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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16-最"危险"的总编辑-第2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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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像预期的一样,可因和沙因查禁美国新闻处的一本书是怀特的《中国响惊雷》。我们都告诉怀特,要把这看成是一种荣誉,直到他向我们指出,每月一书俱乐部那时正要考虑把他的新书《火中余烬》评为主打书,可是这家俱乐部不愿意冒险选择一个曾经被查禁作家写的书。怀特当时是《报道者》杂志的通讯记者,他一直过着半饥不饱的生活,尽管他生活中需要钱,但他却从来没以此作为理由来要求点什么。    
    我曾经替怀特起草过一封给道格拉斯•;狄龙的电报,去索取他的签名同意。狄龙当时刚刚被艾森豪威尔总统任命为新任驻法国大使。我们在北约欧洲盟军最高司令部、美国驻欧洲部队司令部、教育文化事务局等机构让怀特的记者证重新获得通过。在此之前,德怀特•;D•;艾森豪威尔总统、同盟国空军欧洲指挥官劳里斯•;诺斯戴德和埃夫里尔•;哈里曼制定了一系列严格的审查制度。埃夫里尔•;哈里曼当时是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狄龙做出了,我迄今为止所知的最为大胆的外交姿态,他将我能够阅读的材料解密等级从“高级机密”提升到“仅供国务卿查阅”,并且让人高兴地推动了那本书尽快解禁。


《最“危险”的总编辑》 第三部分巴黎——我的新闻随员生涯(4)

    问题解决了,《火中余烬》被每月一书俱乐部评为主打书,怀特和南茜在告别宴会上终于买得起鱼子酱了。此后,怀特成为了一名富有才华、勇于探索的政治历史学家。    
    在我的经验中,这种勇敢和冲动并不多见。我从来没有真正得到过外交家们的信任,因为我相信,考虑到种种情况,新闻随员必须诚实地回答问题。这一处世之道给我找了麻烦。当时我意识到,不管什么时候美国驻莫斯科的记者往国务院发了一份备忘录,苏联人就永远会召集一次会议,往记者们的耳朵里塞满对自己有利的外交言辞。当时美国的政策是不对这些备忘录发表任何评论,所以世界上有很长一段时间,人们所听到的,都是经过共产主义者巧言修饰后的新近外交动向。    
    不发表评论的政策看上去就和不爱国没什么两样。因为美国驻莫斯科大使波伦,也把美国驻巴黎大使馆列到了收信人列表里,我们能收到那些备忘录和他自己的分析,我也有机会读到了这些东西。他的电报无一例外地都指出了苏联政府的阴谋诡计,并且介绍了与苏联说法相冲突的情况。我开始向询问的记者提及这些事实。记者们也开始询问我更多的情况,因为我的答案让他们感到满意。所以突然一下子间,有关苏联政府的内幕消息就出现在了电台的广播中,出现在报纸上,并且还注明了这些短评来自巴黎。    
    国务院对这一情况也提出了抱怨,是个人就知道是美国驻法国大使馆走漏了风声了。也没花多久,怀疑的焦点就落到了我的身上。我可没有自首。但是有一天狄龙大使问我道:“是你吧,别告诉我说不是?”我承认了,并且还说出了理由。狄龙笑了,甚至还点了点头。但是,他说我们最好最近别这么干了。当时在大使馆的各个部门之间,大家都只想着怎么明哲保身,没多少人有什么创新精神。外交工作的需要让我来到了巴黎,但是我知道很明显我在这个领域里不会再有什么发展了,使馆和我对此都心知肚明。    
