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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然这是作者转换角色的位置，让宝玉站在作者的立场，接受芳官亦即读者的反讽。“鼓唇摇舌”、“自己开心作戏”云云，不是指作者而何？难道不正是作者一面“自己开心作戏”，一面又一再声称他的书，“凡伦常所关之处，皆是称功颂德，眷眷无穷”吗？因此第六十三回这一段描写，可以说是表现作者反满思想的特笔。
如此说可信，则对索隐派红学的有些观点又当刮目相看了。笔者最近读到一篇《悼红四题》已刊于1988年第4辑《红楼梦学刊》，读者可参阅。，认为《好了歌注》含有讽清吊明的意思，《嫡词》是写明清在山东青州的最后一役，运用史料进行具体分析，至少可备一说。总之《红楼梦》有没有反满思想，是红学的一个绝大的题目，至为重要，作为红学的一桩公案，历来为研究者所注意，对此一问题的探讨，将把对《红楼梦》思想倾向和思想性质的研究引向深入。
第四部分：红学观念与红学方法的冲突红学公案—六十四、六十七回的真伪问题
《红楼梦》早期抄本中，庚辰本缺第六十四、第六十七两回，八十回中，只有七十八回；己卯本存第一至第二十回、第三十一至第四十回、第六十一至第七十回，第六十四、第六十七两回系抄配；甲戌、舒序、郑藏本系残本，不知道第六十四、第六十七两回原来的有无；其他早期抄本则都有这两回。所以程伟元、高鹗在刊行百二十回本的引言里说：“是书沿传既久，坊间缮本及诸家所藏秘稿，繁简歧出，前后错见。即如第六十七回，此有彼无，题同文异，燕石莫辨。”因此流传下来的第六十四、第六十七两回的真伪，即是否曹雪芹原作的问题，就成为红学考证的对象了。
己卯本第六十四回的回目为：“幽淑女悲题五美吟，浪荡子情遗九龙巩。”第六十七回的回目是：“见土仪颦卿思故里，闻秘事凤姐讯家童。”回未有小注：“《石头记》第六十七回终，按乾隆年间抄本，武裕庵补抄。”这两回书，上承第六十三回，下接第六十八和第六十九回，中间有第六十五、第六十六两个回次，共七回多的篇幅，写的都是“红楼二尤”的故事。如果抽出第六十四、第六十七这两回，“红楼二尤”的故事，在时间上是相接的，但如插入第六十四、第六十七回的情节，便使这段纪历乱了套。所以有的研究者认为，这两回书中的某些故事情节简直是拦路虎。特别是第第六十七回，叙事松弛，写来拉杂，有的段落如袭人在园中数说祝婆子、宝钗命莺儿往凤姐处送礼，使人感到笨拙。周煦良即据此断定第六十七回是伪作周煦良：《红楼梦第六十七回是伪作》，载1961年9月9日《文汇报》，参阅拙编《红学三十年论文选编》下卷，第203至第210页。。
持相反意见者则认为，戚序本、梦觉主人序本第六十四回有脂批：“《五美吟》与后《十独吟》对照。”这说明批者看到了书的全稿。靖藏本第六十七回前面也有批语：“末回‘撒手’，乃是已悟；此虽眷念，却破谜关。是何必削发？青埂峰证了前缘，仍不出士隐梦中；而前引即〔湘莲〕三姐。”也是从全书着眼，因而认为这两回不可能是伪作。对庚辰、己卯本独缺这两回，认为是传失的结果，后来又找到了，其他各本才得以保全，己卯本后来才能补齐宋浩庆：《红楼梦第六十四、六十七回辨》，载《红楼梦学刊》1979年第1期。。另外的研究者，也有的认为，第六十四、第六十七两回与前后在时间衔接上有矛盾，是由于作者在某次增删中增写了第六十八、第六十九两回，充实和发展了“红楼二尤”故事的情节内容，致使第六十四、第六十七两回曾经一度被作者抽出来进行改写，这便是造成己卯、庚辰缺此两回的原因。
当然以上种种说法，只能说是分析和推测，都不能提供出为什么己卯和庚辰两种早期抄本独缺这两回的直接证据，因此《红楼梦》第六十四、六十七两回书是否雪芹原著这段公案，至今并未获得解决。
