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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此我觉得雪芹卒年这段公案，可以宣告解决了梅挺秀的《曹雪芹卒年新考》发表后，《红楼梦学刊））1981年第二期披载了徐恭时的《文星陨落是何年——曹雪芹卒年新探》一文，表示同意梅文对脂批的分解和“壬午除夕”系批语署年，做了大量补充论证，使此一卒年新说更加坚实，并具体推断雪芹卒于乾隆甲申年仲春二月十八日春分节之际。。本来壬午也好，癸未也好，甲申也好，相差不过一两年，即使没有确定下来，也不影响对曹雪芹生平的理解和对《红楼梦》的评价，但对红学考证来说，确定不下卒年总是一件憾事。现在确定下来了，即曹雪芹卒于乾隆甲申（1764年）年春天，红学爱好者可以无憾了。
第二部分：红学与曹学红学考证的范围及不平衡性（1）
红学考证的范围，胡适最早提出的是作者、时间、版本三项，周汝昌再加以具体化和理论化，确认曹学、版本学、脂学、探佚学为考证的主要对象。现在材料危机在曹学上表现得最为明显，版本学、脂学、探佚学三个方面还有一定的回旋余地。胡适、俞平伯、周汝昌开始做红学考证的时候，《红楼梦》的早期抄本有的没有出世，有的虽然出世了，但珍藏在个别学者手中，绝大多数研究者无法窥其奥秘。现在己卯本、庚辰本、甲戌本、梦稿本、舒元炜序本、戚序本已经影印出版；蒙古王府本、梦觉主人序本、郑振铎藏本、南京图书馆藏戚序稿本，有的有复印件，有的可以供研究者借阅；连红学界企盼已久的苏联列宁格勒藏抄本，中华书局今年也影印出版了。除“迷失”的南京靖应鹃藏本尚待追寻，已经知道的脂评系统的《红楼梦》抄本，大多数都比较容易看到，有的已做到学者人手一册，这为版本研究提供了方便条件。
因此之故，七十年代中期以后，版本考证出现了小小的热潮，仅1975年至1985年共十年的时间，各学术刊物发表的关于《红楼梦》版本的论文就有一百三十篇之多，台湾、香港地区的数字还没有包括在内。研究版本问题的专著，出版了多种。1975年，吴恩裕、冯其庸两先生根据己卯本《石头记》避“祥”字、“晓”字讳，考订该抄本系怡亲王府的藏抄本吴恩裕、冯其庸：《己卯本散失部分的发现及其意义》，载1970年3月24日《光明日报》。，为版本研究开了新生面。不久，冯其庸的对己卯和庚辰做综合比较研究的《论庚辰本》问世了冯其庸：《论庚辰本》，上海文艺出版社1978年版。，这是《红楼梦》版本考证的第一本专著。当曹学陷入危机的时候，版本学却出现了生机，这种情况说明，考证派红学多少还保留一种在对象上的自我调节机制，使它不至于一下子走入绝境。
而从作品本身出发的文学考证，也还有进一步发挥的余地。1969年宋淇撰有《论“冷月葬花魂”》一文宋淇：《论“冷月葬花魂”》，载《明报月刊》1969年第40期。，参照各早期抄本文字的异同，考析黛玉、湘云联句的规定情境，以及黛玉《葬花词》已有“知是花魂与鸟魂”句，第三十七回黛玉《咏白海棠》也用于“借得梅花一缕魂”，说明流传已久的“冷月葬诗魂”实应作“冷月葬花魂”。考论得甚具说服力。因此可以说，研究红学而采取文学考证的方向，就不会存在危机问题。
