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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所需要的东西，而且要求自己成为一种需要。 个人的需要得而复失，但焦虑仍一如既往：别人需要我吗？没有哪一个人不被这种焦虑所触动。这是一件最重要的事实：对自己来说，人是不充分的，如果生命不为自我以外的目的服务，如果生命对别人没有价值，那么生命对人就没有意义。人对自己而言，不是包罗一切的目的。 康德的第二句名言：永远不要把人类仅仅当作工具，而要把他们当作目的。这句话只是表明，一个人应该如何被别人看待，而不是指他应该如何看待自己。因为如果一个人认为他是他自己的目的，那么他就会把其他人当作工具。 而且如果把人就是目的这一观念看作对自身价值的真实评定的话，那么，就不能指望他为了他人的或群体的利益牺牲自己的生命或利益。 他希望别人怎样对待自己，他也就必然怎样对待自己。 为什么为了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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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体或整个民族，便可以牺牲个人的生命呢？对于一个把自己看作是绝对目的人来说，一千个人的生命也不比自己的生命更有价值。老于世故的思考可能会使人错误地相信他的存在对他自己是足够的，但通向精神失常的道路正是由这种幻觉造成的。由于意识到自己无能为力，意识到自己在这个世界上不被需要而感到无用，是精神病最常见的原因。 避免绝望的唯一方法是使自己成为一个被需要者，而不是成为目的。事实上，幸福可以被定义为确信被别人所需要。 但是谁需要人呢？
首先想到的答案就是社会的需要——人的目的就是为社会或人类服务。 因此，一个人的最高价值就取决于他对别人有用，取决于他的社会工作效果。 然而，尽管人有工具主义的态度，他还是希望别人不要根据他对别人有什么意义来衡量他，而要把他看作自身是有价值的存在。 甚至那些不把自己当作绝对目的的人也反对别人把他当作为某种目的服务的工具，当作他人的附属品。 富有者、尘世的人希望由于自身的原因，由于他们的本质（不管它意味着什么）
而被人爱，而不是因为他们有成就或财产而被人爱。 那些老弱病残者也不是因为他们可能回报我们而希望得到帮助。 谁需要老人和患不治之症的人呢？
养活他们需要消耗国家巨大的财富。而且，很显然，这种服务并不耗费人的全部生命，因而，也不可能是探求整个生命的意义的最终答案。 人所应该奉献的，比别人能够或愿意接受的要多。 说生活可以由对他人的关心，由不断地为世界服务组成，是庸俗的自夸。 我们所能够给予别人的通常不过是一星半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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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人们的灵魂中，有一条不与社会相通的小道，人们在这条小路上踽踽独行，这是一个避开众目睽睽的私人世界。生活不仅包括可耕种的肥田沃土，也包括梦的山峦、悲哀的地窖和渴望的塔楼，这几乎不能完全用于社会福利，除非人变成一台机器，其中每颗螺丝钉都必须发挥作用，否则将被取掉。 只有那企图剥夺私人利益的牟利的国家，才要求所有的人为其服务。如果体现为国家的社会最终是腐朽的，而且我医治其罪恶的努力是徒劳的话，那么，我的个体的生命是不是就完全失去意义了呢？如果社会将拒绝我的服务，甚至将我置于孤独的隔离中以便我死后绝不会为我所热爱的世界留下任何财富，那么我是不是会被迫结束我的生命呢？
人的实存不可能从社会得到其终极意义，因为社会本身也需要意义。问“是不是需要人类？”
正如问“是不是需要我？”
一样，都是合理的。人性是在单个人身上开始的，正如历史是从单个的事件中产生的一样。 当我们发誓“不怨恨任何人，爱所有的人”