第四部分：红学观念与红学方法的冲突红学公案—甲戌本《凡例》出自谁人之手
《红楼梦》早期抄本中，惟独甲戌本卷首有一篇《凡例》，共五条，计七百一十字，内容包括介绍《红楼梦》各种不同书名的来历，指出书中写帝王所在的京都时使用的特殊称谓，说明《红楼梦》描写的重点是“着意于闺中”，声明《红楼梦》不干涉朝廷，以及解释第一回回目的含义，引用作者的话阐明作书缘起等；另外还有一首七律：“浮生着甚苦奔忙，盛席华筵终散场。悲喜千般同幻渺，古今一梦尽荒唐。漫言红袖啼痕重，更有情痴抱恨长。字字看来皆是血，十年辛苦不寻常。”
《凡例》的体例很不统一，内容亦有自相矛盾之处，第五条系第一回的题解性质，其他诸脂评本也都有，只是抄写款式不同，文字亦微有出入。因此《凡例》似不出自同一人的手笔。有的研究者主张第五条为脂砚斋所写，另外四条是后人补上去的。也有人认为《凡例》是脂砚斋所写，后来被删去了一至四条，剩下的第五条便成为庚辰、梦稿、戚序等本第一回的回前总评。这样说须有一个假定，即甲戌本确为抄本的最早者。潘重规即认为甲戌本最早，并推断《凡例》系曹雪芹、脂砚斋以前的人所写。但很多红学考证专家不赞成潘说，反而认为甲戌本最晚，所以才有商业性质的《凡例》，因此怀疑是书商所拟作。当然也有人认为《凡例》是曹雪芹自己所写的。为了这篇《凡例》，胡适、俞平伯、吴世昌、潘重规、冯其庸、赵冈、周策纵等红学专家，都发表过意见或撰写了专文。
然而《凡例》究竟是谁写的？至今无法定谳，仍然是一桩有待探考的红学公案。此一公案涉及到甲戌本底本的年代问题，对弄清楚《红楼梦》早期抄本的版本系统大有助益。
公案之六：《红楼梦》的版本系统
现在已发现的属于脂评系统的抄本计有十二种，即甲戌本、庚辰本、己卯本、梦稿本、舒元炜序本、戚蓼生序本、梦觉主人序本、郑振铎藏本、蒙古王府本、南京图书馆藏戚序本、列宁格勒藏抄本、靖应鹃藏抄本。除靖藏本不幸“迷失”，其他诸抄本，大部分已经影印出版，连列宁格勒藏本也于去年由中华书局影印行世了。
但对这十二种抄本的研究是很不够的，文章虽然发表过不少，专书亦时有出版，但距离理清这些版本的系统还相去甚远。可以说，在《红楼梦》的版本系统问题上，迄今为止，还是言人人殊，无以定论。往往一说即出，很快就遭到反驳，而反驳者自己，也不一定坚信己说。特别是版本演变和《红楼梦》成书过程的关系，现在还未能找到大家都基本认可的说法。更不要说不同版本中的脂批的比较和研究，仍有待于研究者做出进一步的努力。至于这些版本的时间顺序，简直是个谜。甲戌本名称的不妥，许多研究者都指出了，因为上面有丁亥年的批语，当然不可能是乾隆十九年甲戌的本子。但仍有不少研究者，包括胡适，坚决认定甲戌本是“海内最古的红楼梦抄本”。己卯本和庚辰本的关系，因观点不同，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了冯其庸和应必诚各自一本专著。戚序本，也有很早和很晚两种截然相反的说法。
总之，《红楼梦》的版本系统，即使在红学专家面前，也还是个谜，因此只能成为聚讼不已的公案，诱发人们继续研究下去。
第四部分：红学观念与红学方法的冲突红学公案—曹雪芹的籍贯
曹雪芹的籍贯，研究者中间有丰润和辽阳两说。丰润说为周汝昌所力主，《红楼梦新证》增订版第三章对此考论甚详，并附有《丰润曹氏世系表》。周汝昌之前，李玄伯于1931年在《故宫周刊》发表《曹雪芹家世新考》里，已提出曹家的原籍是河北丰润李玄伯的《曹雪芹家世新考》一文，载《故宫周刊》第84期，1931年5月16日出版。。所据以立说的材料，为尤侗的《松茨诗稿序》一文，其中说：“曹子荔轩，与余为忘年交，其诗苍凉沈郁，自成一家。今致乃兄冲谷薄游吴门，得读其《松茨诗》，则又体气高妙，有异人者。信乎兄弟擅场，皆邺下之后劲也。余既交冲谷，知为丰润人。”