至于版本学，是和脂学、探佚学联系在一起的。研究版本，特别是研究早期抄本，必然要涉及脂批。现在看到的己卯、庚辰、甲戌、戚序本、梦觉主人序本、蒙古王府本、梦稿本前八十回和列藏本，保存下来的回数多寡不同，上面带有批语则一。批语多数没有署名，但署名的批语为数也不少。主要的批家是脂砚斋和畸笏叟两个人，此外还有梅溪、松斋、鉴堂、玉兰坡、绮园、立松轩等。加批的形式，有眉批、行间批、双行夹批及回前总评和回末总评。现存早期抄本中，以庚辰本和甲戌本每个单位面积的批语最多。因为都是过录本，辗转相抄的结果，不仅正文异同互见，批语也多有增删或者经过重新整理。最明显的是庚辰本和甲戌本，后者的许多批语都是在前者的基础上整理而成。梦觉主人序本的批语最少，到第十九回，抄录者索性声明：“原本评注过多，未免旁杂，反扰正文，删去以俟观者凝思入妙。”由批语的多寡和整理情况，可以判定不同的版本过录时间的早晚。批语的内容，有的是艺术评论，有的是思想观点的发挥，有的感叹自己的身世遭际，有的探求《红楼梦》创作的最初生活依据，包括一言、一事、一个情节以及一个人物的来历；有的则提示出八十回以后若干情节的线索。批语的特点，是感情贯注而浓烈，仿佛书中描写的事情都是批书人和作者共同经历的一般，经常边批边失声痛哭，甚而至于哭得“血泪盈腮”。而且批书人在一定程度上参与了《红楼梦》的创作过程，他们是批者、抄者兼述者。曹雪芹哪些地方写得真切，就加批语：“真有是事”、“真有是语”，或更具体地写道：“是语甚对，余幼时所闻之语合符，哀哉伤哉！”早期抄本一般都题名为《脂砚斋重评石头记》，甲戌本第一回且有“至脂砚斋甲戌抄阅再评仍用《石头记》”的记载，可见批书人在《红楼梦》写作中占有的地位。
脂砚斋和畸笏叟，原来以为是一个人的两个化名，靖本第二十二回的一条批语说：“前批知者聊聊。不数年，芹溪、脂砚、杏斋诸子，皆相继别去。今丁亥夏，只剩朽物一枚，宁不痛杀。”自称“朽物”，当系畸笏之批，而脂砚已先他而去，说明不是一个人。但脂砚斋是谁？畸笏叟是谁？一直是悬而未决的问题。没有一个红学家不想获得这个问题的答案，说法已有种种，多系猜测，不能证实。研究者有的认为畸笏是曹赵冈认为畸笏叟是曹，也就是第一回卷首列书名一段文字里标出的吴玉峰。见《红楼梦新探》第173页至第177页。戴不凡在《畸笏即曹辨》中亦持此说，参见拙编《红学三十年论文选编》下卷第290页至第331页，百花文艺出版社1984年版。，庶几近之。至于脂砚，即使猜测，目前也物色不到合理的对象。
第二部分：红学与曹学红学考证的范围及不平衡性（2）
研究《红楼梦》早期抄本和这些抄本上的脂批，有助于了解《红楼梦》的写作和成书过程，对深入理解这部作品的思想性质和艺术表现特征，具有重要意义。脂批提供的八十回以后的有关情节的线索，为研究雪芹的原稿和改稿以及“后三十回”的内容，准备了有利的条件。于是才有所谓探佚学。佚者，指的是曹雪芹想写而没有形诸文字，或者写了，被后人篡改和丢失的那部分《红楼梦》内容，主要是涉及书中人物结局的一些情节。探佚可以把雪芹原著和程、高补作区别开来。周汝昌说：“研究《石头记》版本，是为了恢复作品的文字，或者说‘文本’；而研究八十回以后的情节，则是为了显示原著整体精神面貌的基本轮廓和脉络。而研究脂砚斋，对三方面都有极大的必要性。”周汝昌：《石头记探佚·序》，山西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这是他对版本学、探佚学和脂学三者关系的概括。
毫无疑问，这三方面的内容为《红楼梦》研究打开了一个新天地，是研究许多其他作家和作品所没有的天地，考证派红学可以在这个天地里大显身手。俞平伯先生的考证，侧重的就是这方面的内容。红学考证一个时期集中在曹雪芹的家世和生平上，对版本、脂批、续书的研究显得很不够。特别是脂批，研究者人人都在引用，但迄今为止，并没有人进行全面的、系统的研究和考证，例如从内容到形式把全部批语一一加以分类，理清楚有署名的多少条，没有署名的多少条，虽没有署名但可以考出批主的有多少条，其中脂砚斋多少，畸笏叟多少，起止时间怎么区分，哪一年批语最多，不同的版本批语如何变化等等，现在还缺少这种一目了然、“一网打尽”的研究脂批的文章和著作。