛罗里达地区的各个交货地点。他们的律师根本无力驳回这些站不住脚的指控。他抱怨说报酬太少，无法应付一场历时七周的诉讼。不过，政府聘请的律师倒是没对他们造成什么危害，他们关心的是给那些哥伦比亚人定罪。
但是他们并不需要证实多少东西。他们的陪审团挑得太好了。经过八天的审议，陪审团成员们显然都疲惫不堪、神情沮丧。陪审团最后宣布所有同谋罪名成立。被判刑几个月后，巴斯特的父亲自杀了。
小伙子说着说着，看上去都快哭出来了。但他咬紧牙关忍住了。他说：“我没有做任何错事。”
他当然不是特朗博尔第一个声称自己无辜的人。比奇注视着他，听他讲述自己的经历，回想起自己曾经在得克萨斯以贩卖毒品罪判过一个年轻人四十年徒刑。被告的童年生活非常不幸，没受过教育，有长期的少年犯罪记录，在生活中没有什么机会。当时，比奇正襟危坐地坐在法官席上，居高临下地教训着那个年轻人，他为自己判他重刑感到得意洋洋。必须把这些该死的毒品贩子清除出街头！
自由主义者一旦被捕就会变成保守主义者。蹲了三年大牢后。比奇对他曾经判过的许多人怀有一种痛惜之情。都是些比面前的巴斯特犯的罪严重得多的人，还有一些需要好运的孩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