，或者当我们试图实践“爱你的邻人，如同爱你自己”的时候，我们每一次想到的总是一个人。“人类”这个术语，在生物学。。中指的是人的种类，而在伦理学和宗教学领域中则具有完全不同的意义。 这里，人类不是被看作一个种类，不是被看作一个被剥掉具体现实性的抽象概念，而是表示许多具体的个人；表示由人组成的一个共同体，而不是一群没有鲜明个性的人。的确，所有的人的利益比一个人的利益更重要，但是，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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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具体的个人使人类有意义。 我们并不认为一个人之所以有价值是因为他是人类的一员；恰恰相反，人类之所以有价值是因为它是人组成的。尽管我们像依赖维持我们生命的空气一样依赖社会，尽管其他人组成了一个关系系统，（我们的行为曲线可以在其中被描画出）
，但是我们是作为个人而充满渴望、恐怖和希望，受到挑战，被召唤，被赋予意志的力量和生机勃勃的责任心的。但是，谁需要人呢？大自然？难道群山需要我们的诗篇吗？
难道没有天文学家，繁星就会陨落吗？
没有人类的帮助，地球照样会转动。 大自然拥有满足我们一切需要的机会，但有一个需要不能满足，那就是要求“被需要”。在大自然的完全沉默中，人就像一个句子的中间部分，他的全部理论好像是一些点，表示他被孤立在他自己的自我中。同所有其它需要不一样，“被需要”的需要，是使别人得到满足，而不是自己得到满足。它是满足超越欲望的欲望，是满足渴求的渴求。一切需要都是单方面的。 我们饥饿的时候需要食物，然而食物却不需要被吃。 美的事物吸引着我们的心；我们感到需要了解它们，但它们却不需要被我们了解。 大部分生存正是被限制在这种单面性（ｏｎｅ—ｓｉｄｅｄｎｅｓ）中。 仔细审视一下一个鲁钝的头脑，你会发现，它总是试图根据自我的尺度来切割现实，似乎世界是为了取悦于某个人的自我才存在。 我们每个人同物的联系比同人的联系更多，而且即使在与人打交道时，我们也把人看作物，看作工具，看作是对我们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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私人目的有用的手段。 我们很少把人当作人来对待！我们都渴望着利用和占有。 只有一个自由的人才懂得，实存的真正意义只有在奉献，在给予，在面对面地和一个人相遇时以及在满足更高的需要时才能体验到。我们的一切经验都是需要，一旦需要得到实现，这些经验就消失了。 但是，事实是，我们的实存也是一种需要。 我们是组成需要的材料，我们渺小的生命被意志所包围。 长期存在于我们的生命中的既不是激情，也不是喜悦，既不是欢快，也不是痛苦，而是对需要的满足。 长期存在于我们身上的不是我们求生的意志。 有一种对我们的生命的需要，在生存中我们满足这种对生命的需要。 长期存在的，不是我们的欲望，而是我们对那种需要的满足。 这是一种同意而不是冲动。 我们的需要是暂时的，而我们被需要则是长久的。灵魂中所发生的一切现象，最容易衰亡的是欲望。 它们像水生植物一样，在遗忘的水中成长，急于神秘地消失。 消亡的意图是欲望所固有的；它维护自己的目的在于被熄灭。在得到满足后，它自己唱着挽歌，走向灭亡。并不是全部人类行为都具有这种自杀性意图。 思想、概念、法律、理论，自产生起就有延续的意图。 比如，一个难题得到了解决，并不会因此而无关紧要了。 延续的意图、把握可靠根据的努力、形成具有永久说服力的概念，这些都是理性所固有的。因此，我们之所以充分认识到实存的暂时性，并不在于对观念进行推敲，而在于对一个人的内心生活进行考察，在于发现一度热烈珍爱的需要和欲望的终点。然而，人的这种认识却是十分模糊的。 因为，尽管除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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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存的暂时性以外人对什么都不能确定，他也不会甘心仅仅是欲望的载体。在一块岩石上行走，每走一步岩石就在身后破碎。 人虽然预料到岩石不可避免的破碎会结束他的行程，但仍难以克制自己强烈的愿望，迫切想知道生命是否仅仅是一连串重要的生理与心理过程、行动和行为方式，是否仅仅是一系列的荣辱、毁誉、欲望和情感，犹如沙粒通过沙漏一样，仅指示一次时间便永远消逝。他内心感到惊讶，难道生活不像日晷的表盘那样，比在表盘表面旋转的所有的阴影都存在得更长久？难道生活就是相互之间没有联系的许多事实的集合——被幻想掩盖着的混沌吗？