    我对巴黎和法国都满怀深情。那里物价很低,要是在黑市上用美元换法郎的话,物价就更低。那里的生活和美国是截然不同的,让人非常兴奋。酒和食物都是最好的。我当时的收入是8500美元,那里有上百家不错的小餐厅,花上一个多美元,就能在餐厅里吃上顿精致的午饭,还能喝上杯葡萄酒。我也不能不提一句法国的女人,不管是在咖啡馆或是在街上碰到的,也不管貌若天仙还是长相普通,她们都会怀着自信和兴趣把你上下打量一番。而经历家族几代人的传统,我是一个容易压抑自己的人,这一点看上去是如此复杂和让人生厌。    
    每一周,琼、本和我都会离开巴黎市区,到不同的地方去游玩。我们会在公园野餐,会去沙特尔观光,会去罗亚尔河谷品尝美酒。我们和麦奎德一起在诺曼底消磨了整个夏天。我们还在周末去过伦敦、日内瓦和德国。我当时确定我还能说些德语,因为我之前用德语做过很多年的祷告。但是当我在莱茵河谷,花了一个小时,才从一个英语说得很溜的人手上租了辆自行车时,我才最终意识到我已经不会说德语了。    
    我们去法奥交界处的阿尔卑斯山滑雪。我真不相信世上会有如此美丽的景致,皑皑白雪覆盖着陡峭的山梁,我感觉自己是坐电梯而不是坐缆车上去的。在那里,你能够站在山顶上,手握滑雪杆,下面是上千米深的峡谷,你可以指点江山,然后纵身跃下,你整个人都会陶醉其中。在一次旅行中,我们和一对来自荷兰的夫妇相识了,我也拜倒在了那位美丽的“M”夫人裙下。那几天,在山上,我一直追随着她的芳踪。结果,一天下午,大家都去滑雪去了,我们也就顺便上了个床。又一次的不计后果,又一次的不加考虑,我一直想知道为什么我没有受到更多的良心谴责。    
    而立之年的我在男女情事上依然懵懵懂懂。我比那些满脑子想着怎么泡女生的青春期男孩要好得多,但是也没好到哪里去。当然,在面对那些觊觎着我,想和我享鱼水之欢的女人时,我的定力依然十分有限。而当我真的遇到一两个投怀送抱的女人时,往往会让她们得逞。    
    琼和我现在更多的像是朋友,而不是爱人。我们都很怀念二十出头的那段一起成长的日子。对于任何关系来说,共同成长都是十分关键的。我俩的关系在巴黎没有任何好转,我每天琐务缠身,而琼每天都郁郁寡欢。在1953年探亲假前几个月的时候,我们还决定试着分居看看。    
    她和本尼搬回到华盛顿居住,我几个月后回去和他们呆在一起。我把探亲假的大部分时间都用在陪伴朱利叶斯•;夏伯和琼了,有时也会独自待着。我去国会山听了麦卡锡的听证会。当一个半月后,我又要重返巴黎时,我的心里依然充满了对冒险的冲动,而琼的心里却不再有这种感觉了。我在国务院混得很好,完全不想回家来干。所以,我们还是一同回到了巴黎。因为我们害怕会就此辞职后,会找不到其他谋生手段,凄惨地面对不确定的未来。    
    我广开耳目,想在新闻界找份工作。我本来就属于这个圈子,我连老东家《华盛顿邮报》都问了,它当时仍然没有派驻国外的新闻采访人员,我的努力没有成功。我对《纽约先驱论坛报》巴黎版感兴趣,但是没有薪水,他们对我也没什么兴趣。《展望》杂志的法国办事处主任比尔•;阿特伍德在考尔斯那儿找了份更高的职位,马上就要回国了。我有很大地希望拿到他留下来的职位,但是爱德•;科里抢占了先机。    
    回到巴黎后,我和琼迎难而上。大使馆里的工作大部分都是些无聊的活。我们要参加鸡尾酒会,但不是为了娱乐,而是为了工作。我们经常要去等待入场的长龙后面,将宾客给接过来,让他们融入酒会的气氛,陪他们聊上会儿天。要想发现个有趣的人的机会太小了,除非你会觉得那些法国的女伯爵们有意思。她们往往其实是出生在芝加哥的爱尔兰后裔,在两次大战之间跟妈妈一起来到法国,为自己赢得了个爵位。真正有趣的人才不会来应付使馆的这些玩意呢,他们有更好的事情可以做。    
    我和琼从大学街的寓所搬了出来,搬到了西提岛和巴黎警察总局相隔不远的一幢房子里,透过十四扇窗户,我们可以眺望塞纳河左岸的风光,这里离司法宫也就相隔一个广场。我们在那里度过了一个很棒的新年晚会,每个人都化装成了流氓。女士们都穿着滑到腰间的黑色缎裙,男士们都穿着横条纹的水手衫。我们前一天晚上去了蒙马特里区去找合适的乐手,最后我和克劳德•;德克莫拉里找到了一个很不错的手风琴师,一个鼓手和一位性感的女号手。克劳德•;德克莫拉里是战时法国首相保罗•;雷诺的特别助理和智囊。他是个长期支持激进社会主义的政治家。他“为了”我们的新年晚会,而在司法宫附近布置了穿得五光十色的守卫,想要突然“袭击”我们,直到我们苦苦求饶,他们才会告诉我们只是想和我们开个玩笑。