冲谷即曹，曹寅《楝亭诗钞》中涉及冲谷及其二兄曹的诗共六题二十二首，有“卯角”、“骨肉”、“伯氏”、“仲氏”、“夜雨床”一些遣词用典，周汝昌认为“无一不是兄弟行的字眼”。尤其《楝亭诗钞》卷二的《松茨四兄，远过西池，用少陵“可惜欢娱地，都非少壮时”十字为韵，感今悲昔，成诗十首》一诗，第三首有“恭承骨肉惠，永奉笔墨欢”句，连阎若璩的《赠曹子猷》诗注里也加以引用。“总不会是本有他解而被我们误认作指兄弟的”，所以周汝昌断言，曹寅和曹绝不是“同姓联宗”，而是有“骨肉”关系的血统兄弟。那么，曹即冲谷既然是丰润人，曹寅当然也就非丰润莫属了周汝昌：《红楼梦新证》（增订本）第111页至第121页。。
然而问题就出在这里。冯其庸先生为了弄清楚曹家的籍贯，查阅了有关曹家谱系的大量资料，包括明、清两朝修撰的《丰润县志》，发现由曹的父亲曹鼎望“监修”的丰润曹谱根本不载曹雪芹祖父这一支。冯其庸写道：
据曹寅的诗集里可以得知曹鼎望的第二子曹及第三子曹，都是与曹寅有很深的交往的，曹寅的诗集里留有涉及他们的诗多首。从这些诗句看，他们是很小的时候就在一起的。这就是说第六次重修丰润曹谱的“监修”曹鼎望的两个儿子都是曹寅的至交， 因此曹鼎望对曹振彦、曹玺、曹寅一家是必然很了解的。这里就产生了这样一个问题，既然丰润曹氏宗谱的监修者曹鼎望对曹振彦、曹玺、曹寅这一家关系很密切，如果曹寅一家确是丰润曹分出到辽东铁岭去的，曹玺、曹寅的东北籍贯确是铁岭，曹寅与曹冲谷、宾及等确是同一始祖分支下来的，那末曹鼎望在监修此谱时为什么把这一支就在眼前的同宗兄弟不编修入谱而要排除在这个谱外呢？冯其庸：《曹雪芹家世新考》第171页至第172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
这问得确实不无道理。而且不仅如此，清康熙三十一年曹鼎望参加撰修的《丰润县志》，也只字不提曹寅。甚至连扬州仪真人曹仪也被编入这部县志，仅仅因为他曾被封为“丰润伯”。原籍丰润，于崇祯二年出关的曹邦一支，也列入县志。于是冯其庸又问道：“既然扬州的曹仪可以编入县志，既然由丰润分出去的曹邦也可以编入县志，那么，现任内务府江宁织造的曹寅以及他的一家，如果说他的祖籍确是‘丰润’的话，为什么不能编入县志呢？难道他的声望、地位还不够格吗？”这问得同样有理。所以冯其庸说：这种现象没有别的解释，就是曹雪芹的祖籍确实不是丰润，他们这一支不是明朝永乐以后由丰润出关的曹端广的后人冯其庸：《曹雪芹家世新考》第183页。。
冯其庸根据《五庆堂重修曹氏宗谱》，认定曹雪芹上祖的籍贯是辽东的辽阳和沈阳，始祖为曹俊，属于宗谱上的第四房。但“曹俊其人究竟原籍何处，则是悬而未决的问题”同上，第189页。。而周汝昌称，他所探讨的并不是曹氏祖籍为辽阳问题，因为这是大家都知道的，而是指“辽阳的曹氏到底是土著还是移民”周汝昌：《红楼梦新证》第119页。。这样看来，关于曹雪芹上祖的籍贯这段公案，似乎并未最后解决。何况，红学家中对《辽东曹氏宗谱》的真伪问题还存在一些不同看法，特别宗谱中四至八世“谱失莫记”，至九世才列曹锡远，这种“五世空白”的情形一时难以得到圆满的解释，更增加了问题的难度。
第四部分：红学观念与红学方法的冲突红学公案—曹家的旗籍问题
曹雪芹上祖的籍贯固是一红学公案，其所隶之旗籍，也是长期聚讼不已的问题。胡适在《红楼梦考证》中提出曹雪芹是“汉军正白旗人”，应当说所依据的材料是充分的，因为清代的许多官书如《四库提要》、《清史列传》、《清史稿》，以及《雪桥诗话》，《八旗文经》、《八旗画录》等私家著述，都无一例外地这么说。
可是问题也随之而来。周汝昌说：“其实‘汉军’二字是大错的。”他认为曹家不是汉军，而是“满洲旗人”，“曹寅、曹雪芹决不能再与汉人一例看待”。《红楼梦新证》“籍贯出身”章对此申论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