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一个人不懂得（尽管是朦胧地或偶尔地）
，生命如果不能在某种永久性的事物中得到表现，便是令人沮丧的。 我们都在寻找一种信念，相信有某种值得为之受苦的事物存在。 没有一个人不曾感到迫切希望了解某种比生命、斗争、痛苦存在得更长久的东西。人的全部追求如同他在雾中拿着小蜡烛一样是无用的、很不相称的。他倾心向善的愿望可以医治自己灵魂的创伤，医治恐惧与痛苦吗？
很明显，他的意志是通向家庭不和的大门，他善良的愿望在延续一阵之后便陷入虚荣的污泥，犹如他生命的地平线总有一天会触到死亡。在我们良好的愿望以外，还有别的东西吗？
绝望——意识到生存是徒劳的——是一种态度，它的存在是任何心理学家都不会怀疑的。但是，我们对绝望的恐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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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徒劳的恐惧也是真实的。 人类的生命与绝望看来是势不两立的。 人是探索有意义的存在的存在，是探索存在的终极意义的存在。终极的意义不仅意味着人是整体的一部分，是伟大事物的附属，而且意味着人是对问题的回答，是对需要的满足；不仅意味着人被容忍，而且意味着他被需要，他是宝贵的、不可缺少的。 生命对人来说是宝贵的，但它仅仅对人来说是宝贵的吗？
做人的“做”不是一个中立事实的“做”
，不是“仅仅做而已”
，而是人的存在同意义的关系。既然做人是人的存在的必然需要，那么就必须区分两种思考方式。对其它事物，有可能考虑它们与意义无关的、被抛掷到尘世的纯粹存在。 对人类，就不能只考虑其存在而不考虑其意义。 我们只能根据意义来思考人的存在：要么它缺少终极的意义，要么，它显示了终极意义。正像不处身于世界之中而对世界的实在性进行推理与探索是不可思议的一样，如果不参与意义，则对意义进行思考也是不可思议的。 我们之所以关心，是因为我们被关联于其中。 因此，意义不单单是我们思考的逻辑假定；相反，正是意义促使我们去思考意义。在思考无限的宇宙时，我们可能退缩到微不足道的非实体（ｎｏｎ－ｅｎｔｉｔｙ）的位置上。 但是在思考我们的思想时，我们发现自己受到意义的奥秘的影响和包围。 人是无穷意义的源泉，而不仅仅是存在的汪洋中的一滴水。认为我们争取有意义的存在是毫无意义的要求，这不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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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难题得到解决，因为把这种要求看作是空洞的要求，这一事实本身就包含着对意义的要求。 这种看法本身就是有意义的思考，而有意义的思考离开了有意义的存在就是毫无意义的。 提出任何问题，甚至问“这种对意义的探求是否是空洞的要求？”也包含着这样的前提，即生活是有意义的，探索人的生活的真理是有价值的。对有意义的存在的关切是做人所固有的——它是强大的、基本的、发人深思的，存在于每个人的内心；而对争取有意义的存在的可能性表示怀疑，则是派生的。 尽管在揭露过分荒唐的或迷信的要求时，它起着重要的作用，但是它的力量仍局限于推理。 它的抨击可以运用推理的武器来抑制或者削弱那超出理性限度的主张，但它无法摧毁这种主张。 任何论证都不能战胜生物本能的力量；任何怀疑主义或玩世不恭都不能摧毁深深扎根于做人的力量之中的要求。探求存在的终极关联是对实存之被需要的回答：它不是从人的本质中派生的，而是构成做人的本质的东西。 如果探讨做人的终极关联无关紧要，那么真理也就不再有价值。 如果把对最高的意义的焦虑——哲学与艺术的全部成就以此为动力——视为荒唐可笑，那么做人就意味着发疯。 不过，问题在于：什么更应当被称作发疯，是对意义的求索还是把这种焦虑斥为发疯的指责？清除人类的灵魂所关切的事，宣布对可尊敬的事物的求索是错误的和荒唐的行为，宣布对意义的探求是无意义的，以及宣布所提出的问题是无关紧要的，等等，这能够医治人类的灵魂吗？
人的头脑难以证明，做人是一个具有无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