《最“危险”的总编辑》 第三部分巴黎——我的新闻随员生涯(5)

    我的主要工作与法国的新闻界打交道,然后在快到中午的时候去走访美国记者。接下来自然是午餐。我通常在大使馆对面的气隆酒吧吃午饭。在那间酒吧里,伟大的山姆•;怀特几乎永远会占据着一个固定的角落。(在气隆酒吧重新装修时,他们把那个角落给切了下来,送给了山姆。)他是个生活丰富多彩,英俊潇洒而又善饮的澳大利亚人。他是伦敦《标准晚报》驻巴黎的通讯记者,深得这家报纸老板比弗布鲁克勋爵的赏识,比弗布鲁克勋爵也是个声名远播的人物。山姆对政治可不大在行。第四共和国的各届政府,因为国家议会的表决结果而走马灯似的换任。这些大事件距离协和广场以及塞纳河畔的气隆酒吧也就几百米,但是山姆仍然没有什么兴致。但是,一桩丑闻却往往会使山姆兴头十足,让他全身心地投入工作。山姆喜欢向酒吧里的男侍者路易斯打听消息,把注意力放在那些初入影坛的小明星身上,放在那些喜欢沾花惹草的政客身上,或是放在与比弗布鲁克勋爵利害相关的事情上。现在我还能想象得出他的样子,他会转过身来,尽管刚过中午,他却因喝醉了而步伐不稳,支支吾吾地说:“路易斯,给我接通玛丽皇后号轮船的电话。”过了一会,电话真的就接通了。    
    还有一个我想提及的人是《纽约每日新闻》的通讯记者伯纳德•;瓦勒里。他总是兴高采烈的,而且消息十分灵通,他将自己对巴黎的知识全都告诉了我,他还向我介绍整个法国、瑞典、俄国和日本的情况。他会说七国语言,还用法语、瑞典语和英语出版过书。我还记得有一次,墨西哥总统到巴黎来访,但是身边人不是他夫人,而是墨西哥的一名女演员。伯纳德负责采访这一新闻,回到气隆后,他轻声地说,“我当时提了这样一个问题:她是您的性伙伴吗?”    
    我在巴黎时经常和朋友打网球。欧文•;肖、小说家兼剧作家彼得•;威尔特、刚创办《巴黎评论》的乔治•;普林普顿、我在《新罕布什尔星期天新闻报》时的老朋友埃利阿斯•;麦奎德在离开巴黎前,可都是我的球友,还有一位球友是初涉文坛的小说家彼得•;马修森。我和彼得•;马修森都亲历了法国文明中的一个重要事件,即情感犯罪。这桩案件的当事人包括奥尔良市年轻有为、前途远大的市长医生皮埃尔•;奇瓦里尔,以及他那忠诚但有点呆板的护士妻子伊冯。    
    这位身兼医生一职的市长刚刚得到第一届雷内•;普列文内阁的提名,实际上他已经换上了正式服装,准备参加就职仪式。他的妻子突然来到他的身边,双膝跪地,请求他放弃这一职位,回到充满关爱的家庭中去。因为男主人会经常离开家,使得家庭生活日渐萧索。他一开始不为所动,自上而下看着她,目光中充满了蔑视。她再三哀求,也没有换得她心爱男人的一丝垂怜。最后,她在绝望中,从自己卧室的壁橱里翻出一把转轮手枪,朝丈夫开枪射击。在她还不满11岁的儿子喊着妈妈从另一间房子里冲出来时,她已经连开了四枪。为了确保儿子的安全,伊冯牵着孩子的手,把他关到楼下看门人的房间。然后她返回了血腥的凶案现场,仔细瞄准后再开了一枪。所有为伊冯哀求的人都认为她的罪行是临时起意,并没有预谋。    
    法国的媒体界疯狂了,他们毫不隐讳地大写特写警察报告、庭审报告、姐妹哭泣的感受、心理作品、小说作品,应有尽有。法国人觉得,正是他们发明了“情感犯罪”。他们打算言无不尽,他们也真的是言无不尽。全国要么就震怒,要么就因为别人的震怒而震怒。审讯从奥尔良转移到了雷姆,尽管有人担心在这位女士的家乡受审,会使得审讯结果不公。但是法国没有一个陪审团会给她定罪。两天后的法庭听证结束后,陪审员们来到了雷姆法院的一个房间,那个房间恰好面朝公共广场。成千上万的法国人在房间下拼命高喊:“好样的,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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