俞平伯的《脂砚斋红楼梦辑评》和陈庆浩的《新编石头记脂砚斋评语辑校》两书俞平伯的《脂砚斋红楼梦辑评》，上海文艺联合出版社1954年初版，1960年修订后改由中华书局再版；陈庆浩的《新编石头记脂砚斋评语辑校》，有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79年版。，诚然给研究者带来许多方便，搜求之功令人赞佩，只是仍感到资料价值多于研究成果。红学考证在这方面主要是做得不够，还没有发生曹学面临的那种严重的材料危机。
不过话说回来，考证版本，研究脂批，探讨原稿和续作，同样是有局限的，即使暂时没发生危机，也有个材料不足的问题。版本就是那些版本：早期抄本共有十二个，除靖本外，都可以看到了。靖本正文无以得见，批语已传抄出来。很难设想会突然又冒出一个本子，即使有此奇遇，估计那面貌与已有的十二种不过是大同小异。脂批就是那些脂批，提供的八十回以后的线索也就那么多。总之材料就是这些材料，如果没有新材料出现，对这些材料的整理、研究、阐释，不会永无止境。它不同于研究作品本身的艺术创作经验，可以因时、因人、因境产生不同的体验，因而保持永久的魅力。考证要靠材料说话，严格地说，科学考证主要是求得不容别诂的证据。推理、猜测、估计，偶一用之可以，始于推理、猜测、估计，止于推理、猜测、估计，则不可。只不过红学考证有其特殊性，由于资料过分缺乏，一些合理的推理、猜测、估计，也能引起人们的兴趣，有时便不以严格的考据学的标准来要求了。可是做红学考证的人，自己不能以此为满足，应该承认材料不足给考证带来的局限性。
到目前为止，红学考证走过了六十多年的道路，应该解决而没有解决的问题远比解决的问题要多得多。这就是它的局限所在。曹雪芹的生父到底是谁？脂砚斋是哪一个？《红楼梦》后四十回是谁作的？红学产生之初提出的问题，六十年后的今天仍无确定的答案。最不幸的是，一些接近解决的问题，又为重新分析现有材料提出的新说所动摇，比彻底否定还令人难堪，因为这说明原来立论基础的薄弱。偶尔有新材料出来，未及运用，就因真伪问题打得不可开交。可以说，在红学考证的范围里，很少有大家一致接受的结论。连作者是不是曹雪芹，意见也没有完全统一，怀疑论者非但没有减少，反而有增加的趋势。考证派红学的兴旺时期已经成为过去，现在有点像《红楼梦》里的贾府：“外面的架子虽未甚倒，内囊却也尽上来了。”
梁启超论历史上的学术思潮，分为四个时期，即启蒙期、全盛期、蜕分期和衰落期。他说蜕分期的特点是：“境界国土，为前期人士开辟殆尽，然学者之聪明才力，终不能无所用也，只得取局部问题，为窄而深的研究，或取其研究方法，应用之于别方面，于是派中小派出焉。而其时之环境，必有以异乎前；晚出之派，进取气较盛，易与环境顺应，故往往以附庸蔚为大国，则新衍之别派与旧传之正统派成对峙之形势，或且骚骎乎夺其席。”②《清代学术概论》，《梁启超论清学史二种》第2至第3页，复旦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衰落期的特点是：“其时此派中精要之义，则先辈已溶发无余，承其流者，不过捃摭末节以弄诡辩。且支派分裂，排轧随之，益自暴露其缺点。环境既已变易，社会需要，别转一方向，而犹欲以全盛期之权威临之，则稍有志者必不乐受，而豪杰之士，欲创新必先推旧，遂以彼为破坏之目标。于是入于第二思潮之启蒙期，而此思潮遂告终焉。”②考证派红学的现状，既有蜕分期的特点，又有衰落期的征候，比较起来，更接近衰落期。老红学家俞平伯先生认为：“有关红学考证，因历年来有关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